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林（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三、关于“和谐宗教”，应该反省的是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教会领袖们 任重：可是，也有人认为这是干涉宗教信仰，并且认为儒家这次不宽容、不讲宗教平等。在基督教方面也有这种看法，比如中国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单渭祥牧师在全国政协民宗委举办的“和谐宗教”专题座谈会上，谈了有关山东曲阜建造教堂遭到十位儒家学者联名反对的事件，强调宗教和谐必须以尊重和包容为前提、以交流和对话为途径，切不能强调自身特点产生狭隘和排他。单牧师认为儒家学家们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表示关切这自然是值得肯定，但不能用 “此消彼长”的传统思维方式去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共融。 蒋庆：首先，不能口头上讲宗教和谐的尊重与包容，而实际行动又违背宗教和谐的尊重与包容。就今次曲阜事件的起因来看，恰恰在于耶教方对儒教圣地缺乏最基本的尊重，而不在于儒家学者们“强调自身特点产生狭隘和排他”。因而，应该反省的是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教会领袖们，而不应统反过来责备儒家学者们对自己所崇仰的文化圣地遭到冒犯后的正当反应。 并且，文化与宗教的传播与信仰自古以来都是“此消彼长”的，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历史事实。在今天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也不能例外。无庸讳言，文化与宗教之间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若处理不当会带来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原因。而要避免这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最基本方式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即不同文化与宗教之间，要真诚地相互尊重，避免自己的行为对其它文明即其它文化与宗教造成伤害，这就是孔子所教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也是耶稣“爱你的邻人”的教诲与“虚心的人与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的“登山宝训”。 遗憾的是，单牧师没有去反省曲阜建大教堂是否违背了耶稣“爱你的邻人”的教诲与“虚心的人与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的“登山宝训”，也没有去诚心了解这一事件给儒家价值的信奉者与儒教的信仰者所带来的心理感受与情感伤害，而是把儒家学者们《意见书》的正当反应看作是应当放弃的、不符合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与文化共融的“此消彼长”的“传统思维方式”。单牧师这一对曲阜事件的指责性回应我们很难接受，因为这一回应没有任何自我反省的成份，体现的仍然是某种不尊重其他文化与宗教的自大与傲慢，而不像某些基督教信徒真诚地认为在曲阜这一特殊地方建如此的大教堂确实不恰当。 但话又说回来，以批评“此消彼长”的传统思维方式，来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共融寻找理据的做法，在我看来是极其虚伪的。因为我们知道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目的，用基督教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到东方去，收获灵魂”，“收获灵魂”就是用西方的基督教信仰改变中国的传统儒教信仰。当中国在政治上追求独立而民族觉醒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改变了策略，提出了“中华归主”的口号。所谓“中华归主”，就是“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而“中国人归基督”就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最终目的。可见，在中国“收获灵魂”而实现“中华归主”的最终传教目的，肯定意味着中西文化与宗教之间竞争关系的“此消彼长”。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也是不应该回避的事实，有意回避这一事实除虚伪外，就是在掩盖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特质——基督教是一种“传教的宗教”，即基督教把传教（传福音）当作最根本的生命信仰与信徒义务，而“传教的宗教”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文化与宗教之间竞争关系的“此消彼长”。 因此，在这种“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中，平面化的文化交流只是表面的和谐现象，浪漫性的文化共融只是在掩盖外来强势宗教的霸道性扩张。如果我们不认清中西文化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长期竞争性关系这一基本事实，而被虚幻的“文明对话”与表面的“文化交流”蒙住了双眼，结果可能不是一厢情愿的“文明和谐”与“宗教和谐”，而是更大的“文明冲突”与“宗教冲突”。这是因为：一国之内如果缺乏强大的本土文化与本土宗教的主导性制衡，外来文化与外来宗教必然会无限制地扩张膨胀，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导致文化与宗教的“反客为主”而造成“文明冲突”的加剧，而不是“宗教和谐”的建成。 因此，在今天的中国，要真正做到“文明和谐”与“宗教和谐”，就必须去大力保护、扶持与壮大儒家文化或者说儒教，而不是去无休止地进行无主体的所谓“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 四、任何国家内都存在着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性的宗教与文化 任重：很多人担忧你们给当地施压，是干涉宗教信仰自由。 