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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话语下的儒学研究 现代儒学研究超越传统经学以经解经的训诂之学、义理之学的窠臼而有新的格局，这要归功于西学的传入，它使中国学人转换了新的眼界和使用了新的方法，故而产生了新的学术。但是西学的理论方法亦有其局限性，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西方中心论的态度，不理解或曲解儒学。当西方话语笼罩中国、为中国学人采用而又不能中西融会贯通时，儒学重现在人们眼前的形象如同哈哈镜中的人物是可笑的和丑陋的。  在单线进化论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比西方近现代思想低一级的、过时的学说（资料图 图源网络） 第一，在单线进化论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比西方近现代思想低一级的、过时的学说，中华文化被认为是属于历史不属于现代的文化。早有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引进达尔文进化论，把“物竞天择”与社会进化联系起来，产生极大影响。后来胡适大力推崇达尔文与赫胥黎，认为社会的进步要靠生存竞争，赞美“适者生存”的所谓天演公例，而“适与不适”则要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加以检验，其结论是：中华传统文化导致中国落后，“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因此必须全盘西化。在宗教文化上，西方宗教学进化论学派认为从原始巫术到多神教再到一神教是宗教进化的规律，因此中国各种多神宗教都比基督教低级，儒学没有脱离巫术色彩，也不高级。影响所及，民国年间的中国学界，一方面看好基督教，另一方面提出各种“宗教取代论”，认为儒、道、佛在未来文化建设中皆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第二，在科学主义话语下，儒学研究从探究生命智慧之学蜕变为属于工具理性的专业性学问，被认为不应发挥教化作用，只可成为纯知识系统。上世纪20年代有“科学与玄学”之争，张君劢认为科学研究客观规律，人生观则是主观的生活态度。丁文江则认为科学万能，那些不能辨别事实真伪的主观的自以为玄妙的各种人生观，包括儒学，都是应当扫除的玄学。胡适引进美国实验主义，认为科学就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他的整理国故，只是要按照西方科学研究模式把国学知识化、工具化，将其纳入西方近现代社会科学专业系列，不再视之为生命的学问，使其丧失养成人格、化民成俗的道德功能。 第三，在自由主义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阻碍民主、反对自由、维护专制的封建礼教。陈独秀倡言：“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他认为儒者三纲之说是“奴隶道德”，所谓礼教乃是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与民主共和绝不相容。鲁迅认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鲁迅反对儒学中庸之德，认为仁恕、宽容等说法，表面上调和、公允，实际上是姑息坏事、纵恶养奸，因此他主张痛打落水狗，直至临终也不讲宽恕别人的话。1980年代的《河殇》把儒学视作保守的内陆黄色文明的代表，是窒息民族生命的文化，反之代表海洋蓝色文明的西学则是值得中国人向往和学习的。还有人把儒学为主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归结为专制主义。这是全盘西化论在当代的新说法。 第四，在基督信仰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顺世的俗人伦理，缺乏宗教超越意识，不能为现代化提供动力。最典型的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认为儒教否定彼岸，没有一神教外在超越的宗教精神，因而也缺少救世宗教用神圣性对世界进行理性的制约的功能。儒学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地适应世界，不能像新教伦理那样理性地把握世界，后者经由经济理性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结论是：儒教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哈佛学派学者列文森著有《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认为儒学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庸”，它能成就社会的长期稳定，但缺乏与现实的张力，因而也没有活力，不能导致真正的社会变革。而中国现代性的社会大变革是在西方文化全面冲击下发生的。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儒教成为历史，不再有新的发展前景，中国传统文化将走进历史博物馆。上述观点在中国学界都颇有影响，甚至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如1980年代金观涛抨击儒学采用的“超稳定结构”说，就来自列文森。 第五，在苏联式哲学话语下，儒学被支解，大部分学派成为唯心论。苏联日丹诺夫把哲学史简单化地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一段时间内它成为金科玉律，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导思想。用这种理论眼光考察儒学史，孔子的天命论和仁学，孟子的尽心知天说和养气说，都是唯心主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是神学目的论；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论；陆王心学是主观唯心论。总之，儒家哲学主脉都属于错误思想路线。只有荀子、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人的哲学才是唯物主义正确思想路线，不过都不彻底，有唯心主义杂质。这样一来，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正功能大部分被否定掉了。更为重要的是，儒学最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被日丹诺夫的理论框架剔除在外。用西方哲学的模式剪裁中国哲学的历史，不仅抹杀了中国哲学的特色，而且降低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即使找到一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也只能算是朴素的，发育不成熟的，无法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相比。更有甚者，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将中国人的主客统一的整体性思维称为服从互渗律的“原始思维”，处在很低的水平上。近有楚渔作《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落后，缺陷是模糊、混乱、僵化，导致中国人素质不高，造成近代落伍。此书一出，一些人便加以吹捧。可是思维模式很难改造，中国的现代化简直就没有希望了。此论不仅是布留尔的翻版，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自虐竟到如此程度。 第六，在源自苏联的“极左”政治话语下，儒学成为反动倒退的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导下的“文革”中，“四人帮”把苏式阶级斗争学说与法家专制主义相结合，掀起疯狂的反孔批儒运动，吹捧法家是进步的主张革新的，指责儒家是保守的主张倒退的，认为反孔与尊孔是各个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儒家始终是社会进步的阻力，孔子是历代反动派的思想代表，是千古罪人。这场运动把反孔批儒的反传统思潮推向了顶点，也推向了极端，从而为物极必反、结束极端主义创造了条件。人们已经在承受“文革”造成的痛苦，又从“反孔批儒”运动中看到“四人帮”的不良用心和反人性的危害，接触到儒学“仁者爱人”、“和为贵”、“中庸之道”的思想，对儒学产生了亲近、认同之感，新的文化觉醒在逐渐出现。 第七，在西方文化话语下，出现了许多讨论儒学性质的话题，难以形成共识。例如儒学是否是哲学，是否是宗教，一直存在争论，其背后是西方哲学与宗教的概念在支配讨论，概念理解不同，结论也就不同。从西方发达的宇宙论和知识论看儒学，儒学便不像哲学，只是一种伦理学说而已，只有老子和道家略为接近哲学。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观与救赎论看儒学，儒学便不是宗教；但从西方学者提出的“宗教性”与“终极关怀”作为衡量宗教的标准，则儒学便可视为宗教。如果儒学是宗教，那么其性能又如何评价？从基督教的超越主义看，“儒学是宗教”便意味着它同样具有超越精神，是一种高层次的思想文化。从苏联的“宗教鸦片基石论”看，“儒学是宗教”便意味着它是麻痹人民斗争意志的工具，是坏的需要否定的学说。出现这种情况，是简单套用西方话语和观点造成的。对于用西方文化的概念套用于东方和中国思想文化，早有人提出异议，并试图加以突破。如欧阳竞无提出“佛学非宗教非哲学”，汤用彤则说“佛学亦宗教亦哲学”，两位先生不拒绝使用西方概念，又不受其限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儒学非哲学非宗教，有哲学有宗教》，讨论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指出：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不得不把本来是包含社会人生多方面内涵、具有综合性思想体系的儒学及佛学、道学纳入“中国哲学史”范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写出来的书，儒不像儒，佛不像佛，道不像道。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使其成为现代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儒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但使用时不能抹杀中国文化的特点，否则将扭曲中华思想包括儒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