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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才识卓出 英年早年 年纪未上20岁的王弼，对哲学问题已有了相当深度的研究。对已成为时尚的玄学思想，也作过深刻的思考。所以，年轻的王弼在当时已小有名气。有一天，王弼去拜访他的父辈裴徽。裴徽当时虽然只是个吏部郎，但在思想界却享有盛名。裴徽一见王弼，就很惊异，竟至马上把当时哲学领域的尖端问题向王弼提出来，他说。 “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世说新语·文学》）这是关于有与无、儒与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看来，当时立学对贵无的理论已经确立，但对其中纷然杂陈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用学术界尚未解决的问题去问年轻的王弼，足见裴徽对王弼的看重了。王弼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和体会，明确而又简洁地回答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文学》）圣人指孔子。玄学家既尊孔，又崇老，可见当时儒道合流的事实。王弼的回答，就照顾到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妥善地摆正了孔子与老子的地位，把儒道融为一体。他认为，无与有、本体与现象，结成了一对反复循环的关系。“无” 不可以直接训说，必须通过“有”来阐明。孔子由于对“无”有了深刻的体验，尽管从不说“无”而只谈“有”，但处处都揭示了那隐蔽着的宇宙本体——无。而老子对“无”直接训说，却只停留在“有”的现象领域，而不能上升到高层次的体 “无”的境界。这就把前辈学者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起以无为本，现象与本体相结合的哲学体系。从王弼胸有成竹的回答来看，他已对老子作了深人的研究，并对《老子》作了注。 这件事很快就在学术界传开了。不久，倡导玄学的首领、任吏部尚书的何晏，本来早已提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却未能解决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还本注释完《老子》一书，一听到这消息，就迫不及待地亲自去见王弼。年轻的王弼面对有名的何晏，毫无忌讳地将自己注《老子》的主要思想讲给何晏听。这一讲，本是学术探讨、晚辈向长者讨教的意思，岂知王弼用那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地讲出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些问题又恰恰是何晏赶不上的地方。此时倒像是王弼在向何晏讲学了，把个何晏听得哑口无言，只能“诺诺”称是而无法讨论，更不能拿架子以长者的身份阐说自己的观点。何晏回去后，不再作《老子》注，而把自己的思想写成了论文《道德论》。 何晏因此极为赏识王弼，由衷地称赞他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所谓天人之际，就是人们对天道、自然与人的关系这个重大哲学问题的思考。王弼如此年轻，就已涉及到当时哲学领域的关键问题，何晏自然很器重他。恰好黄门侍郎的位置空缺，何晏有意提拔王弼。这时曹爽专擅朝政，他手下的丁谧有意与何晏争衡，推荐高邑人王黎。结果曹爽用王黎为黄门侍郎，而王弼仅补上了一个台郎之位。 王弼本是思想深刻、才识卓出、善谈玄理之人，而对做官的具体事务既不关心，也不是他的长处，所以他在官场上并不得意。王弼刚补职位很低的台郎时，曾经拜见曹爽，在这次难得的单独会谈中，他只是大谈了一通抽象的玄理，一点儿也未涉及其它方面的事。结果遭到曹爽的嗤笑，也失去了一次晋升的机会。曹爽在思想上显然与王弼不属同一层次的人，王弼那些高深的理论，曹爽哪里懂得它的价值？此时的曹爽，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如何在与司马氏争权的斗争中占上风。而王弼却不能察颜观色，对手握大权的曹爽见机行事，反而口若悬河地去谈一些在曹爽看来一钱不值的废话，他遭到曹爽的冷落当然是很自然的了。王弼在世俗的为人处世事方面确实存在很多毛病，他“为人浅而不识物情”，缺乏在官场应变的能力。又“颇以所长笑人”，清高自负而瞧不起别人。他善于论辩，论辩时不留余地，不留情面。淮南人刘陶善谈纵横，为大家公认，他却常常弄得刘陶下不了台。所以，他也得罪了不少人。王黎、荀融当初与他都很友好，后来都把关系搞僵了。 正因为他不善做具体事务，而把全副精力放在哲学的研究中，所以，在魏正始十年，他那小小的台郎的位置也弄丢了。当年秋天，年仅24岁的王弼，被时疫夺去了生命。一代奇才、一颗智慧之星从此消失了。 王弼人虽死，但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写了很多著作。据史载，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还有早已佚失的《王弼集》5卷。他创建了自成一家的哲学体系，在经学、哲学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当时，以至后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注经解义 畅述哲理 王弼处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他不关心那些争权夺利的具体事务，却能通过社会现象，去设计完美的政治理想。他从历史的、哲学的高度探寻现象与本体、名教与自然、人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构筑起超越前人的哲学体系，创建了不朽的伟业。 自汉武帝以来，儒家经典就已经成了统治者的工具。但随着历史的变革、时代的发展，儒学实际也已走到了非要变革不可的地步。汉儒烦琐注经的旧习，只能引起人们的厌恶。如何结合现实的社会政治，找出一个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政治理想，是时代的要求。曹操以刑名之学治国，造成了上下离心，政局不稳的局面。王肃以今古文经学，再引进道家思想进行设计的努力，也只是在学术界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决心献身于哲学事业的王弼，一扫汉儒烦琐、迂腐、无用的弊端，融合儒道两家有用的学说，从汉儒的注重传注训诂，转向于义理的诠释；从汉儒的注重《春秋》，转向重视《周易》，摒弃汉儒治《易》中的象数传统和迷信色彩，而用义理解释《易》经；把传统的重天思想，转变到注重人事。借鉴《老子》的“无为”思想，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这就给病危的儒学注进了新鲜的血液，建立了以道为主、儒道结合的新时代的新思想。王弼成了魏晋玄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也代表了魏晋时期哲学领域的最高水平。 人类在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渐深入、了解世界。通过万事万物的现象去了解事物的本质，探索世界的起源，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历代哲学家的努力，已开辟了道路。到了魏晋时期，哲学研究产生了一次可贵的飞跃。天才王弼对哲学的主要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