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赵法生 我们为什么要发起乡村儒学实验？  山东尼山圣源书院主楼。孙兴建图 我们尼山圣源书院的一些学者和工作人员，在书院领导牟钟鉴、王殿卿、刘示范等先生的支持下，从2013年初开始，在孔子的诞生地尼山周围的乡村，进行乡村儒学实验，前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有刘示范、颜炳罡、陈洪夫、王连起、孔为峰、张颖欣、金英涛、陈春和我本人。发起这一场实验，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乡村文化的沙漠化。传统中国的乡村可以说是文化的蓄水池，遍布乡村的私塾培养了乡村的文化人，孕育了数千年耕读传家的传统。村里的祠堂、土地庙、关帝庙、河神庙、火神庙以及其他异彩纷呈的民间信仰，满足了普通村民的超验追求，提供了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答案，是乡下人的安身立命之地。不仅如此，乡村私塾培养了大多数的读书人，他们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晋身到士大夫阶层，但是到了退休的时候依然返回到乡村，成为乡绅，在那里搞教化、做慈善，反哺乡村的文化。像做官做到参知政事的范仲淹，退休之后就回苏州老家，在那里办了义学、义庄，兴一方教化。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城乡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文化人离开乡村之后就一去不返。不单是高学历的文化人，现在来看即使是高中生，也不会在农村继续生活下去。就连那些没有文化的年轻人也在逃离农村，到城里去寻找自己的乐土。于是，现在农村成了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的世界。这种情况，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梁漱溟曾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看作是破坏乡村文化的历史，从文化人一批批离开乡村不再复返的现实看，也可以称之为乡村逐渐失血的历史。知识分子离开乡村一去不返，将乡村隔绝于现代文明。而近代以来对于儒家文化各种社会载体的有组织的肆意摧残（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顶峰），已将乡下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目前的乡村不仅在经济上面临着过大的城乡差距，在文化上与城市的差距更大。 最近十多年，全国范围内撤并乡村小学之举，使得乡村的文化生态失衡更加严重。教育部门为此寻找的理由是：乡下学生生源减少。多少有点文化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传统的私塾一般也就十来个学生，有的只有几个学生。为什么那样贫穷的年代，那样少的学生，村庄里都会有一个私塾呢？难道当代中国人对于乡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及传统国人？乡村小学的大规模撤并，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是在经济上越拉越大，在文化和教育上也越拉越大，加速年轻人逃离乡村，因为为了下一代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人们眼下时常讲“留守”的乡村，“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的乡村，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了文化人的乡村，没有了人生信仰的乡村，沙漠化的乡村。起码的文化水准是建立文明社会的必要条件。目前乡村秩序的紊乱部分原因在于乡村治理结构，部分原因则在于文化沙漠化。 第二，乡村面临比较严重的家庭伦理问题。大家知道，儒家一向重视伦理，而家庭伦理的根本在于孝道。《论语》上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由于缺乏公共空间和公共理性，传统中国人公德不彰。但私德相对较好，这首先归功于中国悠久的家教文化，包括家谱、家礼、家训、家族祠堂等。 但是，近代以来，特别是到了“文革”，家教文化传统被全面打倒，人伦底线坍塌，维系家庭组织的一些基本人伦价值被解构，使家庭面临一系列严峻问题。尤其是孝道方面。目前，乡村老人和城市老人一个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没有退休金。像尼山一带，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只有70元补贴，数量太小，对维系老人日常开支作用不大。因此，乡村老人一旦失去劳动能力，他的生活与生命就完全交托给了子女。但子女是否愿意承担这份义务，就完全看他们的心态了。对于农民而言，儿女的孝心就是他们的退休金。如果没有孝心了，乡村老人就没有活路可言。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各地乡村，不孝敬老人的情况很多，不孝者并不感到脸上无光，其他人也并不谴责他们，表明维系乡村孝道的舆论氛围已经淡化。