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家要发展为社会服务的意志 《中国慈善家》:中国的现实问题越来越严重,诚信危机、道德崩溃,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为精英的企业家阶层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 杜维明:儒家有个基本信念,就是越有权、越有势、越有影响力、越掌握资源和信息的人,越应该有责任感。中国没有出现完全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经济人的观点,现在经济人的观点很强,多半还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小家庭的利益,其他人可以不管。虽然如此,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资源还是在起作用。第一,我们是一个学习的文明,所以中国的企业家打拼时,不仅向西方学习,也向日本和韩国学习。第二,我们比较宽容,没有狭隘的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比如说原来有三教,现在可能有五教,有不同的文明多样性的观念。第三,我们是对话的文明,我们喜欢谈天、喜欢对话、喜欢讨论、喜欢协商,因为我们有一个天下的观念,天地万物一体,这是很老的传统。 最近我到无锡,看到一幅顾宪成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这一批人根本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甚至不一定考得上进士,在政府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有家国天下的气派,就是中国丰富的儒家传统资源。 ![]() 无锡东林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联(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中国慈善家》:但是这个传统已经断了。例如,现在大多数企业家就公开表示,只要把企业做好就可以了,并没有家国天下的气派。 杜维明:这个我不担心,什么原因呢?因为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西方的因素已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的企业家说我把企业做好,就是尽了足够的责任。这一点错误都没有。 所谓经济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他们了解自己的利益,在相对自由的市场,在不犯法的前提下扩大自己的利润。他们有自由的观念,有理性的观念,有权利的观念,有法制的观念,也有个人的尊严。从儒家来看,这样一个人,至少比害人害己或损人不利己的人好了很多。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企业家群体有领导的能力,同时还要有很多价值,就是跟儒家的传统深刻关联的那些价值必须开发出来。自由之外必须有正义、公益或平等的观念;理性之外必须有同情或慈悲的观念;法制之外一定要有礼让的观念;权利之外必须有责任的观念;个人尊严之外必须有社会和谐的观念。这就是“仁义礼智信”,它是一个经济人必须有的。 所以,如果一个企业家说,自己只要把企业搞好就尽到责任了,以他作为一个经济人的身份,我们不会批评他。但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极大的群体,那么,除了把自己的公司管理好以外,他还应该发展服务社会的意志。儒家叫做“推己及人”,他必须向外推,不推的话就失职了。 《中国慈善家》:近些年,你担任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接触企业家众多。据你观察,他们对儒商和儒学的态度如何?他们有兴趣和意愿成为儒商吗? 杜维明:这个自觉是有的。我觉得一个令人欣慰的发展是,企业界本身有一种追求文化,特别是追求传统文化的意愿,在各个商学院的EMBA教育里比较明显。现在许多大学都有专门的国学培训,对象有很多都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从比较文化学上讲,这个潮流很特殊,其他国家没有。 《中国慈善家》:但是这种自觉会不会是功利性的? 杜维明:有功利性的一面。现在包括慈善事业,都是为了扩大影响力,扩大声誉。这种心理可以理解。另外他们也确实出现了一种新的想法,就是在成功之外追求意义。成功之后如果不追求意义,就会失落。追求意义的人不一定会成功,比如颜回就一贫如洗,但是他有内在的愉悦。假如你追求意义,而且又做大了,就很容易把你追求意义的这种价值分享出来。越有钱越有势的人,越应该有责任感,他们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然应该扩大服务的范围。 所以,好的大企业家,有四个方面要同时兼顾:第一是个人问题,特别是身心问题,因此很多企业家花大量时间修炼、休闲;第二是社会问题,即个人和社会之间健康互动的问题;第三是自然问题,现在企业家越来越应该注意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比如说不能把我们的家园给毁了;第四是天道的问题,就是人心和天道如何能相辅相成的问题,要有敬畏感,这是我们民族目前碰到的一个很大问题。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对复兴儒学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杜维明:对儒学进一步的发展,儒商起的作用会非常大。学术界从事研究可能很专业和深入,但影响不够。在政治方面发展儒学,将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受到很多现实政治的影响,包括意识形态的影响,真正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还是企业界的人。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有资源,也有国际视野,如果他们有为儒学创造条件的理想,动力就比较大,影响力可能就更大了。 (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当代著名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