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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建光 一般而言，汉武帝之后直到清代末期，儒家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道德的至上性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它的认同是任何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道德规范，儒家的纲常伦理及其价值观的自然延伸，事实上即成为一种与体制相补充的制约帝王的道德力量。 孝顺伦理 在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儒家纲常伦理中，如果说“君臣”能够保证皇权至上的话，那么“父子”则事实上体现了“孝顺”的内涵，是“君臣”价值观的延伸，这一点正是制约皇权的重要价值基础。 对于帝王而言，这种“孝”体现在皇帝对太上皇（当然，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存在太上皇的时间并不多）、太后等的孝顺上。在历史上许多时候，虽然有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但是当一些问题争议不断、议而不决，或皇帝之所为又明显不合事实或政治伦理、传统价值之时，尤其是涉及选妃立后、太子废立之事，朝臣们往往会搬出太后的力量，以制约帝王。太后之所以能够让固执己见的皇帝改变意见，并采纳朝臣的建议——或者说太后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让帝王回心转意的力量，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孝”的道德力量在起作用。不论太后是否为皇帝的生母，太后的名分即是最高的道德权威，如果帝王本人都不能恭敬顺从太后，又何以服天下人心。所以，儒家的孝文化和价值规范即成为一种体制的力量，有着正义的形象，潜在而又有力地稳定着宫廷伦理和萧墙秩序。  太后的名分即是最高的道德权威（资料图 图源网络） 圣贤之书 儒家的重要经典，尤其是《尚书》《论语》《周礼》中的言辞语句、观点及其记载的圣贤、廉臣之言行，在许多时候起到了律典的补充作用，对帝王违反政治伦理、突破规范定制之言行进行制约。《周礼》或者其精神，事实上成为所有朝代的共同“宪法”，即所谓“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大臣们都谙熟此道，往往信手拈来，对于规劝制约帝王往往起到很大的作用。明代精于《周礼》的舒芬，曾上疏明武宗，反对皇帝在孝贞皇后崩甫逾月即托言往视山陵而罢沿道兵卫之事，要求武宗“三年之内，当深居不出”（《明史》卷一七九《舒芬传》），此规劝显然是以儒家的基本孝伦理“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为其基础的。在儒家价值坐标中，帝王也不能例外。  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资料图 图源网络） 祖制祖训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祖制祖训能够起作用，其背后的精神仍然是儒家的家庭伦理和价值观，是孝顺思想的自然延伸。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所以逝去先皇的言行往往都是后世的圭臬，后世如果公然推翻或违反先帝的祖训或遗诏，不仅是不孝的，其政治行为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会为政敌、为后世留下不孝之骂名。明代朱元璋留下的不设宰相制度，在后世几代“永为定制”，是法外立规，并成为其继任者的规范。虽然其弊端日显，却不能推翻。对于此类先帝的祖训，到最后只能采用调和、修补或暗度陈仓的办法加以解决。历史上，除非是矛盾已经激化或现实已无出路，否则先皇的遗言、祖制祖训，后代的帝王是很难改变的。  春秋之道 奉天而法古（资料图 图源网络） 历史定位 《春秋》成，则“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在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历史定位是一个重要的道德武器和价值坐标，所以青史留名也成为制约皇权的重要力量。“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书史者，或记事并作评价，或记事不作评价，虽然会有春秋笔法，虽然有些内容还是会经过修饰、美化，但帝王是昏是明、是否察言纳谏等都可能会在起居录、实录中留下线索，所以对帝王的任性言行也有一定的震慑。文人的野史笔记，对帝王也是一把道德之剑。青史留名，为自己寻找高尚的历史定位，是帝王们极为重视的。对于一个“昏君”的历史定位，绝大部分帝王都是恐惧的。即使是不涉及王权本身的问题，帝王也不得不从之。  古之良史也 书法不隐（资料图 图源网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