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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文化走出去正相适应 深圳特区报：现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您觉得，走出去的应当是什么样的文化？ 郭齐勇：走出去的前提是回到中国。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对传统文化采取大批判的态度，老是用“封建”、“专制”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就会给文化走出去造成很大困难。有的人去外国留学，很快就跟着别人皈依了宗教，反过来对中国文化大放厥词，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为了文化更好走出去，必须促进人们了解、认同、拥抱中国文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这一提法非常好，有很强的针对性。 深圳特区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郭齐勇：首先，我们要推动文明对话，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别人的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虚怀若谷地去学习。既传承好自己的文明，又积极吸纳别人的文明，相互对话，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建构和谐世界。费孝通先生讲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提法很重要。 其次，我们不要有灌输的观点。虽然我们要积极推动文化走出去，但并不是要给谁灌输什么，文化交流要平等、自然。 另外，我们要重视自己的文化安全。“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也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强调的。 深圳特区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您认为我们在海外建设孔子学院，应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郭齐勇：我觉得，孔子学院的老师应当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有基本的国学素养、人文素养，有基本的文化立场，不能只是教一些简单的语言知识。另外，孔子学院的老师，不仅要了解中华各民族的文明，还要对全世界的文化有基本了解，这样才能以一种健康心态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我想强调的还是对自己文明的了解，特别是对诸子百家、儒释道、宋明理学都要了解。 深圳特区报：我们应当如何对外传播儒家思想？ 郭齐勇：传播应该更平实，使用人家听得懂、能接受的“世界语言”。例如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人与人相处的黄金规则。实际上，罗伯斯庇尔时代的《人权宣言》、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以及1993年的《世界伦理宣言》，都吸收了这种思想。这说明，儒家思想可以成为重要的现代理念的基础。儒家的仁爱忠恕之道，具有现代意义。在二战后国际联盟制定《人权宣言》的过程中，国民政府的代表张彭春先生贡献甚大，这可以有力驳斥有些西方政治家关于中国人不能给世界提供价值观的论调。我们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对自己祖先的文明要尊重并转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深圳特区报：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今天看来是不是也存在不合时宜的成分？应当如何发展？ 郭齐勇：儒家思想和轴心时代其他文明的文化思想一样，都有时代性。我们主要是继承儒家思想的精神，而不是拘泥于它在每个时代的具体呈现。我们要发展祖宗的文明，既不能躺在祖宗文明上面睡觉，也不能因为祖宗文明没有开出我们现代需要的东西，就认为它不重要，甚或咒骂祖宗。祖宗只能按照其所处时空条件与要求去塑造他们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没有给我们现成的科学与民主，就不值得尊重。其实基督教也未给西方提供现成的科学与民主。儒释道的文明是很高的文明，有很高的智慧，携带着现代文明的基因，只要我们去虚怀体悟、继承发展，就能从中开出现代与后现代的文明之花。 当然，有些东西，比如“三纲五常”中的“三纲”，虽然过去衍生出了三纲六纪之学，在传统社会有合理性，但不符合今天的形势了，需要解构，但“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的基本价值还可以继承、弘扬。比如，儒家思想教我们做一个好人、尊重父母、讲礼义廉耻，这总是可以说的吧？儒家提倡的很多私德可以成为当代社会公德的基础。这当然需要创造性转化，比如愚忠、愚孝是不合时宜的，但忠孝观念还有价值，这就需要我们继承、转化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很多东西颇具现代价值，只不过需要我们补充新的文明素养，并与之相结合。（邓辉林 尹传刚） 【学人简介】 郭齐勇，1947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中国哲学会副执行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曾被邀请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德国特里尔大学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日本关西大学特聘研究员。应邀到哈佛大学、慕尼黑大学、莱比锡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首尔大学等十余所国际知名学术机构讲学。出版著作8部。 代表著作： 《中国哲学史》 《中国儒学之精神》 《熊十力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 《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 《郭齐勇自选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