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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严佐之  严佐之（资料图 图源网络） 编者按：本文系第六届海峡两岸（武夷山）朱子文化节期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严佐之在纪念《近思录》成书840周年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会上演讲摘编。 一、《近思录》的“被经典”与《近思录》后续著述 编纂于西元1174年的《近思录》，在经过七八百年传播的层层累积之后，最终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古代主流学术思想的经典之一。这样一个结果，应该是主编朱子及其合作者吕成公始料未及的。因为朱子当时邀约吕成公在武夷山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编纂此书的初衷，不过是想替那些僻居穷乡而不能遍观周、张、二程诸先生之书的读书人，提供一部能比较准确、全面、系统概括四子思想，且又切近日用、便宜遵行的理学入门读本。然而，就是这么一部原初设定的学术思想普及读本，却在朱、吕身后，被后世学者一步步发掘出潜藏的巨大学术价值，一步步提升到显要的理学经典地位。 回溯历史，早在朱子生前，就已有讲友刘清之字子澄者，取程门诸公之说，为之《续录》。及至朱子身后，《近思录》注解续补之作更是纷至竞出，弟子辈中有陈埴《杂问》、李季札《续录》、蔡模《续录》《别录》和杨伯嵒《衍注》，以及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等。故《近思录》在南宋后期就已被视为“我宋之一经，将与四子并列，诏后学而垂无穷者”。继而蒙元之世，又有赵顺孙为之《精义》、戴亨为之《补注》、柳贯为之《广辑》、黄溍为之《广辑》等，并皆尊“《近思录》乃近世一经”。明初，永乐诏修《性理大全》，“其录诸儒之语，皆因《近思录》而广之”，可见此书已对国家意识形态产生不小影响。明季清初，学风蜕变，先是有高攀龙《朱子节要》、江起鹏《近思录补》、钱士升《五子近思录》等陆续问世，且大多续补仿编之作；而易代之后，乃有王夫之著《释》、张习孔作《传》、丘钟仁撰《微旨》等，则更多反思发挥。自此以降，终清一代，《近思录》愈发大行于世，研读成果层出不穷。据调查统计，清代《近思录》研究著述多达40余种。 关于历代《近思录》后续著述的数量，据学者调查考察称，约有《近思录》注家30人，续补仿编者34人、70余种，是其总数已多达百种以上。然窃以为仍有佚著尚未计入，总量还有继续发现、增长的可能。除此之外，《近思录》在古代朝鲜、日本也得到广泛传播，非但屡屡重刻传抄，为之注释者亦络绎不绝。据考现存古朝鲜时代《近思录》研究著述多达86种，而日本学者的注释讲说著述也有近50种。 一部古代学术典籍，竟然获得后世如此长期恒久的关注和众多密集的研究！这样的故事，自然只有儒释道学的“核心”经典才会发生。所以梁任公、钱宾四先生皆奉《近思录》为宋代理学之首选经典，以为“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既为古代学术思想之经典，朱子《近思录》固然有其可以古今转换、历久弥新的思想意义、学术价值。然而，有意义、有价值的还远不止于《近思录》本身。七八百年来广泛流布于中土、东亚的众多《近思录》后续著述，同样是一大笔值得后世珍视的思想学术史宝贵资源。 二、《近思录》“续录”弥补了《近思录》无朱子思想资料的缺憾 《近思录》是朱子的编著不是撰著，它与朱子学术思想的关系，主要在于朱子为《近思录》篇章分卷的结构设计，及其对四子语录的遴选审订，从而体现了朱子对理学早期思想体系的宏大思考和缜密建构。至于《近思录》的内容，实不能真正、完全反映朱子本人的思想。 《近思录》无朱子思想资料之缺憾，其实是朱子后学们早就深为关注的问题。按照朱子构建的理学框架来纂集朱子语录，一直是《近思录》后续著述的“重头戏”。真正名实相符的“集朱续录”，包括亡佚在内，另有元赵顺孙《近思录精义》、明刘维深《续近思录》、钱士升《五子近思录》、清刘源渌《近思续录》、张伯行《续近思录》、孙嘉淦《五子近思录辑要》、黄叔璥《近思录集朱》等。