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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今天，重新认识乡土文明的意义何在？  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圣水峪镇官庄村乡村儒学讲堂外观。孙兴建图 近代以来，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现代化就是城市化，而“农村”这两个字就意味着落后和愚昧。所以，现代化就是要消灭乡村。其实，这是一种十分片面的观点，遗弃了为孔子所珍视的中道智慧，思想方式陷入了二元对立的窠臼。比如，我们一定要彻底打倒孔子才能实现现代化，我们一定要拆掉北京古城才算是新北京，我们必须消灭乡村才能完成工业化……诸如此类，其实是一种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理论，比政治领域的斗争说更加可怕。 就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而言，它远非消灭乡村这样简单。发达国家近期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恰恰说明，现代化绝不能简单等同于“非农化”。发达国家依然有大量的乡村区域，乡村本身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凋敝，反而生机盎然，透露着富庶和谐的气象。在现代社会，尽管乡村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显著降低，但是，文明不等于GDP。从人类文明本身的结构看，工业文明代表了人类征服利用大自然的一面，农耕文明则更代表了人类与自然和天道之间的和谐。文明的维系和存续，依赖这两方面的平衡，也就是天人之际的平衡。因此，乡土文明与工商文明构成了阴阳互补的两极，二者不是单纯的一分为二，而是合二而一。 此外，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乡土社会中隐藏着人类文明更为本原性的精神力量。尽管工商文明在制度建构和科学知识方面成就斐然，但是，农耕文明迄今为人类提供了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正如大自然是人类永恒的家园一样，这些来自农耕文明中的伟大宗教与哲学，今天依然为现代人类提供着必不可少的精神滋养。如果说，工商文明代表着人类在制度建构与理性推进方面的巨大成就，那么发达的理性与知识，依然需要古老的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宗教信仰情怀来引导。人不仅要有理性，还要有情怀，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信仰。 前不久在北京召开的乡村儒学研讨会上，著名学者李存山先生指出，乡村是城市的根，乡村儒学是城市儒学的根，乡土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根。从文明史的源流来看，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于乡村，乡村文明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文化母体，就像天地是孕育了万物的自然一样。正因为如此，尽管英国是一个现代国家，但是，英国人却说他们的精神在乡村。 从再生产的方式而言，农业文明以对大自然最小程度的破坏来展开其物质生产活动，维系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比工业文明要集约得多，合理得多。现代工业文明是物质主义的，它仅仅将宇宙天地万物看作是自己的消费对象，不惜任何代价满足自己欲望的需求，这种文明下的人其实已经把自己降低到腔肠动物的水平，肠胃的满足和感官的舒服就是一切，这是人性的蜕化，更将文明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但是，在现代中国，农业与现代化是对立的这一思想是如此深入人心。不仅决策者们这样认为，知识界这样认为，社会大众这样认为，甚至连农民本身也这么认为，连农民自己都认为做农民是没有出息的，是愚昧落后的，仿佛那是一种天生的原罪。南京大学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把这种观念称之为“贱农主义”。这种观念，既是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政策的产物，又反过来加剧了城乡失衡，对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相信，儒学的根在乡村。梁漱溟、费孝通等前辈学者都曾对乡土社会与儒学的内在联系作过深入考察。