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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家要发展为社会服务的意志 《中国慈善家》：中国的现实问题越来越严重，诚信危机、道德崩溃，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为精英的企业家阶层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 杜维明：儒家有个基本信念，就是越有权、越有势、越有影响力、越掌握资源和信息的人，越应该有责任感。中国没有出现完全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经济人的观点，现在经济人的观点很强，多半还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小家庭的利益，其他人可以不管。虽然如此，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资源还是在起作用。第一，我们是一个学习的文明，所以中国的企业家打拼时，不仅向西方学习，也向日本和韩国学习。第二，我们比较宽容，没有狭隘的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比如说原来有三教，现在可能有五教，有不同的文明多样性的观念。第三，我们是对话的文明，我们喜欢谈天、喜欢对话、喜欢讨论、喜欢协商，因为我们有一个天下的观念，天地万物一体，这是很老的传统。 最近我到无锡，看到一幅顾宪成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这一批人根本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甚至不一定考得上进士，在政府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有家国天下的气派，就是中国丰富的儒家传统资源。  无锡东林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联（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中国慈善家》：但是这个传统已经断了。例如，现在大多数企业家就公开表示，只要把企业做好就可以了，并没有家国天下的气派。 杜维明：这个我不担心，什么原因呢？因为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西方的因素已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的企业家说我把企业做好，就是尽了足够的责任。这一点错误都没有。 所谓经济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他们了解自己的利益，在相对自由的市场，在不犯法的前提下扩大自己的利润。他们有自由的观念，有理性的观念，有权利的观念，有法制的观念，也有个人的尊严。从儒家来看，这样一个人，至少比害人害己或损人不利己的人好了很多。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企业家群体有领导的能力，同时还要有很多价值，就是跟儒家的传统深刻关联的那些价值必须开发出来。自由之外必须有正义、公益或平等的观念；理性之外必须有同情或慈悲的观念；法制之外一定要有礼让的观念；权利之外必须有责任的观念；个人尊严之外必须有社会和谐的观念。这就是“仁义礼智信”，它是一个经济人必须有的。 所以，如果一个企业家说，自己只要把企业搞好就尽到责任了，以他作为一个经济人的身份，我们不会批评他。但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极大的群体，那么，除了把自己的公司管理好以外，他还应该发展服务社会的意志。儒家叫做“推己及人”，他必须向外推，不推的话就失职了。 《中国慈善家》：近些年，你担任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接触企业家众多。据你观察，他们对儒商和儒学的态度如何？他们有兴趣和意愿成为儒商吗？ 杜维明：这个自觉是有的。我觉得一个令人欣慰的发展是，企业界本身有一种追求文化，特别是追求传统文化的意愿，在各个商学院的EMBA教育里比较明显。现在许多大学都有专门的国学培训，对象有很多都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从比较文化学上讲，这个潮流很特殊，其他国家没有。 《中国慈善家》：但是这种自觉会不会是功利性的？ 杜维明：有功利性的一面。现在包括慈善事业，都是为了扩大影响力，扩大声誉。这种心理可以理解。另外他们也确实出现了一种新的想法，就是在成功之外追求意义。成功之后如果不追求意义，就会失落。追求意义的人不一定会成功，比如颜回就一贫如洗，但是他有内在的愉悦。假如你追求意义，而且又做大了，就很容易把你追求意义的这种价值分享出来。越有钱越有势的人，越应该有责任感，他们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然应该扩大服务的范围。 所以，好的大企业家，有四个方面要同时兼顾：第一是个人问题，特别是身心问题，因此很多企业家花大量时间修炼、休闲；第二是社会问题，即个人和社会之间健康互动的问题；第三是自然问题，现在企业家越来越应该注意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比如说不能把我们的家园给毁了；第四是天道的问题，就是人心和天道如何能相辅相成的问题，要有敬畏感，这是我们民族目前碰到的一个很大问题。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对复兴儒学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杜维明：对儒学进一步的发展，儒商起的作用会非常大。学术界从事研究可能很专业和深入，但影响不够。在政治方面发展儒学，将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受到很多现实政治的影响，包括意识形态的影响，真正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还是企业界的人。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有资源，也有国际视野，如果他们有为儒学创造条件的理想，动力就比较大，影响力可能就更大了。 （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当代著名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