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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凌俊峰 孟子为战国大儒，魏惠王施行变法时，孟子游学之魏，并与其有许多次会面交谈。这些史事，于《孟子·梁惠王章句》中有许多记载。其中开宗明义的一章中就记载这样一件事：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利而先义，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见梁惠王（资料图 图源网络） 孟子的“何必曰利”与只言“仁义”，常常被后人视为其“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切实际的一大表现。若只从寻章摘句的角度去理解孟子所说的话，的确会给人以孟子大言无当的感受，而我们想真正理解孟子为何要反驳梁惠王的原因，还需要把这一史事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理解。 战国时期的社会混乱度远远超过了春秋时期，诸侯间的征战，已经从争夺霸主，变为兼并土地。梁惠王要施展一番雄心壮志，招纳贤人，实行强国政治，好在混乱的战国中以力称雄。在这样残酷的大背景之下，道德仁义被视为蔽履，而儒家所追求的“王道”、“民本”价值则可能成为空泛的口号。孟子当时享有盛名，而梁惠王接见当初，就问“您会对我国带来什么好处？”正是忽视了仁政与道德价值，只追求国家利益的一种表现。以利益为最高价值，则在政治实践中，会把其他儒家所认为更高的政治价值——如民本、仁政、道德、礼乐放在从属、甚至可以随意牺牲的位置上，这是儒者所不能接受的。 孟子反驳“何必曰利”，提出“仁义”为最高价值，并不是不懂得为政与强国之道，而是一针见血的指出梁惠王在战国的环境下，如同其它诸侯一样追求“强国”，其背后之目的，不是真正实现国富民强的王道政治，而只是满足自己“大欲”的一种私心，它带不来人民的幸福安乐，只能带来无穷的战争与动乱，其出发点是相当卑劣的。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孟子接下来提出为政需要“后利而先义”，这才是政治运行的常态。儒者之义利观，并不是完全忽视“利”，而是“利”需要符合“义”的价值、不能为追求“利”而违背“义”，否则就可能导致安定秩序的崩溃，司马迁说“利诚乱之始也”，正体现了这一道理。当然，梁惠王显然不是一个真正把“仁义”当作是政治最高价值的君主，孟子后来说他“望之不似人君”，表明他不过是战国时期无数自私自利君主中的一位而已，儒者显然不会与这样的君主合作。 本文为腾讯儒学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