我国最早的“村规民约”北宋的《吕氏乡约》、明代泰州学派以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等，也为乡村儒学的发展做了有意义的探索。今天，在儒学遭受空前的摧残之后，它的复兴也必须遵循归根复命的规律，从最为荒漠化的乡野开始进行灵根再植。 在儒学的一切民间传播体系被摧毁、儒学根部的生机殆绝的情境下，试图将其变为政治意识形态，走所谓的上行路线，不但有违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基本法则，会窒息儒家的思想活力，而且是颠倒本末之举。打个未必完全妥当的比方，这好比是想让一棵树倒着生长，先栽花朵，次栽枝叶，再栽树干，最后去栽种树根。世界上有这样栽种成功的树木吗？因此，所谓“政治儒学”之说，是本末倒置的痴心妄想，于儒学的当代复兴有害无益。 重建儒学在乡村教化体系，具体怎么做？ 乡村儒学实验的目的，是要重建儒学在乡村的教化体系，重建村民的人生信仰，以解决当代儒学魂不附体的时代难题。为此，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圣水峪镇官庄村乡村儒学讲堂现场听课的村民。孙兴建图 1、建立固定化的乡村儒学讲堂。乡村儒学讲堂的发展，经历了“农民进书院”和“书院下乡村”的过程。第一个讲堂就设在书院里，因为书院附近就有三个村庄。后来，我们把讲堂设到村庄里，开始是一个，后来到三个，第二年在整个圣水域镇共建了七个村级讲堂。另外还在县城建立了一个社区儒学乡镇法庭。我们的乡村儒学讲堂形成了一套常态化的学习制度，每半个月一次。中国古代传统的乡村儒学会讲，定在初一和十五，也是两次。我们则是在每个月的中间和最后一个星期六。 乡村儒学讲堂是给村民讲儒学的地方，也是村庄的公共文化场所。有没有这一个场所对乡村至关重要。华中科技大学参加调查乡村老人自杀的桂华博士告诉我，他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一个村庄因为有一棵老槐树，老人的自杀率就降低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棵老槐树就是一个公共空间，为农村老人提供了一个说心里话的地方，心里的苦水一旦可以倾倒出来，也就不再那么苦了，自杀率因此可能降低。 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村民并不知道这个乡村儒学讲堂是干什么的，甚至抱着几分警觉，以为又是来骗钱的。而且，虽然当地是孔子的老家，可村民们对孔子其人其学也是一问三不知，不知道学习孔夫子有什么意义。农民是没有星期天休息日的概念的，他们没有闲暇，为了把他们吸引进来听课，头几次讲课时，对坚持听课到底的村民我们都会发一点儿礼物。说起来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生活品，第一次每人一袋洗衣粉，第二次一块肥皂，第三次每人就发一个塑料盆，也算是教化的方便法门吧，体现了对于听课村民的体谅和鼓励。因为头两次发了礼物，加上讲课效果还不错，第三次就来了120多人，结果买的塑料盆不够了，多亏村主任喊了一声“村干部同志们就发扬风格不要了！”这样三次讲课之后，村民感到听课有收获，就不用再发奖品而农民依然会前来听讲了。 乡村儒学讲堂的听众主要有老人、中年妇女和儿童三部分。其中老人和中年妇女占百分之七八十。初期我们曾经担心这样的听众结构是否有意义，因为基本没有青壮年，而孝道教育是乡村儒学的重点，那么，教化的对象究竟是谁？谁来落实孝道呢？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文化如同空气，是可以传播的。只要一个人来听，就可以影响全家；只要部分人来听，就可以影响全村。影响力的主要来源是榜样的示范。这一点，其他各地的乡村儒学也提供了相似经验。比如调研福建省涵江县霞浦村时，我也给村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的讲堂最多可以坐100多人，可这却是一个5000多人的巨型村庄，100人如何能够影响5000人呢？一个姓周的村民回答：“人少，可是影响不小。以我来说，我过去是村里有名的赌徒，家徒四壁，无可救药了，现在我都改了，在村里引起很大反响。我们村的一个儿媳妇，原来以不孝公婆著称，经过学习像是换了个人一样，家庭和谐幸福，她的事迹传遍了全村。另外，讲堂的义工们无私奉献，扫街修路，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然会受到影响的。”他的话，基本上道出了乡村儒学讲堂何以有效的原因所在。 2、形成一支专业化的乡村儒学志愿者队伍。就像基督教要有牧师，佛教要有僧人一样，儒学的重建要有专门的传道者。一开始，是我们几个学者到农村去传播儒学，后来实验点多了，我们就在本地发动了一批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有的是退休干部，有的是退休教师，也有在职老师，还有做企业的老板，等等。这些人都是无偿尽义务来为农民传授国学的。有的志愿者表现出很高的奉献精神，不但免费去给农民讲课，还自费给听课的群众买一些小礼物，有的给孩子买文具，有的给义工村民买录音机，还有的八月十五前后做调查时会给农民买月饼。