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有序发展发挥大作用 《中国慈善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不知儒商的传统在那里是否获得了发展? 杜维明:现在中国的儒家传统断了,要想找一个能真正代表儒商的人,在整个中国文化地区不太容易。即便找到一个,他也不一定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儒商。但这个传统在韩国和日本没有断。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很多有名的华人大企业家,可以算是儒商。 日本为什么没有断呢?涩泽荣一是日本实业之父,一生都在做《论语》研究,他说自己一生奉行的一句话就是见利思义。有次我碰到一个日本儒商—三菱的董事长诸桥晋六,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他是家里的“黑马”,因为其他家庭成员都在做学术。诸桥家族曾主持编纂了《大汉和字典》,三菱公司也长期支持日本的东洋文库(日本最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东洋文库的1/3资金来自三菱。资生堂的前负责人福原义春也是儒商,“资生”这两个字就来自《易经》中的“万物资生”。 ![]() 涩泽荣一是日本实业之父,一生都在做《论语》研究(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中国慈善家》:除了这几位大企业家之外,日本的企业家普遍重视儒学吗? 杜维明:数量相当大。有个叫冈田武彦的日本人,专门研究王阳明心学。有一次我去日本参加学术会,冈田武彦安排我和他长期培训的一批企业家见面。他每个星期六早上都和一些企业家讨论“四书”,特别是《大学》。在神户,他安排了400个日本企业家和我见面,其中既有中小企业家,也有大企业家,他们每周都会抽一段时间来讨论儒学。 日本还有专门培训儒商的学校,比如明德堂。培训内容既有会计等基本技术知识,也有中国传统书院的教育,教授基本的修身哲学。他们特别重视修身哲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伦理。 可以说,21世纪的领导者,除了经济资本以外,还必须要有社会资本。因此,除了科技能力以外,应特别注重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以外,应注重情商和人力资源;除了物质条件之外,应注重精神价值。如何培养文化能力,如何发扬伦理的智慧,如何开拓精神价值,这都是儒商的文明。 《中国慈善家》:刚才你提到日本有专门培养儒商的学校,韩国好像也有? 杜维明:对。韩国的几个大公司,现代的老板就是重要的儒商,三星也是这样。韩国的儒教大学成均馆,完全是三星在资助。文化在企业界和社会上是否起作用,要靠政府、学校、媒体和一般群众的共同努力,不可能是单向的。比如我手上这张1000元韩币(相当于人民币10元),上面印的人物是李退溪,他是韩国的大儒、韩国的孔子;上面印的建筑则是成均馆,就是太学。成均馆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断得太厉害了,我们没有集体记忆,没有经过三代还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杂志、学校和企业。 《中国慈善家》:有观点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同时,整个社会的价值和秩序依旧有序,其间,儒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杜维明:的确。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认识,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脱亚入欧,是把整个儒家传统给丢了,完全向西方学习。事实正好相反。现在日本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个叫渡边浩的学者,是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大弟子,他研究之后认为,真正的儒家精神充分发挥积极影响力的时期是在明治。明治时期,日本人提出“和魂洋才”的思想。“和”就是大和,“魂”就是日本的精神,包括儒家理念,“洋才”就是西方的技术。事实证明,“和魂洋才”是成功的。 《中国慈善家》:除了日本,在“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儒商在社会秩序的恢复,甚至社会的建设方面,是否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杜维明: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最开始是日本崛起,然后是“四小龙”。以前分析他们崛起的原因,有一个很大的错误,都是考虑外在的原因,认为可能是美援的关系,但是,受到美援最大的国家菲律宾就没有发展起来。还有人说了其他外在因素。外在因素是很重要,但不关键,关键的是人的问题。假如现在在台湾的几千万人不是中国人,而是菲律宾人,他们是不是仍然可以发挥得那么好,这是很大的问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