乡村孝道的式微，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大批判和改革开放以来一切向钱看这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孔子当年曾经感叹：养老人不是养牲口。但是，一旦孝道的观念沦落，一旦金钱至上的观念占了上风，农民们就宁愿养牲口不养老人，因为前者可以挣钱而后者只能赔钱。我们在调查一个村子时，村主任就告诉我们，前不久一位儿媳妇公然在大街上打他婆婆的耳光，但主任以为这是村民的家务事，不好管，况且这样的事情又很多，管不过来。实际上，在唐律中有规定，子女殴打自己的父母的罪过等于谋逆。按照传统礼法，一个人殴打别人的父母是法律问题，殴打自己的父母是人性问题，是人伦底线问题。 我们调查中还发现，“老人房”十分普遍。什么叫“老人房”？儿女一结婚，老人就要搬出来，搬到远处一个又矮又小的房子里，单独在那里生活，居住条件很差，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大多数“老人房”离儿女很远，如果老人半夜突发疾病，后果不堪设想。有的甚至在报丧时，连老人几点去世的都说不清楚。老人似乎也已经习惯了此种待遇，有的在儿子谈女朋友时就已经主动表态，一旦他们结婚，自己就主动搬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子女放弃了对老人日常照顾和赡养的义务，与遗弃老人很接近了。 另外，乡村老人自杀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四位教授花了几年时间，调查乡村老人自杀问题，写了长篇报告，已经在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他们发现的事实令人吃惊，在湖北京山县等地，农村老人自杀率接近30％。我曾经与参与调查的桂华博士交谈过，他告诉我，他们的调查都是用严格的统计学来进行的，覆盖面涉及十个省，出现较高乡村老人自杀现象的不止一个省。中国历史上有非常贫穷的时代，有战乱频仍的时代，但是出现这么多老人自杀的，恐怕历史上没有过。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研究所表明的，自杀主要是一种精神现象。物质的贫穷或工作的压力都不足以使一个人自杀，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绝望。社会学者对于乡村老人自杀的调查也证实了此种观点，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在于老无所养，老无尊严。这说明乡村的文化生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第三，乡村的传统文化体系被摧毁之后，外来宗教在乡村快速传播。这几年，基督教及其一些变种在乡村传播很快。基督教是合法宗教，公民也有信仰自由。但是，如果某种宗教在基层社会传播过快，导致乡村文化结构出现失衡，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了。据专家统计，到1949年为止，中国基督徒总量约七十万人左右；而“文革”结束后，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以每年七十万人的速度增长，至今已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 在孔子的故里也不例外。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了基督教的而一些异化变种。现在农村基本上是一些没有文化的老弱妇幼，在这种没有文化的环境当中，宗教的传播很容易发生异化。有一次，我到一个村子里去做调查，到一位老大娘家里去做家访，发现她家里墙上贴满了耶稣像，我问她：“大娘，看来你是信主的？”她说：“是，我信主啊。”我问她：“那你现在去不去做祷告啊？你多长时间去参加一次聚会啊？”她说：“我原来每周都去，现在这段时间不去了。”“为什么呢？”她说：“去就打人。”我说：“怎么打人呀？耶稣主张爱人，不会打人。”她说：“去了，先打你一顿，然后再讲道。打我的人说主耶稣要考验你。”这显然是乡下传歪了的基督教。我就劝她：“大娘，你以后不能再去了，这个教已经传歪了，这不是正宗的基督教了。”从媒体报道的情形看，这些异化的“教门”（当地农民的说法）在乡村并非个别现象。 目前乡村的文化沙漠化，乡村老人自杀等问题表明，乡土文明在一些方面已经突破了文明的底线。乡村文化与乡土文明需要输血式急救，需要那些关心乡村的人、城里人返回来重建乡土文明。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开始着手乡村儒学实验。我们中许多是“文革”后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也属于前面所说走出乡村后就一去不返的人。我们和后代都已经变身为城里人，我们这些曾经的乡下孩子也不可能再回农村生活了，但是农村依然是我们魂牵梦绕的故乡。 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别无所长，如果能够为乡村的文化重建做一些工作，对于自己或许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另外，当时选择尼山的乡村，也有这样一个考量：现在许多人都在谈儒学复兴，如果儒学在它的发源地都无法有效地发挥其教化作用，所谓的儒学复兴也就只能是口号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