这支志愿者队伍，对乡村儒学的开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乡村儒学讲堂的志愿者。孙兴建图 3、建立一套乡村儒学的传播体系。这套体系包括课堂和课外两方面。 课堂教学要有教师、教材、教法等，它不同于学历教育，目的不是考试升学，它是修身做人的教育、信仰的教育，正是目前国民教育中所欠缺的。这就决定了讲课的方式不能是“满堂灌”，不像知识的传授，尤其不能讲抽象大道理。村民是不会客气的，如果听不懂，他们搬起板凳就回家去了，因为家里还有一大堆活儿要干呢。这不是指大道理不重要，而是说你要把道理讲得村民愿意听。其实，给村民讲课并不是没有道理可言，你要学会给抽象的义理涂上形象的奶油，村民就能接受。这就涉及“理”与“事”之关系。佛教之华严宗就认为理事相即，理在事中，全理即事，理逐事彰。讲故事谈体会是让村民明理的最好方法。我们在课堂上讲乡村里一些感人的家庭故事，以及祖祖辈辈流传下来教人的老道理，村民最愿意听。 尤其是要让村民们知道要从我做起，不仁不孝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在乡村儒学活动中发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炎热夏天，一对夫妇正在挥汗如雨建房子，五岁的孩子在一旁喊饿，闹着回家吃饭，母亲训斥道：“你就知道饿，还不到十一点半呢！没看见我和你爸爸正在盖房子吗？”孩子问：“妈妈，我们不是有房子吗？为什么还要盖新的？”妈妈说：“孩子，没看见你爷爷奶奶吗？他们年纪大了，又聋又脏，还常生病，以后就放到这里来，让他们自己住，咱们好省心！”这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老人房”。那孩子一听明白了，说：“妈妈，我不饿了，你们好好盖吧，盖结实一些。”妈妈问：“盖这么结实干嘛？”儿子回答：“等你们老了，我把你们也送过来”。孩子的回答不仅让他的妈妈心惊肉跳，也让每一个听故事的村民心里咯噔一下。儒家虽然不太讲报应，但正如《诗经》所言：“慎乎慎乎，出乎尔者，反乎尔者。”那些不孝敬老人者，已经为他们的子女树立了最好的反面教材，他们的一切行为，将来都会反作用到他们自己身上。 除了课堂之外，还有不少课外活动。课内课外、家内家外的活动结合起来，构成了乡村儒学传播体系的内容。这个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行孝道。孝道是现在农村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农村的老年人、中年人包括青年人都关心的问题。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决定，给农村讲什么呢？先讲孝道，结果效果非常好。记得当时村主任说，来听的老人有好几位都掉泪了，听完课了回家还在掉泪。什么原因呢？我说肯定是老人在家受委屈了，我们讲课的内容触动了他的心弦。 不单是讲孝道，最重要是要践行孝道。我们不断从村里找一些践行孝道的典型，让他们介绍他们行孝的经验，以此来表彰先进，带动后进。还会给前来听课的孩子布置孝道作业。 第二，学经典。读的经典不能是很复杂的，必须浅显易懂。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弟子规》，后来也讲一些《孝经》、《三字经》，有时候也讲一点《了凡四训》，或者是《王凤仪讲道录》。讲读的经典，我总结的模式就是：圣书加善书。圣书就是儒家经典，善书就是中国传统的劝善经典。现在，民间自发的乡村儒学以讲善书为主，缺乏圣书的引导；学界主导的教学又以圣书为主，很少涉及善书。其实，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乡村儒学所需要的。 但是不管善书还是圣书，讲法与学校的应试教育大不一样。这里讲经典应该故事化、生活化、体验化，而且要注意和村民的互动沟通。有的志愿讲师非常善于和村民沟通，他讲着讲着就走到村民中间，让这个大嫂回答一个问题，让那个大嫂背诵几句，还会随机请人上讲台唱歌，活跃课堂气氛。 第三，习礼乐。中国文化本来是种礼乐文明，但是我们现在可说是礼坏乐崩，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注意。我们乡村儒学课堂就要从最基本的生活礼仪教起。我们每次上课前，都要播放一点孝道歌曲，儒家的教化歌曲。另外，每次上课前，会让孩子们都走上前台给在座的长辈鞠两个躬，然后所有人站起来给孔老夫子像鞠四个躬。另外，我们也会请一些专家给老百姓讲一些生活礼仪，像婚礼、冠礼、丧礼，讲一些传统礼仪和他们本地的礼仪结合起来。 第四，社会救助。当地有些老人生活十分困难，我们就帮助他们；有些儿童因为家庭困难失学了，就帮助他们恢复上学。我们发现有个村子里，高血压病人特别多，“三高”病人特别多，我们就从济南请来心内科大夫给他们治疗“三高”，讲解一些防治“三高”的知识，受到村民热烈欢迎。每逢过年，我们还会对村里困难家庭进行救济。