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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庄之后，“儒”字频繁出现于荀子笔下。《劝学》就以儒、墨对举：“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儒、墨之分，实则学派之分。荀子说“儒”，意义又较为复杂。比如，《劝学》有“陋儒”“散儒”之说，《非相》有“腐儒”之说，《非十二子》有“贱儒”之说。《儒效》甚至区分出俗人、俗儒、雅儒、大儒四种类型：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亻患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怍，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荀子说儒，极具批判意识，有时甚至毫不包容。《非十二子》就指名道姓地认为子张、子夏、子游等孔门高弟子均是贱儒：“弟佗其冠，祌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荀子这一强烈的批判意识，与其“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的政治儒学立场密切相关。凡不符合这种立场，荀子均加以排斥，以致“不把‘儒’作为一个单一的学派群体，而是充满内部分歧的学术混合群体”。 但是，荀子对“雅儒”“大儒”的期盼，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鲜明反映了儒家因应秦之统一时代的新追求，并因而与孟子相区分。这种区分即是：孟子坚持文化儒学，荀子持守政治儒学。正如前引陈来的期刊论文所说： 荀子自己很重视《诗》《书》，常常引称《诗》《书》，这继承了春秋后期思想家和早期儒家重视以《诗》《书》为规范性资源的作法；但同时在他看来，在制度与秩序重建的战国后期，《诗》《书》的缓慢的文化作用赶不上政治的急迫需要，注重经典传承的“文化儒学”的立场应当让位给强调制度和规范的“政治儒学”的立场。 文化儒学与政治儒学之分，亦是“儒分为八”的思想根源。《韩非子·显学》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儒分为八，展示了儒家不断发展的一面，也刻画了儒学日趋复杂的一面。另外，熊十力（1885－1968）的《原儒》上卷《原学统》指出：“……晚周六大学派，儒为正统，墨、道、名、农、法，同出于儒而各自成家，各辟天地，猗欤盛矣！”这一论断至少表明儒家是周秦之际最大的显学，并对诸子百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以“儒”名篇的古籍，《墨子》有《非儒》，《荀子》有《儒效》，《礼记》有《儒行》。《礼记·儒行》记有孔子对鲁哀公列举的17种儒者之行，而且几乎均以“儒有”二字起首（仅第16种例外）、“其××有如此者”（仅第17种例外）作结，格式十分工整。孔子陈述的种种儒行，勾勒出真正的“儒者”应当是从主观内心到身体外表、从言论到行动、从在朝到在野、从通达到穷困都合乎道德标准和理想人格的“全面发展的人”。考虑到《礼记》各篇成书的复杂性，我们仅将《儒行》视为早期儒家而非先秦儒家的理论反思成果。 综上所述，从点化“儒”字的学派意义看，孟子乃承墨子之先，启荀子之后：墨子以局外人、批判者说儒，孟子以剧中人、继承者说儒；荀子把儒者复杂化、政治化，孟子把儒者简约化、人文化。因其简约化、人文化之维，孟子重构了《诗》《书》与孔子之间的相互性权威，阐释了孔子与《春秋》之间的批判性关怀，实现了道统与孔子之间的内在性贯通。因其剧中人、继承者之维，孟子既以“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为准绳，同时又逻辑地展开了“距杨墨”的异端批判意识和“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3·3），此亦孟子从儒家一统取向点化“儒”字的苦心孤诣！魏源（1794－1857）的《默觚上·学篇九》说过：“自孔、孟出有儒名，而世之有位君子始自外于儒矣……”历史上的政治运作假借儒学之名并外在于儒家精神的种种事实，十分值得我们时时刻刻——而不是在这里——予以深切的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