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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例外 1961年秋，我大学本科毕业，留校当研究生，拜入静希师门下，有幸亲聆先生的教诲，长达四年之久。后来工作了，但仍常回燕园62号，一则问候先生与师母，二则向先生请教。先生一如既往，继续给我上课。直到先生九十五岁高龄时，我才不敢再劳累先生，但请安是从不间断的。 拜入林门伊始，师生就形成了一个程式：我入门后先进内室，向师母请安；然后到客厅坐定，问候先生的饮食起居，接着便是我请教，先生授业。只是在1990年2月21日师母仙逝后，我进门后先向师母的遗像行鞠躬礼。四十多年，一仍旧贯，连拜年亦循此程式。然而，也有两次例外，这都是因小如师而起。 第一次例外在1979年春节，我照例去给先生和师母拜年。刚在客厅坐下，还不等我开口，先生就气呼呼地问道：“彭庆生（先生历来只呼名，惟独这次加上了姓）！为什么吴先生的职称至今还解决不了？早在文革前，我就和游先生（讳国恩）联名保荐他破格直升教授。去年游先生去世，我又和吴组缃先生联名保荐他直升教授。为什么拖到现在还不解决？”我很犯难：一则我离开北大已久，不太了解情况；二则虽然也道听途说地知道一点内情，但又怕说出来使先生更加生气。但先生一直盯着我，不回答是不行的，便只好含含糊糊地嗫嚅道：“据说是由于人际关系。”先生似乎若有所悟，但仍然愤愤不平。幸亏我深知先生有个特点：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提起唐诗、新诗格律、楚辞、《西游记》和篮球这五个话题中的任何一个，先生便会立即兴奋起来，侃侃而谈，神采飞扬。于是，我便请教：“您说过：唐诗最大的特点是新鲜，如旦晚间始脱笔砚；又说唐诗最高的成就是深入浅出的统一。到底是哪个重要呢？”先生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是深入浅出！正因为是深入之后的浅出，是深入浅出的统一，才能永远新鲜。”接着又详尽地讲解了“深入”和“浅出”的关系。我心中大喜，一来深受教益，再也不敢在先生面前提如此愚蠢的问题了；二来也得以从窘境中解脱出来。 其实，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一直为小如师的职称问题而耿耿于怀，在我们的心目中，小如师早就是教授了，而且，中文系的老先生亦作如是观。游国恩先生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这两本书影响深远，一直是许多大学中文系教师的重要参考书，多次重印，发行量以十万计。小如师注释了其中的先秦神话、《国语》、两汉辞赋的全部和《尚书》、《诗经》、《左传》、《楚辞》中的部分作品，更重要的是：这两本书的全部定稿工作，都是由小如师承担的。书稿杀青时，小如师尚未满三十五岁，非家学渊源，功底深厚，焉能至此？游老素以渊博严谨享誉学林，而这两部重要著作的定稿工作，全部交给了小如师，可见其器重之深，倚重之切，则其与静希师联名保荐，亦良有以矣！ 静希师对我说过：“遇到史料、训诂、考证方面的问题，你就去问吴先生。”组缃师说得更妙：“吴先生对古书熟极了。他查书，从不翻目录，一扒拉就找着了。”我是湖南人，家乡话中没有“扒拉”这个词儿，因而觉得很新鲜，也很生动，记得很牢。在我的印象中，组缃师素来是比较严肃的，不苟言笑，但他老人家竟然也如此推重小如师，则其继游老之后，与静希师再次联名保荐，自亦顺理成章了。 不仅中文系的师生都很尊重小如师，而且，在我看来，系领导虽不给小如师提职称，却一直把他当教授使用。上述《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与《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定稿工作，便是确证。须知当年极左思潮泛滥，反对“个人名利”，两书的署名，都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而参与选注的先生，有的已是副教授了，却由一位“讲师”来定稿，岂不发人深省？ 1961年秋，北大中文系五六级文学专业留了四个研究生：李文初的导师是游老，齐裕焜的导师是小如师，黄侯兴的导师是王瑶先生，我拜入静希门下。这四位导师中，游、林、王三位都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家，惟独小如师还是讲师。但我们一点都不惊诧，都觉得小如师带研究生是理所当然的。我和裕焜同班且同寝室，长达九年，毕业后也一直保持联系。我深知：数十年来，裕焜始终执弟子礼甚恭，每当谈起小如师，他总是充满敬仰与感激之情。他也很争气，很用功，深得小如师之真传。他撰写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荣获教育部社科著作二等奖，为师门争了光。 小如师不仅带出了出色的研究生，而且还创造了讲师指导讲师的奇迹。大概是六二年前后，河南某大学的一位讲师来北大中文系进修，系里指定的指导教师就是小如师。当年北大的研究生与进修教师，都住在二十九斋，因此，我和裕焜能不时见到这位进修教师。每当谈起小如师，他总是说：“吴先生的学问真好！” 第二次例外在1980年春，小如师刚从中文系调到历史系不久。我去拜谒静希师，照例先去内室向师母请安，然后来到客厅，还没坐稳，静希师就问道：“吴先生去历史系，怎么样了？”正好我前几天去拜望过小如师，便毫不迟疑地答道：“挺好的！”先生又问：“他开什么课呢？”我答：“吴先生讲《中国文学史》，还有一门《历史文献选读》，准备先讲《陆宣公奏议》。”先生说：“好！这《陆宣公奏议》，如今也只有吴先生能讲了。” 静希师的话，我听清了，但没有听懂，回家就查书，才理解此中的深意。陆宣公名贽，唐德宗时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官至宰相，谥曰宣。他是唐代最卓越的政论家，权德舆称其“榷古扬今，雄文藻思，敷之为文诰，伸之为典谟”（《翰苑集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其文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故历代宝重焉。”《资治通鉴》采录陆贽的奏议，竟多达三十九篇，在这部长达600万字的史学巨著中，实属罕见。因此，静希师听说吴先生开了这门课，便赞道：“好！” 然而，陆宣公侍奉的唐德宗，却是一位刚愎自用而又饰非文过的昏君。为了使皇帝能听从规诫，接受谏诤，陆宣公不得不在奏议中大量援引经典，多用故实，如《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云：“臣闻《春秋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礼记》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书》仲虺述成汤之德曰：‘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周诗》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夫《礼》《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无过为美，而谓大善盛德在于改过日新。”这107个字中，接连用了《左传·宣公二年》、《礼记·大学》、《周易·系辞》、《尚书·仲虺之诰》和《诗经·大雅·烝民》的名句，其意无非都是规劝唐德宗不吝改过。更难解的是：奏议中的许多语句，往往化用经史，几乎不露痕迹，如果不熟悉古籍，不明其出处，很容易望文生义或不得要领。因此，陆贽的文章固然富有典雅弘赡之美，却也有文辞艰深之弊，要讲授《陆宣公奏议》，殊非易事。静希师说“如今也只有吴先生能讲了”，其深意大概就在于此。 这两次例外，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了静希师对小如师的关顾和推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