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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论礼的文字很多，尤其是关于日常生活中的仪节及社会的规范。在此文中我只论及以下泛论礼仪的地方。以下本文将讨论《论语》中孔子的形象，以及孔子对人生的志趣及使命。我们若要了解孔子的学说，一定要了解孔子如何看自己的历史地位。 其实，《论语》所呈现出来的孔子的圣人形象比孔子的话语更加感人。虽然孔子不敢以圣人自居，他的门人却都认为孔子是圣人。后代的儒家更是将《论语》中孔子圣人的形象视为圣人这个理想人格的最高标准。不过后代的儒家大概不至于说他们为了效法孔子的谦虚，才否认自己是圣人。  《论语》所呈现出来的孔子的圣人形象比孔子的话语更加感人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孔子说他是“述而不作”（述而一）。但是他采用对话的方式来教导学生也显示了他不自以为是权威，而谦虚地去学习。我们暂时不论孔子的传述是否也是一种创新的问题。 但是后来的儒家都认为孔子是在创新。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孔子的传述并不是只是保存过去的传统而已。孔子是以古讽今。 孔子认为孝道是所有社会价值及公众道德的基础。而且为政并非只是当官的人才应该做的事。任何人在行为上促进社会上的公共道德都是一种为政的行为。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若要当官，他一定要先具备高尚的德行才能促进公众道德。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十四） 《论语》一开始就说君子“人不知而不愠”。君子的人生可以从孔子的自述来说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为政四）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进一步阐述孔子的生涯历史。孔子的人生一开始就学习，从过去的传统学习，也从他人学习。他到30岁、40岁时才成熟。这也是一般人的成长过程。但是我们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孔子50岁时听天命这事。 天命这个概念并非罕见的概念。在古代天命是指君王用来合理化他的统治权的概念。对孔子来说，一位君子如果不是以德行治国的话，他的统治就失去了合理性。由此而论，天命观是立基于百姓对君主的信任。 孔子是没有机会去治理国家的。或许在孔子的人生过程中，他曾经想过他有能力，也有责任发挥他的学识，为人民带来福祉。或许孔子在50岁时有如此的体验也不一定。 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子以天命自任，而并不只是把天命视为一种政治的概念。只有君王有所谓的天命。孔子认为天命是天所赋与他的责任及使命。 以上我们论及了在《论语》里孔子体会到他和天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这是一种宗教的关系，即人格神的天和他所创造的人的关系。天直接对孔子说话，而孔子必须听从，因为他是天的子民。 儒家并非一般所谓的“宗教”。但是孔子的言行显示了他对天的敬仰，而且孔子对所有的生命的尊敬也反映了他对天的崇敬。孔子回答弟子问君子，孔子曰：“修己以敬。”（宪问四十五） 此外，孔子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三） 后来新儒学的思想中，敬的概念一直是主要的思想。我们不能认为敬只是一种社会性的道德概念而已。当上天赋予孔子一种责任感，要他去为百姓服务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到孔子犹豫的心境，以及他所面临的挑战。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孔子50岁后才“听天命”。 我认为孔子听天命的过程和他决定是否从仕这件事是相同的。他不只考虑个别的因素，他也考虑大原则。孔子认为去政府当官并不是唯一实践他的责任的途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教育可以促成人民之间的互信。 最后孔子在70岁时从心所欲。从孔子15岁时“志于学”开始到这时候，即使孔子一生都没当官。孔子对他成为一位学者及教育家感到满意。虽然孔子没有完成他早年从政的理想，他仍然可以完成天所赋予他的使命。 孔子一生都具有仁者的使命感，所以他一辈子的奋斗都是为了要实践他的理想。虽然道不行于世，他也为自己的努力感到一些安慰及满足。 当然，“随心所欲”并非是一种豁然贯通的境界，而是长年学习，修养之后累积而得到的一种了悟。 此外，这种境界也不是由于一个人面对罪恶或痛苦而得到的，如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经历，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小说所描述的。 在众多的人生观中，孔子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乐观的，甚至是理想化的。当我们读《论语》的时候，从头到尾我们都在看孔子的言行。 当我们读完《论语》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看出，孔子的言行是一位真正的君子所应有的言行。换句话说，当我们读完《论语》时，我们会发现孔子的一生做到了他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 以上我所谈的只是一种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的理由。 读《论语》的理由还有很多。虽然我们直接去体会《论语》的话语很重要，但是我们所读的《论语》的文字是过去的儒者长期所校定的结果。 如果我们要了解《论语》如何在历史上传承下来，或是过去的学者如何诠释《论语》，我们就必须尊重历史上的诠释家的看法。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去看几位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看他们如何了解《论语》。 东亚各国从11世纪到19世纪的教育都是立基在新儒学（理学）的教育模式上。在这段前现代时期，朱熹（1130～1200）所制订的《四书》成为教育的范本，而《论语》是《四书》中的儒家经典。 在这种教育过程中，学生所读的第一本书是《大学》。《大学》原来是《礼记》里的一章，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子所作。《四书》中的《大学》有朱熹所作的序及批注。 朱熹认为《大学》是《四书》之首，是学者的入门书。此外，学者读《论语》的方法就是朱熹的（读书法）所说的方法。虽然《论语》是一部儒家的经典，但现在却成了理学传统的产物。这并非我们所谓的经典的本意。 朱熹所制订的《四书》中的《论语》反应了新儒家的思想。朱熹为了反驳佛学的思想，于是注入了很多形上学的思想在《四书》里。不过朱熹的诠释是认为《四书》的宗旨是修己治人。 无论后来的理学家如何用道学或理学的角度去诠释，修己治人仍然是《四书》的基调。 我在此顺便一提。弗诺罗塞（ErnestFenollosa）是一位美国的艺术批评家。当他念《四书》的日文译本之后，他就将此书推荐给庞德。我们往往也接受别人的推荐去念好书，而我们念的并非一定是最原始的经典。 在17至19世纪时学者对理学家所用的儒家经典开始批评。这些经学家指出《四书》版本和宋代以前的经典有许多差异。我们现在又有许多学者要重建《论语》的原貌。 在核心课程中我们应该采取那种版本作为《论语》的定本呢？一般的核心课程教的是人文精神，不可能对版本学的复杂的历史作很好的交待。如果我们念现代版本的《论语》，我们念的版本和过去东亚教育传统所教的《论语》则不相同。 （文章摘自《开放时代》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