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法不悖人情”是世界公法的基础 深圳特区报：现在，一些学者提出，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宋代思想家陈亮提出“法深无善治”，要求法律对私人生活保持谦抑。道德和法律相互介入太深，也不合适吧？ 郭齐勇：内在的道德，更具广泛性的社会规范，强制性的法，三者既相互区别又产生互动。我们不能把内在的德混同于外在的法，也不能把外在的法混同于内在的德或外在的社会规范。比如，“常回家看看”立法，我觉得并不合适，这应该依靠道德自觉，没必要用法律来强制。现在可能是考虑到不强制，似乎很多人就做不到了。古代中国推崇孝悌治国，现在“常回家看看”居然要靠法来强制，这种变化是可悲的。当然，我们整个社会还是在趋向合理性。 深圳特区报：儒家注重尊卑，讲究等级秩序，这是不是会对法治形成阻力？ 郭齐勇：全世界所有的文化和宗教传统都讲尊卑和等级秩序。我去欧洲就看到，欧洲人对爵士出身者非常崇拜。另外，儒家不仅重视这些，还特别重视平等。儒家认为匹夫有其德，有不可让渡的权力，孔子讲“匹夫不可夺志也”，力倡保护个体的人格尊严。 就像宋代，一方面大臣尊重国君，另一方面对国君的批评可以是极其尖锐的。余英时先生的大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就介绍了宋代的士大夫文化，他认为那时特别强调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君相制和三省六部制之下，宰相权力很大，依靠制度保证来抵制皇帝的有些指令，甚至参劾皇帝。没有三省六部的审核，皇帝的一些指令贯彻不下去。宋代是以儒家思想治国，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不阻碍法治。 深圳特区报：儒家讲人伦、重人情，这种倾向怎样与增强全民法治观念统一起来？ 郭齐勇：儒家讲天理人情，天理人情和法并不冲突。如果一个法违背天理人情，那就是恶法。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强调尊重人情，“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为罪。一味地鼓励大义灭亲、鼓励“告奸”，这就是孟德斯鸠所反对的以大恶去制小恶。像以前写大字报，儿子揭发父亲，丈夫揭发妻子，这是好事吗？我写过很多文章，提出儒家重人情、人伦也重法治，在今天开放性的法治社会，更要强调培植人伦、人情。最近10多年来，我的同事、全国人大代表彭富春教授和我一起，促成了一个立法的变化，就是推动新修的《刑事诉讼法》吸纳“亲亲相隐”观念，出台了不强制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的规定。 有些人对“隐”表示不解，其实“隐”就是不张扬亲人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世界公法的基础，是法律不悖人情的条件。发达国家还规定不能强迫人举证同事，这就是对人情的有力维护。我们要有一个良法的传统来维系社会的公序良俗，一定要避免用法伤害人情。调节性的伦理，能使法得到更好的贯彻。在这方面，我认为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保护人的亲情权、缄默权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