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对待“孔子遗说” 第一，充分估量、正确理解和认识“孔子遗说”的整体性。现存“孔子遗说”，都是孔子思想某种维度和方面的反映，我们应尽可能地将“孔子遗说”合观参验。《论语》绝非研究孔子的唯一可靠资料，其仅为“孔子遗说”材料中“正实而切事者”材料的选辑，远非全体。《论语》类于“语录”，缺乏孔子论说的相关背景与情形的记述，令人难得要领，甚至产生误解。这就需要参考其他文献资料，除《礼记》《大戴礼记》等外，更有《孔子家语》《孔丛子》等重要典籍。其中，《孔子家语》类于孔子弟子笔记的汇编，《孔丛子》则可谓孔氏家学的学案。尤其《孔子家语》，内容丰富、材料真实、价值极高，完全称得上“孔子研究第一书”。  记载“孔子遗说”的重要文献之一—《孔子家语》 第二，辩证认识弟子“润色”与保存“本旨”的关系。孔门弟子记录孔子言论，旨在保存孔子的思想学说，原本记录孔子思想宗旨，其记录工作的最重要原则应该就是“存真”。然而，耳“闻”与笔“记”之间毕竟有时间差；口头语与书面语之间也会有距离；禀性与学养的不同会在理解上出现偏差；汇纂和编辑时也必有主持者的润色之功。从绝对的意义上讲，现存“孔子遗说”不可能完全是孔子言论的实录。但无论是一般弟子，还是主持汇集的曾子、子思，其主观愿望一定是保存孔子思想学说的“本旨”。由此，我们应理性、客观、辩证地进行理解和把握。 第三，动态考察与客观看待篇卷分合与文字讹变等情况。随着简帛古籍的出土与研究，人们认识到古书的形成要经过复杂的过程，其间往往有多种传本，且经过若干学者之手，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因此，应以一种动态的眼光看待文献传流，各种“孔子遗说”的传流也是如此。对《孔子家语》传流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就能发现在特定条件下，其文本所出现的文辞歧异、篇卷分合、文字变更等各种情况及其成因。 第四，遇有时忌或不合时势时往往会改动或调整字词语句。这种情况在汉代较为普遍，其中尤以《礼记》《大戴礼记》的纂辑最为典型。如果将《孔子家语·哀公问政》与《礼记·中庸》相应部分进行比较，就能看出前者中的“尊贤”“笃亲亲”“敬大臣”“子百姓”“来百工”，分别变成后者中的“劝贤”“劝亲亲”“劝大臣”“劝百姓”“劝百工”，动词“尊”“敬”等皆改写为“劝”，透露出尊君卑臣的意涵。如果将《孔子家语》与二戴《礼记》进行比较，类似的例子俯拾即是。发现了这一规律，仅仅从“孔子遗说”文献中，也能将儒学由先秦“德性儒学”到汉代“威权儒学”的这种演变看得一清二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