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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厚亮 最近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开始自觉地发展儒商文化。儒商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他们不仅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同时也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且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 儒商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  杜维明（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中国慈善家》：“儒商”这个词语近年频繁出现，一些有文化的企业家甚至儒雅的企业家，都被称作儒商。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你认为哪些企业家可以被称作儒商？儒商应该有怎样的内涵？ 杜维明：只是在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才开始自觉地发展儒商文化。用今天的话说，儒商就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企业家。他们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而且有公共意识的一批知识分子。 作为商人，儒商不完全唯利是图，他们非常重要的观念是见利思义。义利之辩中，一个很大的错误认识是要义就不要利，这完全错误。义是什么？是利益之和。义所代表的利绝对是大利，不是小利；是代表很多人的利，不是一个人的利。另外，他们获得利，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创造使人能够从事道德实践发展的条件。所以，义比利高，利和义是没有矛盾的。 《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儒商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须有批判精神。那么，儒商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 杜维明：今天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叫intellectual，这个概念是从俄罗斯传统里来的。他们不仅一定要批判政治、批判现实，而且一定要跟既得利益者划清界线，所以他们以批判精神特别是对政治的批判精神为特色。这个观点只是在俄罗斯的传统里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深深影响到了中国。但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却都不是这样，政治体系的人也是很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比如基辛格、约瑟夫·奈。 在中国的传统中，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就是士，士君子。士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是以他是为全体人民的福祉，有为天下的情怀，还是为现实政治的一己之私为标准。所以，不是看他有没有介入政治、有没有参与政府，而是看他的价值取向、他的心态。 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是现代意义的儒商。他当然有批判精神，这种批判不仅仅是政治批判，还有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但并不是说一定要跟政治划清界线，他介入政治事实上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中国的老传统。 《中国慈善家》：按照你对儒商的定义和标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庞大的企业家阶层中，有哪些企业家称得上儒商？ 杜维明：在中国的企业界，以严格意义上的儒商最高标准来论，我不认为目前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家有资格算儒商，儒商的观念在当今中国已荡然无存。目前中国还没有儒商，儒商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正走在成为儒商路上的人很多，因为在中国企业界，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人现在越来越多。 《中国慈善家》：有没有接近儒商标准的企业家？例如，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他不仅身体力行学习、研究儒学和佛学，还把儒学作为企业文化。 杜维明：陈峰、傅成玉、马云等人，都是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CEO课程”的第一期学员。如果他们再宽广一下，不就是儒商嘛。 《中国慈善家》：儒商是否一定要有自我认同？ 杜维明：对。儒商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就是他有参与感。除了直接参与以外，他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子贡被称为儒商的鼻祖（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中国慈善家》：子贡被称作儒商的鼻祖，他的哪些行动和思想体现了儒商精神？ 杜维明：子贡有一句话说孔子，是“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性命和天道是最深层的价值，子贡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所以，看子贡和孔子的对话，很多都是谈人的终极关怀，天与人的关系。另外，子贡做生意，是做冒险投资的生意，能获大利，因此他有远见。我相信，儒学很多的发展靠子贡，子贡最忠于孔子。 子贡为儒家的发展创造了很多物质条件。他思想敏锐，非常有智慧和远见，追求天人合一，也有非常强的道德关怀。可以说，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最有企业家精神，他的事业比较宽阔，又能够发展各种不同的实业。这个传统，在儒家的文化圈一直发展。 儒家的经济理念比较符合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它不主张政府专断。法家歧视商人，只注重耕战，儒家却非常重视商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因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儒家重农轻商。为什么说这是错的呢？儒家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要想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有三种职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另外一个是商人，商人通有无。法家则不要商人，只要两种人，农民和军人。 《中国慈善家》：在子贡之后的2000多年里，哪些商人可以称作儒商？ 杜维明：有很多。据研究发现，很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商人，同时也具有儒商性格的商人，是从明代开始出现的。明代有一批商人，他们一方面以商人身份赚钱，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士的情怀，有社会责任感，就成为了儒商。 晚清民国，张謇是毫无疑问的儒商，此外还有胡雪岩和荣氏家族，很多很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