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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凌俊峰 在前面我们说到，班固写《汉书》，是为了“以史宣汉”，即宣扬汉王朝的功业，这样的立场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中可能为公羊家立言，婉转批评现实政治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尽管要为汉王朝张本，班固写史并没有歪曲史实，相反，他是很重视“秉笔直书”的。班固说司马迁有“良史之材”，他写的《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班固对实事求是记载历史的重视。 班固的秉笔直书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个人认为，简要说来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  班固（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一、批判汉政之严苛。 汉代取得的功业是前所未有的，“文景之治”积累了许多财富，而汉武帝向西对匈奴开战，则奠定了中国西方版图的基础，增加了中华民族与中亚、西亚乃至于欧洲的交流。但这个常常被史学家艳称的“盛世”，老百姓们究竟过得怎么样呢？班固是一清二楚的，当然，他不是自己发一番议论，说百姓如何如何，而是通过写晁错的时候借晁错的口说出来的：“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闲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我们明显看出来了，老百姓在这个“盛世”过得并不好，天天劳作，却只能勉强糊口，一旦遭遇了天灾人祸，就很难度日了，他们要卖土地、儿女才能还清欠下的债务。而卖了土地，他们就不再是自耕农了，他们只好到大户人家当奴隶，据钱穆先生研究，许多成为奴隶的人在富人的组织下从事工商业活动，比如制盐冶铁，结果他们的生活反而比做自耕农时好，这就足以证明汉代“重农”的政策是多么失败。  汉文帝（资料图 图源网络） 再看看军事政策。面对匈奴之患，汉文帝无比头疼。他向冯唐感慨：“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而冯唐却公开回答：“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 汉文帝听了这个话，觉得很尴尬，后来又问冯唐为什么要顶撞他，而冯唐说：汉文帝不能像上古王者一样信任将军，且对将士奖励太轻、处罚太重，不能鼓舞士气。这就是汉代军事政策的失败之处。 当然，班固揭露汉代政治的阴暗面，从来不是自己说某政策如何，而是借助时人的奏议、言行来反映。这样的话，一方面维护了汉王朝整体积极地形象，一方面确保了史实的记载，班固写史的确展现出了高超的技巧。所以想关注汉代政策之失的读者，尤其应该注意人物列传以及臣子们的奏议。 二、揭露统治阶级之荒淫。 握有权力的人，稍有不慎就会任性胡为，从而造成恶劣的影响。那些以严刑酷法压迫百姓、作威作福的人，自然不能得到什么好评价，比如张汤、赵禹等等。《汉书》效法《史记》的《酷吏列传》，以类相从，将这些人编入《酷吏传》，与那些依法执政、造福百姓的“循吏”们做出对比，此则体现出明显的褒贬意识。那些凶狠残暴的官吏们，即使当时能够一手遮天，但千秋之后，还是要面对历史的真实评价。 汉初分封同姓王为诸侯，本来希望他们能稳固统治，但是那些刘姓贵族们很多只会胡作非为，比如江都刘建，他杀人如麻，还霸占父亲的妻子、与胞妹通奸，又一次还让四个女子撑一支小船在湖里，他却用脚把船踩翻，四个女孩子落水，他却放任不救，直接淹死。他这些残暴的故事，记录在《景十三王传》里。  窦太后 影视剧形象（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还有那个窦太后，孝文帝的皇后，她喜欢黄老学说，有一次她召见了一个儒生辕固，问他对道家学说有什么评价。而那位儒生恰好很鄙视道家学说，也没有顾及窦太后的面子，就直接说了道家学说很差劲一类的话。听了这个答案，窦太后生气了，她把手无缚鸡之力的辕固扔到猪圈里，跟野猪搏斗，很明显想置他于死地。而恰好汉景帝知道这个书生没有什么错，偷偷派人给他一把锋利的兵器，结果危急之中，辕固一下就刺死了那头野猪。当然，窦太后也不好意思再追究这件事了。这个故事记录在《儒林传》里，反映出窦太后视人命如儿戏的残忍态度。如此的故事数不胜数，读者不妨仔细去找找。 所以，我们可以说，班固虽然一直想“以史宣汉”，但是在揭露汉朝的阴暗面上，一点也不比他宣扬汉王朝德行的力度小，这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史学家的良知。如果班固只会溜须拍马，《汉书》早就会像许多失传的书一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自然也不会在今天仍有如此大的价值。 本文为腾讯儒学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