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堂外，来听课的村民的车辆排放整齐。孙兴建 开展乡村儒学的目标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乡村儒学在山东已经开展了三年时间。2015年的发展尤其明显，不但在山东继续推广，也波及北京、河南和湖北等省市。目前，山东已经有两个地级市、四个县级市和一些乡镇在全面开展乡村儒学实验，从数量与规模看，似乎已经超出了当年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但乡村儒学和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角度和重点有所不同，尚不及梁先生的实验扎实深入。 目前，山东的乡村儒学大体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以尼山为代表的、学者主导的实验，依托书院，学者主持，发动和组织志愿者开展工作，基本特征是民办公助；第二种是由政府推动的乡村儒学模式，山东省政府将乡村儒学和社区儒学纳入了公共服务体系，省文化厅在山东百余家图书馆设立了尼山书院，推进乡村儒学；第三种是纯粹民间发起的乡村儒学，教学、人员与资金完全民办。这三种模式各有所长，到底哪一种能够长期坚持下去，逐步体系化，能在当地扎下根来，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将来能够有所成就的，必然是能够将乡村儒学变成一种群众自身的文化组织，完成儒学在乡村的内生化、体系化和专业化的模式，这样才能最终扎下根来并传之后世。 目前，基督教已经在乡村扎下根了。他们拥有家庭教会和教堂，有大批富有牺牲精神的传道者，有完备的传播体系。与基督教比较，乡村儒学还什么都不是。如果说基督教是正规军的话，乡村儒学连游击队都算不上，尚处于体系化过程的开端，尤其缺乏专业化和高水准的儒学志愿者队伍，完全依赖外力的推动。乡村儒学的前途在于，有没有可能形成一批有素质、有奉献精神的职业化志愿者队伍，以传道授业为志业。这也是乡村儒学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2015年分别在尼山和聊城，举办了两期乡村儒学志愿讲师培训班，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瓶颈。  来听乡村儒学讲堂的不仅有老年人，也有很多青壮年。孙兴建图 那么，乡村儒学将来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根据我不成熟的考虑，乡村儒学要返本开新，最终实现三堂合一，以完成儒家在乡村再造传播体系的重构。哪三堂？第一就是学堂，第二是祠堂，第三是道堂。 首先，我们看学堂。传统中国的乡村是一个文化蓄水池，涵养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有三种文化组织在支撑它，第一就是乡村学堂也就是私塾。私塾主要教学生学经典、学做人，也正是我们现代中小学教育中最缺乏的东西。私塾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极大，我们在一些古典小说像《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中，所看到的私塾先生多是一幅寒酸、固陋的形象，这种文学形象反映了私塾先生的生存状态，却并没有反映他们的历史文化贡献。比较一下私塾先生和基督教文明中的牧师，可以发现私塾先生在传统中国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牧师在西方社会所起的作用，因为私塾先生培养了两个重要阶层，一是国家文官阶层，也就是士大夫阶层；二是乡绅阶层，也就是承担民间自治的社会阶层。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社会管理阶层，就是不起眼私塾先生们培养起来的。近代以来私塾被国家强制取缔，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由谁来教导农村人做人、教给他们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些方面，乡村儒学志愿讲师可以承担起相应职能。当然，他们要先经过培训，也要完成儒学与现代思想的汇通，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 第二是祠堂。祠堂是传统中国最为普及的信仰场所和文化场所，具有慎终追远和人生礼仪教育之功能。传统中国人的一切人生礼仪，像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是以祠堂为中心来进行的，它非常重要。祠堂同时也是社会自治和宗族慈善救助的重要系统。如果有祠堂，今天很多老人就不会沦落到自杀的地步，依然会有一个共同体在庇护着这些已经没有生存能力的老者。祠堂在“文革”当中统统被当作“四旧”捣毁，尽管近年来在福建、广东等地又复建了一些，但它目前的功能与历史上曾有的功能已不可同日而语。实践证明，现在的乡村儒学讲堂，可以在重建家庭伦理、组建老人互助组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统祠堂的某些作用。现在我们毕竟由农业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不可能每个家族都去建自己的祠堂，这已经不现实了。何况经过五代人的文化断层，祠堂在中国北方已经被遗忘，复建的可能已基本不存在。现代乡村需要一个具有更高社会理性和包容性的公共文化空间，而乡村儒学讲堂，就像犹太教的会堂一样，可以作为这一文化载体的初始胚胎，覆盖全村，包括所有姓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对祠堂的一种历史性超越。 第三，在传统中国有很多道堂。比如从前大概所有村庄都会有土地庙、五道庙或关帝庙等，当然还有一些儒释道的其它教化信仰场所。这些场所对学堂和祠堂是很好的补充。像五道庙或土地庙，乡村人在死后要先来这里报到，人死之后要有一个去处。如果说私塾先生和乡绅以及父辈告诉你应该怎么活，人活着应该遵守哪些人文道德底线，活着的意义在哪里；那么这些道堂就告诉你，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去那里干什么等等。这些东西也在“文革”期间被统统捣毁，短暂的政治狂热过去之后，村庄陷入了无意义的空白之中。人生失去意义，没有价值，活着不知道如何去活，死后不知道去哪里。这样，人们就会无所敬畏，无所不为，肆无忌惮。乡村儒学讲堂也可以加进一些信仰的成分，要解决村民关于人生意义的困惑，让他们精神上有所皈依。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乡村儒学讲堂不但要替代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学堂、祠堂和道堂的功能，而且要提升它的公共性和现代性，让它与现代社会更好衔接。乡村儒学绝对不是单纯的复古，同时还要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型。我们搞儒学教化一定是和现代社会的理念与形态相结合的一种新的儒学。 转自澎湃新闻，《赵法生：何谓乡村儒学？输血急救凋敝乡村，完成儒学现代转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