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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有序发展发挥大作用 《中国慈善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不知儒商的传统在那里是否获得了发展？ 杜维明：现在中国的儒家传统断了，要想找一个能真正代表儒商的人，在整个中国文化地区不太容易。即便找到一个，他也不一定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儒商。但这个传统在韩国和日本没有断。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很多有名的华人大企业家，可以算是儒商。 日本为什么没有断呢？涩泽荣一是日本实业之父，一生都在做《论语》研究，他说自己一生奉行的一句话就是见利思义。有次我碰到一个日本儒商—三菱的董事长诸桥晋六，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他是家里的“黑马”，因为其他家庭成员都在做学术。诸桥家族曾主持编纂了《大汉和字典》，三菱公司也长期支持日本的东洋文库（日本最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东洋文库的1／3资金来自三菱。资生堂的前负责人福原义春也是儒商，“资生”这两个字就来自《易经》中的“万物资生”。  涩泽荣一是日本实业之父，一生都在做《论语》研究（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中国慈善家》：除了这几位大企业家之外，日本的企业家普遍重视儒学吗？ 杜维明：数量相当大。有个叫冈田武彦的日本人，专门研究王阳明心学。有一次我去日本参加学术会，冈田武彦安排我和他长期培训的一批企业家见面。他每个星期六早上都和一些企业家讨论“四书”，特别是《大学》。在神户，他安排了400个日本企业家和我见面，其中既有中小企业家，也有大企业家，他们每周都会抽一段时间来讨论儒学。 日本还有专门培训儒商的学校，比如明德堂。培训内容既有会计等基本技术知识，也有中国传统书院的教育，教授基本的修身哲学。他们特别重视修身哲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伦理。 可以说，21世纪的领导者，除了经济资本以外，还必须要有社会资本。因此，除了科技能力以外，应特别注重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以外，应注重情商和人力资源；除了物质条件之外，应注重精神价值。如何培养文化能力，如何发扬伦理的智慧，如何开拓精神价值，这都是儒商的文明。 《中国慈善家》：刚才你提到日本有专门培养儒商的学校，韩国好像也有？ 杜维明：对。韩国的几个大公司，现代的老板就是重要的儒商，三星也是这样。韩国的儒教大学成均馆，完全是三星在资助。文化在企业界和社会上是否起作用，要靠政府、学校、媒体和一般群众的共同努力，不可能是单向的。比如我手上这张1000元韩币（相当于人民币10元），上面印的人物是李退溪，他是韩国的大儒、韩国的孔子；上面印的建筑则是成均馆，就是太学。成均馆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断得太厉害了，我们没有集体记忆，没有经过三代还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杂志、学校和企业。 《中国慈善家》：有观点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同时，整个社会的价值和秩序依旧有序，其间，儒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杜维明：的确。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认识，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脱亚入欧，是把整个儒家传统给丢了，完全向西方学习。事实正好相反。现在日本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个叫渡边浩的学者，是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大弟子，他研究之后认为，真正的儒家精神充分发挥积极影响力的时期是在明治。明治时期，日本人提出“和魂洋才”的思想。“和”就是大和，“魂”就是日本的精神，包括儒家理念，“洋才”就是西方的技术。事实证明，“和魂洋才”是成功的。 《中国慈善家》：除了日本，在“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儒商在社会秩序的恢复，甚至社会的建设方面，是否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杜维明：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最开始是日本崛起，然后是“四小龙”。以前分析他们崛起的原因，有一个很大的错误，都是考虑外在的原因，认为可能是美援的关系，但是，受到美援最大的国家菲律宾就没有发展起来。还有人说了其他外在因素。外在因素是很重要，但不关键，关键的是人的问题。假如现在在台湾的几千万人不是中国人，而是菲律宾人，他们是不是仍然可以发挥得那么好，这是很大的问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