蒋庆：有论者认为《意见书》希望依靠当地解决曲阜建大教堂问题，是干涉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批评不能成立。 《意见书》只是要求有关当地政府改变在曲阜“三孔”附近建如此高度、如此规模、如此风格的教堂这一不当决定，不是要求当地禁止曲阜民众信奉基督教，也不是要求当地在远离曲阜文物保护区之外禁止基督徒修教堂。由于这次曲阜事件是当地做出了不当决定，所以《意见书》要求当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而改正自己的不当决定，而不存在干涉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 当然，从儒家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承认所有的宗教与文化在某一国家之内都是完全平等的。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都存在着一个主导性的占支配地位的宗教与文化，西方如此，中国也如此。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我们知道，美国主导性的文化与宗教是基督新教，美国宪法用国家大法的方式确立了基督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性支配地位，即用宪制的方式确立了基督新教是在国家公共生活中公民必须接受的统治特权。尽管在这一宪制架构中，每个人可以在私人生活中自由信仰任何宗教，但在公共生活中除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可以作为国家的主导性公共价值外，任何其他宗教的价值观都不能作为国家的主导性公共价值。比如儒教的价值观与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在美国只能作为“私家言”在私人生活领域中充当个人自由信仰，不能作为“王官学”在公共政治生活中成为美国宪制的统治原则。 某一宗教与文化成为某一国家公共政治生活中占主导支配地位的“王官学”，是某一国家特殊历史文化长期演变而形成的结果，体现了某一国家的历史文化特质。所以，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国家内，不存在所谓平等的宗教与文化，当然也不存在所谓平等的“宗教对话”与平面的“文明对话”。自由主义者不承认这一基本事实，只能说明自由主义者的虚伪。而许多基督新教徒在政治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正是基督新教的政治价值观，而西方的其他基督宗教大多接受了基督新教的政治价值观，那基督教的信仰者们与自由主义者们一起鼓吹虚伪的多元平等的宗教文化观就不难理解了。 既然任何国家内都存在着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性的宗教与文化，那么，政府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就有责任与义务对这一历史上形成的主导性宗教与文化进行特殊的保护、扶持、传承与发扬，而没有保护、扶持、传承与发扬其他非主导性宗教与文化的特殊责任与义务，更没有保护、扶持、传承与发扬其他外来宗教与外来文化的特殊责任与义务。比如，英国政府会特殊地保护并扶持圣公会在英国社会与政治中的国教地位，会传承与发扬圣公会的宗教价值观与宗教传统礼仪，而不会去特殊地保护扶持其他非主导性宗教与文化在英国社会与政治中的地位，并且不会去传承发扬其他非主导性宗教与文化的宗教价值观与宗教传统礼仪。 再有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俄罗斯。前苏联解体后，美国的福音派非常激动，认为出现了在俄罗斯传播基督新教的大好机会，于是福音派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俄罗斯传教。刚开始俄罗斯政府搞不清楚美国福音派传教士的动机，以为他们是为了帮助俄罗斯建立自由社会，甚至欢迎他们到中小学去传播福音信仰。后来慢慢发现不对头，美国福音派的大规模传教会改变俄罗斯的宗教文化属性，即改变俄罗斯东正教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改变了俄罗斯的东正教历史文化传统，即意味着改变了俄罗斯国家的历史文化特性。于是，俄罗斯通过国家立法，规定任何宗教组织必须在俄罗斯存在二十年才能够合法注册，俄罗斯政府就是用这种国家干预的特殊办法避免了美国新教福音派在俄罗斯的扩张性竞争，从而保护了东正教在俄罗斯的生存和发展。 总之，在儒家看来，国家或政府有特殊的责任与义务保护、扶持、传承与发扬这一国家内历史地形成的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性宗教和文化。在中国，这一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性宗教和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即就是儒教。因此，中国的国家或政府有特殊的责任与义务保护、扶持、传承与发扬儒家文化与儒教，这是中国的国家或政府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是今日中国对历史中国与未来中国必须履行的统治义务。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政府在当今中国应该保护、扶持、传承、发扬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或者说应该保护、扶持、传承、发扬儒教还是基督教？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在今次曲阜建耶教大教堂事件上，当地没有尽到保护中国文化与儒教文明的责任，而是在尼山论坛释放的自由主义虚伪的平等多元思想的影响下不明智地做出了不当的决定。然而，我们不要忘记，鼓吹平等多元的自由主义思想正是基督新教的政治价值观，竟被当代许多中国人与尼山论坛的主持者们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而我们也不要忘记，近代以来列强欺压中国的无数不平等条约中，几乎每一个不平等条约内都有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强迫中国人接受的“传教权利”与“传教自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