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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复兴的转机 儒学衰落的命运到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转机，因为时代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儒学衰落的命运到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转机（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其一，中国结束“文革”，打破自我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层面引进世界市场机制，在政治层面确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层面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民族复兴融为一体。30多年的发展，成就巨大，世人瞩目。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比西方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又成为美元最大持有国，帮助西方走出危机，令世界震惊。同时中华文化地位上升，孔子恢复正面形象，重新受到尊敬。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同时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也在增强。事实证明，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可以同步进行，学习外国与发扬传统能够互相结合，文化激进主义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儒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成为一种文化资源，成为一种精神动力，成为一种生存土壤，成为一种民族纽带，成为一种道德保障，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儒学也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重新解释和筛选，被有效发掘和提炼，被注入新鲜血液而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被纳入现代信息网络而加快了在中国和世界的传播。 其二，东亚群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崛起，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快速发展，显示了儒学文化圈的潜力和优势，破除了“韦伯偏见”，用事实证明，儒学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而是助力。它的博施济众的社会关怀，己立立人、不欲勿施的人我观，见利思义、取之有道的义利观，重视教育和人格养成的人才观，强调人际和谐与生态和谐的贵和论，都与现代文明相一致，体现出博爱、平等、公平、正义、人本、和平的精神，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育、民主与法制不断进步，素质教育发展壮大，为现代化事业提供必要的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诚然，东亚的崛起，学习吸收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和现代管理经验，积极引进西方雄厚资金和先进科学技术，起了重大作用。但东亚崛起如此之快，发展活力如此充沛，社会特色如此显著，不能不令人把它与东方文化和儒学底色联系起来，各国有识之士，纷纷把眼光投向东方，研究东方的经验，重新评估儒学的当代价值。 其三，西方文化出现了真正严重的危机。苏联解体，美国学者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充满自信地宣布，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模式是人类的最后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已经终结。可是不出10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它是西方经济模式内在弊端在亚洲的一次暴露。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在国际上的单边主义所激化的民族宗教矛盾，孳生出暴力恐怖主义，给美国本土的安全带来严重破坏。接着是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造成大批平民死伤，美国在亚洲陷于泥潭不能自拔。人们也在拷问美英等国，在强权横行下，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影子在哪里？从2008年下半年起，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不仅使人们对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及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提出责难，而且连带西方的文化及价值观也遭到质疑。美国是民主国家么？是民众当家、法律管用还是金融资本集团有超级权威？社会过度消费与借钱过日子能持续发展么？靠美元帝国对世界的盘剥维持一国高消费的美国，已陷于空前庞大的债务危机。近期以来，希腊债务危机正在引起整个欧洲共同体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危机，福利国家的神话正在破产。墨西哥湾海底钻井严重漏油事件造成从未有过的海洋生态灾难，地球血管被野蛮刺穿，流血不止。资本的贪婪不仅危害民生、破坏环境，还造就了日益功利化的社会，使人欲横流，人性堕落。个人主义和放大的自私民族主义及崇信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固然有激励个人和民族奋发向上的功能，同时带来蛮横和残酷，成为社会犯罪和民族压迫的思想基础，威胁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明，在美国长期占思想支配地位的斗争哲学仍然有很大市场，它习惯于用对抗的眼光看待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要改变这种思维惯性是不容易的。然而，西方文化没有管理好自己的社会，更没有引导好世界的潮流，各种全球性的危机正在加剧，人类前途堪可忧虑，因此世界上对西方主流文化批评的声音不断在增强。 由于西方文化的光环大大消退，越来越多的人转而向东方文化和儒学中寻找补救的智慧，重新发现了孔子的伟大，重新发现了儒学的价值，孔子在世界上的地位空前提高，2009年秋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便是显例。 其四，话语的突破已成普遍之势。单线进化论已被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相对论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欧洲文化中心论也逐渐过时。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明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能彼此取代，却可以互相学习。科学是必需的，科学万能却是错误的。科学主义已遭到国际学界强烈批评，在国内的市场也大大缩小了。科学属于工具理性，不能取代体现价值理想的人文，而且要用人文为之导向。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没有真切体认，只用科学理性，不能真正把握。自由主义只讲个体的权利，不讲社会的责任，在群己关系上有极大的片面性，也不符合人类进化的历史；如果整个民族没有自由，个人自由也就无从说起，所以民主、自由与人权必须包括群体的权益，而这正是儒学的优势所在，它要把“成己”与“成物”结合起来。基督教的话语体现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并不都适合东方和中国。没有基督教上帝观的儒学并非没有超越意识和人文理想，它的圣贤观是一种内在的超越，虽然不像基督教信仰那样能够激发人的强烈的神圣情感，却能够避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偏执和对异端的排斥，同时保持着人文关怀，把“极高明”（理想）与“道中庸”（现实）有机结合起来。至于前苏联教科书式的哲学话语，已被中国学界大多数学者视为教条而加以抛弃。这些教条不能展示中国哲学的特色和光彩，却使中国哲学变得毫无生气，甚至被肢解，因此在总体上不可取。“文革”中反孔批儒的极左政治话语，随着“文革”的结束和被彻底否定而退出历史舞台，人们从“四人帮”身上看到了货真价实的封建糟粕，反衬出儒学的真价值，打破了“反孔进步，尊孔倒退”的流行多年的成见，促使人们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人们开始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适合儒学思想特色的语言和方法，来研究儒学，学术面貌随即改观。 其五，儒学研究步入理性时代。激情澎湃的批孔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文化激进主义仍有余绪，但不再左右社会，中国文化研究呈现开放的多元化趋势。儒学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思想文化体系，必须多学科、多视角加以研究，才能揭示其丰富内涵，用一种理论模式就想穷其底蕴、求其定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中国人而言，研究儒学不是单纯的学术工作，还是传承民族文化、使之发扬光大的一项神圣事业。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日益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其中“返本开新”与“综合创新”（张岱年语）正成为主流学术思潮。“返本开新”是回归本源，接续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然后开拓更新，使创新文化真正生根开花；而弃本开新所开出的新文化往往漂浮时髦，不能持久。“综合创新”是在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加以创造，主要是融合中西文化，建设当代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就儒学研究而言，民国与港台新儒家正在走这条路，当前中国大陆学人也在走这条路而具体途径各有不同。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思想与政治批判，传统儒学的精华与糟粕已然分得清楚，持全盘肯定论和全盘否定论的人只是极少数。无论是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需要出发，还是从民族文化重建的需要出发；无论是从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出发，还是从世界文明转型的需要出发，历史上儒学有过的“三纲五常”形态中，“三纲”确已过时，“五常”仍不可弃；从儒学丰富的思想资源里筛选、提炼具有符合今日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与智慧，寻找、阐扬具有全球意义的普世价值，乃是学者的责任。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关键在于“推陈出新”，在于转化传统，使儒学具有新的体系，新的形态。而在研究儒学的指导思想上，必须做到吸收西学又超越西学，形成概念与话语的中西双向诠释与互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