不仅《近思录》“续录”大都按照《近思录》结构框架来辑集朱子之语，而且《近思录》注解也常作如此“集朱续录”，如宋杨伯嵒《衍注》、叶采《集解》，清李文炤《集解》、陈沆《补注》等，其注解皆多采集朱子语录，而江永《集注》更是“取朱子之语以注朱子之书”的典型。 《近思录》“集朱续录”何以接踵而至，乃致“指不胜屈，几于人著一编”？或许有以下几个原因可以考虑。首先，当然是朱子思想资源的重要，使人不约而同地要想到一块儿、做到一块去。其次，是否应该考虑到当时图书传播的局限问题，比如说“蔡录”最早问世，但在明末清初似乎并未通行而为人所知。又如籍贯山东青州府安丘县的刘源渌，勤勉编纂《续录》，“沥尽心血二十余年，于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三书，沉潜反复，撮辑纂序，晨昏灯火，席不煆暖，风雨几砚，手不停笔，以至衣敝榻穿，体寒手冻，皆弗自恤也”，但他却未曾知晓十多年前就已有江都朱显祖的同类编述《朱子近思录》问世。因此，对于居住僻远、图书资讯相对封闭的“续录”编纂者来说，并不以为自己是在做前人已经做过的重复劳动。再次，就是即使知道前人已有成果而仍为续作，那必然是对前录有所不满。传世的朱子文献，承载著广大精微且不断更新的朱子学说，其数量和范围，都远远超出朱、吕编纂《近思录》时所面对的北宋四子文献，而后世欲予之“续录”者，更无一能如朱子这般“一锤定音”，于是就给后世腾出了尽己之理解而去取编纂的发挥空间。这也恰好证明，历代朱子学者接二连三编纂出面目各异的《近思录》“集朱续录”，正是他们对朱子理学认知差异和诠释演进的一个绝佳缩影。而这样的“缩影”效应，还存在于其它非纯粹“集朱”的《近思录》后续著述中。  纪念《近思录》成书840年海峡两岸学术交流（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三、《近思录》“补录”构筑起宋元明清理学史基本框架 另一类《近思录》后续著述，是依仿《近思录》编例，以汇辑历代程朱学者之语。其书名多用“别录”、“后录”、“补录”、“广录”等，为与专门辑集朱子之语的“续录”相区隔，故此且用“补录”概称之。 据传最早编纂“补录”的是朱子讲友刘清之。刘清之《续近思录》，乃是一部专“取程门诸公之说”编集的《近思录》后续著述。不过他的编纂热情被朱子浇了一头冷水，因为朱子一向认为程门弟子未能尽得乃师真传，用“程门诸公之说”解释《近思录》，很有可能与程子原意发生偏差。不过巧合的是，传世的《近思录》后续著述中，倒是有一部南宋末建安曾氏刻本佚名编《近思后录》14卷，所收“吕侍讲”、“范内翰”、“吕正字”、“谢上蔡”、“游察院”、“杨龟山”、“尹和靖”、“侯仲良”、“朱给事”、“胡文定”等语录，正所谓“取程门诸公之说”者。其中有些条目下还附有朱子直接针对的批评意见。这部宋建安曾氏刻本《近思后录》未题撰者姓名，但从其引录文献的范围和内容来看，似乎还存在与刘清之《续近思录》相关联的想像空间。 继《近思续录》之后，朱子弟子蔡模又编纂了《近思别录》14卷。与前述佚名《近思后录》所取截然不同，《别录》只收录朱子道友张南轩、吕东莱二先生之语凡108条。这或许是因为蔡模身受朱子亲炙，比较领会乃师对程门后学的态度，也或许是因为他已知见专“取程门诸公之说”的《续近思录》或《近思后录》，故不作重复行事。但不管怎样，《别录》的编纂，切实为《近思录》体系补上了南宋理学思想材料的重要环节。 宋蔡模《近思别录》之后，又有明万历间江起鹏编纂《近思录补》14卷。该书首度汲取明代薛瑄、胡居仁、蔡清、罗钦顺四大朱子学者的言论，使《近思录》的续补历史延伸到了明代。若就结构看，江氏补录已构筑起了自宋至明的《近思录》诠释史框架，其学术价值实有异而不亚于同时期的高攀龙《朱子节要》、钱士升《五子近思录》。 清代类似的“补录”之作，还有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张伯行《近思广录》、吕永辉《国朝近思录》等。施璜是汪佑《五子近思录》的“合编参较”者。《发明》就是在“汪录”后，补录薛敬轩、胡敬斋、罗整庵、高景轩四位明代最重要朱子学者的相关言论。施璜《发明》刊行于康熙44年。六年之后，张伯行辑成《广录》梓印行世，张伯行《广录》精萃张栻、吕祖谦、黄干、许衡、薛瑄、胡居仁、罗钦顺七大儒语录，所选对象和条目均或异于“江录”、“施录”，自亦体现了张伯行对宋元明三朝《近思录》诠释史的认识。