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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学术问题的探讨都应首先解决资料问题，孔子儒学的研究也不例外，资料问题尤为重要。由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所决定，对孔子思想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儒学与传统文化的评价与态度。而从根本上说，人们对孔子褒贬不一，是源于对“孔子遗说”的不同认识与理解。  圣人孔子 “孔子遗说”需要认真研究 现存孔子言论的直接材料，可以用“孔子遗说”加以概括。所谓“孔子遗说”，即孔子生前所留存下来的言论。例如，《论语》和《孔子家语》都是孔子及其弟子以及时人的言论集。孔子“述而不作”，但其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大批弟子。孔子言论以“子曰”“孔子云”“子言之”之类的形式，赖孔门弟子整理得以流传下来。 “孔子遗说”是中国儒学研究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关键，但历来研究者多，分歧也极大，其间还存在许多不正确的认识。长期以来盛行的疑古思潮，从怀疑古史到怀疑古书，很多古籍被打入“伪书”行列，多数典籍的成书年代被严重后置，不少珍贵材料被“武断地加以剔除”。经过疑古学者的剥离，与孔子有关或可信资料“似乎只有《论语》一书了”，更为极端者，甚至《论语》也受到了怀疑。 经历历史跌宕之后，多数学者的认识趋向理性、平实。但在具体研究中，相关资料缺乏、单一，难以把握。有感于此，有学者多方收集孔子言行事迹资料，例如，清人孙星衍辑有《孔子集语》，今人郭沂有《孔子集语校补》；复旦大学姜义华、张荣华、吴根梁编有《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曲阜师范大学李启谦、骆承烈、王式伦合编《孔子资料汇编》。 近年来，大批战国、秦汉时代的地下文献问世，带来大量关于孔子、孔门弟子及早期儒学的新资料，也“激活”了许多久已被忽视的传世文献。因此，以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相结合，从探讨孔子与六经之关系入手，系统阐发蕴涵其中的教化学说，并深入探讨“孔子遗说”的形成及其历史价值很有必要。 “孔子遗说”的形成与整理 “孔子遗说”由孔门弟子记录，于孔子去世后纂辑而成。据《礼记·文王世子》，周代有“乞言”传统，特为重视长老耆宿们的善言嘉语。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三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当时君臣、大夫名士尤其孔门弟子格外重视孔子的言论。孔子一生都与弟子们相伴，孔门弟子崇敬孔子，也最了解孔子，他们习闻、珍视进而记录了孔子的许多日常言论。 其最典型的材料见于《论语·卫灵公》。子张闻孔子讲做人要“言忠信，行笃敬”之言，马上将老师之言书写、记录在衣带上，可见其珍重之意态。相关材料还大量见于《孔子家语》，如《入官》篇子张“退而记之”，《论礼》篇子夏“敢不记之”，《五刑解》冉有“退而记之”等，以及孔子多次提示弟子“识之”“志之”等。据《孔子家语》，孔子晚年讲论时，就有弟子轮流加以笔录。 当然，“孔子遗说”形成系统，进而流传下来，有一个集中纂辑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肇端于孔子殁后孔门弟子间的“分化”。弟子们禀性不同，对孔子所讲内容的接受、体会自然各异；孔子施教也往往因材而异，不拘一格，以致弟子们或“皆有圣人之一体”，或“具体而微”。孔子去世后，弟子们游走四方，设帐授徒，必然称扬和发挥孔子学说，无形中又强化了这一趋向。 孔子弟子众多，又各有所记，孔子遗说必是丰富乃至庞杂，这便亟须能力、地位、影响足以服众者出面主持、领纂。符合这般条件的大概可举出子贡、有若、曾子等人，他们都是孔子身后很有影响的弟子。但其中地位更特殊、对孔子学说理解更深的当属曾子。孔子去世后，曾子为群伦推重，孔子嫡孙子思也从而问学，曾子应是纂辑“孔子遗说”的前期召集人和主持者。 纂辑“孔子遗说”，绝非短期完成。曾子以后，主持其事者必为子思。《孔丛子·公仪》记子思之言说：“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他整理“孔子遗说”，坚信所记实得孔子本意。 近年来，新出简帛中多有关于“孔子遗说”的相关资料。其中，上博竹书《从政》篇与郭店竹书《成之闻之》屡次出现“闻之曰”。我们认为，所谓“闻之曰”，即是闻之于孔子如何如何，相当于“子曰”。而“闻之”的主体应是子思，这一特殊的语式质朴地反映出所记遗说的来源以及子思与孔子的特殊关系，从而也反证这些言语资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当然，随着文献的传流、播衍，孔子言论更多地以“子曰”“孔子曰”“夫子曰”等形式呈现。所有这些遗说，除少量为后世诸子假托外，绝大多数系由孔子弟子记录，曾子、子思纂辑而成、传流而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