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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是文化创新的源泉 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实际处在一个西化思潮中。在这个思潮之中，大家把西方通行的当作普遍的，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当作特殊的。我们通常的做法是，用西方的学术语言和分析方法来解释我们的经典文本，西方流行什么，我们就用什么。西方人讲“存在主义”，我们就说“庄子是存在主义大师”；西方流行“后现代主义”，我们就说“庄子是后现代主义大师”。在这样一个西化的过程中，我们何谈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扬。“我们是谁”？我们文化的“根”在哪里？ 按照西方哲学的方式来整理传统之后，我们重视了子学，经学的地位降低了。我们认为子学比较有哲学味，加强了对子学的研究。这里有我们的贡献，但也有我们的弊病，就是完全忽视了对经学的研究。而经学恰恰更能反映中国古代人的精神生活。 现在，我们重新开始经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传统的精神生活而言，经学显然比子学具有更高的地位，并且子学也离不开经学，这是对原有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我们在讲经学的时候，一定要从“新经学”的角度讲。其实，自汉代以后，后世每一代的经学都可以称为“新经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要讲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经学”。经学的研究除了把它作为一个知识的对象之外（比如讲传承），最主要的，是要讲它的“意义”所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魂”，这个“魂”是由经典所给出的意义体系，代表着世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离了这些，我们无法从文化意义上界定我们是一个中国人。 我们研究经学的目的，在于通过经学的研究去解决和帮助我们回应现实的问题。去帮助我们理解和找寻解决当代问题方法。正像朱熹的诗所说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经典对我们来说就是“源头活水”。我们总说“文化创新”，我们凭什么来创新？我们离开了这个“根”，离开了这个“魂”，就失去了我们创新的沃土。  中国文化的复兴（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中华之“魂”与文化复兴 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广辉先生的新著《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在我看来具有一种学术思想变迁的指标性意义。这本书汇集了作者几十年来辛勤耕耘的学术成果，特别向我们展现出从思想史研究走向经学重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文脉演进过程。他将中国经学标识为中国文化的“根”与“魂”，清晰显示出他不仅仅是在学理层面，而且是在文明精神层面点拨出我们要归趋什么，坚守什么。 广辉先生指出20世纪的思想史书写过于注重诸子，而忽视了作为诸子根脉的经学体系。我也曾指出，譬如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诸子竞逐的群英谱系。教习这一课程的同仁们，把主要比重放在先秦诸子上，往往一个学期下来，刚能讲授儒、墨、道、法几家。问题是，像《诗》《书》《礼》《易》各经传，这些奠定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关乎“道法大本”的根源性经典，如果没有系统论述的呈现和观照，后续关于诸子学的讲授势必是单薄而碎裂的，这就使得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变迁脉络很难得到完整、充分的体现。思想史研究一向是现代中国学术的重要领域，但是有关经学的研究则一直门庭冷落，不绝如缕。 广辉教授出于侯外庐先生门下，他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可以说是“衣钵有自”。侯老虽说有深厚的国学根底，但他的思想知识资源的最大启迪，主要来自于早年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涵泳精译与西方法政理论的吸收。侯先生的研究，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因为他同时注重中国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分析，所以在那个年代，他的教条性相对比较少，从而显示出思考的真诚与特立。但其大旨不外于西方真理的输入及其“中国化”，背后仍然是用他所憧憬的启蒙理性的文明来再造这一时代精神。 侯先生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就是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以“维新”为特点的“中国路径”，从根源上讲清了中华文明的传统精神。广辉先生接续侯先生的学脉，从经学传统的层面指出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兆示着国人文明理性的回归，对于现代观念的流变也是一种提撕与警省。 中国人在世界文明舞台上被视为历史感强烈的民族，这个历史感其实是经学意义系统在实践情境中的精神体现，我称之为“经史经世”的文明典范。把握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精准地理解中国文明的“根”如何一点点长成大木、枝繁叶茂，也才能更具前瞻性地展望中国文明的“魂”如何参与到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来，成为国人安顿身心、平治天下的精神信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