光绪26年，与朱子合编《近思录》的吕东莱先生裔孙吕永辉，精选清初陆桴亭、张杨园、陆稼书、张敬庵四位朱子学者的语录，编成《国朝近思录》一书，完成了《近思录》诠释史清代部分的接续。对于《近思录》“续录”“补录”的思想学术史文献意义已具较宏观的认识。 四、《近思录》注解、札记及其思想学术史文献价值 《近思录》后续著述的另一大宗，是对《近思录》的注解诠释，包括注释集解和随笔札记等。前文曾经提及，集录朱子等历代前贤的诠释意见，是后世《近思录》注本的常态，这一点与“续录”“补录”很相似。所以很多《近思录》注家，如叶采、张伯行、茅星来、江永、李文炤等，都将其注本称作“集解”或“集注”。即便是不用“集解”、“集注”题名的那些注本，其注解部份也仍有较多的“集录”成分。但《近思录》注解毕竟与“续录”“补录”不同，因其还无一例外地有着注解者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差别仅在于己见的数量多少和学术特点。相比于“续录”“补录”，《近思录》注解者的诠释意见，以及《近思录》阅读者的随笔札记，是与《近思录》关系更为直接的学术文献。因为“续录”“补录”徵引采集的绝大部分文献，其实并非作者直接针对《近思录》一书阐发的思想观点，也不真是他们阅读《近思录》之后生发的心得体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思录》后续著述中的注解诠释之作，应该更能体现《近思录》传播、阅读、接受史的意义。 《近思录》的历代注释著作，今存宋杨伯嵒、叶采、清张习孔、张伯行、李文炤、茅星来、江永、陈沆、郭嵩焘、张绍价等十余家，亡佚未见者，则有元何基《发挥》、明程时登《赘述》、程若庸《注》、清王夫之《释》、刘之珩《增注》、车鼎贲《注析微》、秦士显《案注》、陈大钧《集解》等。《近思录》随笔札记，现存有宋陈埴《杂问》、清汪绂《读》、李元湘《随笔》、令狐亦岱《摘读》、黑葛次佩氏《复隅》、陈阶《札记》、厉时中《按语》、张楚钟《理话》等，亡佚未见者，如清丘钟仁《微旨》、徐学熙《小笺》等。从这份书单可以看出，《近思录》注解和札记的撰作者，在学术地位和影响上，与前述诸多“续录”“补录”收入的那些人物，总体存在较大“层次级差”。我们看，但凡被“续录”“补录”收入的诠释者，几乎都是历代程朱学派的领袖、主将，或宗朱一派学者的代表人物。所以，通过各种“续录”“补录”（包括注释集解中的“集录”部分）贯串起来的，或许可以视作一部反映历代朱子学者“精英”学术思想的《近思录》诠释史。这固然是《近思录》后续著述之学术思想史文献价值的重要所在。但《近思录》不过是一部普及性的理学初级读本，它在一般读者中如何传播？又曾激起怎样的思想反响？其实也很有探究的意义。然而这却是“续录”“补录”所不能提供和反映的。而反观《近思录》的历代注家和札记撰者，除朱子高弟子陈埴、清初名儒张伯行、乾嘉学者汪绂之外，虽也有王夫之、江永、魏源、郭嵩焘等几位声名卓著的人物，但王船山继承的是张横渠一脉，江慎斋擅于经史考据而非义理发挥，而魏、郭二人在晚清宗朱学者中基本掛不上号。至于其他撰著者，如宋代的叶采、杨伯嵒，清代的张习孔、茅星来、李文炤、陈沆、李元湘、陈阶、徐学熙等，似乎都算不上伊洛闽学源流脉络中的顶尖学者、代表人物。但正是这样一种“非典型”的学术层级差异，恰使我们得以了解《近思录》在一般宗朱学者阅读过程中的思想反馈，从而与“续录”“补录”互为补充，体现出面向更为宽阔的《近思录》思想学术史意义。 总之，与《近思录》这部理学入门读物“被经典”历史过程同步的，是产生了一大批续补仿编、注释集解、阅读札记等《近思录》后续著述；这批由历代朱子学者编纂撰著的理学文献，无不遵循《近思录》架构的理学体系，针对《近思录》提出的理学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地补充相关思想学术资料，阐发个人的理解和见解，从而徐徐展开出一幅七百年理学思想史的学术长卷。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书串起了七百年理学史”，这部书就是朱子《近思录》！ 转自丨“朱子理学摇篮武夷山”公众号（ID：zzlxylwys）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