我们在村里还搞了个“安怀基金”，“安怀”之名来自孔子的一句话：“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目前，即使在孔子的老家，老者不得安，少者不得怀的现象也不少，这一基金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除了我们自己捐款外，还组织村民捐款。我们希望类似基金能够做起来，让更多老人孩子受益。 第五，营氛围。人是环境的产物，氛围的营造非常重要。在试点村，每天早晨七点就要播放《弟子规》和孝道歌曲，像《跪羊图》、《感恩一切》、《婆婆也是妈》等，天长日久，日积月累，对村里文化氛围的改善很有意义。我们还举行了一些评比活动，让农民自己来投票，评选他们的好媳妇、好婆婆、好家庭。还根据农民的要求，请县里的剧团来村里表演文化节目，尤其是一些和孝道、传统文化、家庭伦理相关的节目，非常受农民欢迎。 第六，立乡约。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自治的主要依据。近代以来，这个传统实际上也被丢弃了。据我们调研，目前有些村子也有乡规民约，但基本上是硬性的、法律法规式的规定，只是单方面要求村民不做什么，比如不许偷东西、不许超生、不许乱倒垃圾、不许打架等等。只有这么多“不许”，没有心性的启发、人心的唤醒，它就成了法家，而不是儒家。儒家的乡约是建立在自我省察基础上的，建立在农民自觉自愿基础上的。现在的所谓乡约实际上已经变形。因为儒家的传统没有了，所谓的乡约也就名存实亡了。 截至目前，乡村儒学实验产生了哪些效果？ 不管是讲课，还是进行各种教化活动，最重要的是你本身的言行。儒家是知行合一的学问，是重视身教的学问，你的口才再好，还不如你真心对村民好，不如你做得好。乡村儒学志愿讲师中，成效最好的不一定是那些讲得最好的人，但一定是那些做得最好的人。你口中所说的，只有你做到了，村民才会信服。否则，你讲得全是真理，村民也不相信。就其现实形态看，儒学的本质是学儒，是出则孝如则悌的德性修养，如果把它当成了只说不做的知识，心口不一，知行为二，那就变成了口头禅，既不能修己，更不能安人。 头半年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村民有时候嫌讲课的次数太多。到了2013年的八月份，讲了大半年了，管不管用呢？老百姓能听进多少去呢？我们心里没底。真正的教化效果显现出来，是到了年底，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因为过春节是我们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也是一个孝亲敬老的节日。平时村民各忙各的，但这个时候再忙，也要关注一下老人，走亲访友等。 到了年底，很多农民告诉我们，村子里变了，尤其是孝道的正气被树立起来了。不管关起门来在家里怎么样，至少现在村子里没有人敢公开不孝敬老人了。有些原来非常不孝的人，也有了很大转变。有个以前打婆婆的儿媳妇，到了年底会给她婆婆买了一身新衣服送过去，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她的婆婆自然非常激动。后来这个儿媳妇还经常用三轮车带婆婆赶集。还有位老大娘有三个儿子，那是山区，生活水平比较低，每个儿子每年给的赡养费只有200元，即使这么少，二儿子还从来不给，二儿媳妇还经常挑老人家的毛病。经过一年的学习，二儿媳妇到腊月二十八会主动送来200元，还请婆婆回家过年。她婆婆当时也是住在一个又破又旧的“老人房”里，结果婆婆不敢去。到了第二天，二儿子又来请她，这老婆婆才放心回去过年，回去发现，这次变了，全家人待她若上宾。 除了孝道之外，村里的社会风气也有较为明显的改善，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目标只定位在家庭伦理。经过一年学习，村里偷东西的明显减少了。原来一到秋天，就有几个人到坡里偷东西，村民称之为“秋里忙”，尤其是收花生的时候，得抢收，收下来赶紧运到家里，不注意就让别人拉走了。但现在没事了，村民在大街上晒花生都不要紧。还有村里骂街的明显减少。骂街曾是村里的一道风景，有些人与他人有矛盾，平时不好说，喝了酒就到街上叫骂，骂得话特别难听，对村里的文明影响很坏。经过一年的学习，骂街的消失了。其中有一个村庄叫做小官庄，讲堂开了五个月，村主任要请我们吃饭，他说：“讲堂管用了，邻里关系有了改善，骂街的也收敛了。前几天在街上碰见一个老大爷，此人以前经常骂街。我看他披着棉袄，像是刚喝过酒，鼻子红红的，又要开骂，正巧让我碰见了，便对他说了一句：‘你也学了五个月《弟子规》了，还好意思骂街吗？’一听这句话，他转身跑进家里，把大门闭起来，不好意思出来了。要是原来的话，我越批评他，他骂得越厉害。从前，碰上骂街的，我只能赶紧跑回家里去，将高音喇叭放开，与他比个高低，别无良策啊！”另外，村里的卫生也有显著改善，原来经常要打扫五六车子的垃圾，现在一两车就可以了，因为村民自觉了，会往前走几步将垃圾放进垃圾箱里了。根据我在福建、河北、山东各地所做的调查，乡村儒学只要扎实开展，坚持一年左右，都会有以上各种效果。这说明，乡村伦理问题具有相似的症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