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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读《弟子规》不如读《弟子职》

http://www.newdu.com 2017-12-05 更生 newdu 参加讨论

    
    资料图
    最近,中山大学因要求所有新生一律阅读《弟子规》而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这也难怪,在这个网络媒介如此发达的“泛娱乐化”时代,几乎任何一项公共举措都会迅速传遍街头巷尾,成为各色人等品评和热议的话题,连严肃而高尚的教育事业也概莫能外。中山大学此举的意图不难理解,乃是为了使大学新生接受一场“道德教育”,通过对古训的习读来获得对传统伦理规范的认同和自身道德水准的提升。然而,为什么一项正当的教育措施会升温为一个“事件”?究其原因,问题恐怕出在我们的文教制度上面。
    我国自引入西方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起,就不可避免地以培养实用化、技术化、科学化的人才为定位。衡量一所大学或一门课程的质量的最主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具备实用价值、能否适应社会需求;至于是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培育学生的良好品行,则不在最终的衡量范围之内。古典教育传统注重的是如何塑造人的优异与卓越,而现代教育理念则以能否产出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为目的;古典教育通过对伟大经典的研习来激发学生对美德的探寻,现代教育则更多地用技能培训取代了道德追寻。通俗地讲,我们当前的高等教育注重的是物质层面而非精神层面,目的在于培养有用的人而非高尚的人。
    为什么我们的文教制度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变?列奥·施特劳斯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一文中说:“我们不知何故竟相信我们的观点比那些最伟大的心灵的观点更高、更优越……我们的时代,作为最伟大心灵所属时代的后来者,能被设想为优越于他们的时代……向我们隐藏我们真实处境的轻便幻觉都导因于此:我们是,或能是比过去时代的最智慧者更聪明的。”的确,我们正处在一种“轻便幻觉”当中,这种由浮躁、庸俗的大众文化和盲目、冲动的进步主义所构筑起来的飘飘然的“幻觉”,使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远比古人更具智慧,认为道德的进步会伴随着科学的繁荣而实现。大众文化和实用取向已经如此牢固地占据了大学教育的核心,以至于公众对任何形式的“道德努力”都会鸣鼓而攻之,甚至视其为“政治不正确”。因此,中山大学这一力矫时弊、拨乱反正的“道德教育”的尝试,才会招致强烈批评。当然,大学培养实用人才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一味偏重于此,从而以教育品质的败坏为代价,那这样的代价未免太高了。
    在各种批评和质疑当中,有一种“意见”最为突出也最具代表性,那就是,中山大学不应采取“强制”措施来推行道德教育,因为这会限制学生的“自由”。如同自由主义对“最小国家”的强调一样,大学似乎也理应如此,只需维护基本的教学秩序即可,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自由,尤其不应该在精神和价值领域有所干涉。在这种“意见”看来,“免于”被强制是学生的自然权利,中山大学此举与强制洗脑并无本质区别。但事实上,“自由”与“自主”密不可分,意味着人的自主选择,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自由意味着做自己希望做的事情。”然而,就大学教育的层面而言,对于刚刚摆脱中学教育、甫至成年或接近成年的大学新生来说,他们的“自主”其实尚未被唤起,依旧处于“蒙蔽”状态。新生们的“不自主”是内在性的,是无法作出自我决断的“不能自主”,而非外在性的、受到外力所限的“不可自主”。如果不对这些“不能自主”的年轻心灵加以价值引导和道德培育、告诉他们如何判别是非善恶,而是一味放纵、任其自由发展,难免不会陷他们于无所适从和随波逐流的境地。从这一意义上说,强制性的“道德教育”的实质恰恰是“自由教育”,大学的角色应当是“导师”而非“保姆”,应当为学生在道德和品性上提供更高的指引。须知教育品质直接关系着政体的品质,故《礼记·学记》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至于教学之先,又在“兴于诗”(《论语·泰伯》)。“诗教”的意图,正是为了使人辨别善恶,心志止于无邪,从而培养“温柔敦厚”的性情。大学作为教育的最高形式,更应当坚守自己的价值理念,以“德育”和“造士”为己任,不为流俗所掣肘。这正是中山大学这一崭新却又“保守”的教育举措的正当性所在。
    《荀子·劝学》云:“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道德教育”应当通过亲近和阅读经典来开展,只有与古代那些伟大的心灵进行对话,才能获得德性培育与灵魂上升的正途。那么《弟子规》能否算得上“经典”,倒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弟子规》本是村学究用于蒙童教学的小册子,任何一部重要目录学著作都不屑著录,如今在大众文化的追捧下,竟一跃成为了“国学经典”。因此,在有心开展“道德教育”的情况下,识别“经典”、择善而从,就成了教育工作者的局限。中山大学的“初心”是好的,但错在识力未逮,误将《弟子规》奉为圭臬,恰如李白诗云:“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我们有那么多经过时间裁汰的经典传世,为什么偏偏选择《弟子规》呢?为什么不读《大学》《中庸》(孙中山先生手定中大校训正出自《中庸》)《论语》《孝经》?如果以上诸书犹嫌“精微要妙”,那么笔者建议,不妨选择篇幅不长的《管子·弟子职》。《弟子职》和《弟子规》虽仅一字之差,然而境界高下不可以道里计。《管子》虽非儒书,但《弟子职》篇却恭俭庄敬,切合儒家精义。若能参稽旧注、作一个“靠谱”的通行本以施于教学,则功莫大焉。
    (腾讯儒学特约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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