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自上世纪初以来，反对古代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思潮的发轫，其中占据古代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更成众矢之的，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百年中，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生活方式的变化，儒家文化似已成云烟往事，虽时有儒者赓续其 学、振发其旨，却难挽其颓势。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传统价值和传统生活的转向，所谓“国学热”即其明证。一批被称为“新儒家”的学者正努力应对社会现实作出调整，以求在古代思想中，挖掘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儒家学说，特别是儒家的现代政治学说，在如今的中国究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是潜龙在渊，大有可为？为此，澎湃新闻陆续刊发对当代儒学学者的访谈与文章，以求展现这种社会思潮的大致轮廓，供读者讨论。 其中，身处东西交融的香港、接受过扎实的西方哲学训练的新一代香港儒家学者会带来怎样独特的视角？以下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旭东，对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郑宗义，并授权澎湃新闻编辑整理首发。访谈稿已经两位审阅。 （文：澎湃新闻记者/张博 实习生/辛熹、孙煜 整理）  郑宗义，1965年生，香港人，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1995）。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主要从事儒家思想、中西哲学比较、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明清儒学转型探析——从刘蕺山到戴东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初版，2009增订）、《儒学、哲学与现代世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编有《香港中文大学的当代儒者》（香港：新亚学术集刊，2006）、《中国哲学研究之新方向》（香港：新亚学术集刊，2014）等。 儒学发展的前景不在于维持门户，而在其开放性 方旭东：请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学术历程，尤其是你对儒家发生兴趣，以之作为自身认同的经历。 郑宗义：我想先讲一下香港中文大学，以及香港跟儒学在20世纪的发展的关系。事实上，不仅是儒学，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跟香港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香港中文大学是1963年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三个书院——崇基、联合跟新亚，合并成为中大。港中大发展到今天，刚过了它的50周年。以这样规模的一个学校，一个50多年历史的大学，在香港这个地方，20世纪中国文史哲的顶尖学者都曾经在这里任教——如果不是1949年以后的政治变化，使得一大批学者南下的话，这原本不可能想象。那些学者要么就在北大、清华、中央大学这些学校任教，不大可能跑到香港这个地方来。所以事实上是历史造就了香港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 然后上世纪下半叶，港中大也在中国人文学科以及儒学发展传播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1949年以后，钱穆、唐君毅他们在香港成立了新亚书院，后来新亚书院合并到香港中文大学。他们那一时期的儒学发展，现在有人称之为“港台新儒家”，于是新亚书院就变成港台新儒家一个很重要的发源地。唐君毅先生是新亚书院的创办者之一，也是中文大学哲学系创系的系主任。唐先生之后，是牟宗三，再然后是我的老师刘述先，他们都是第二、三代新儒家。所以中文大学的哲学系，事实上跟港台新儒家有非常密切的渊源。 我自己是1983年考进港中大哲学系的。当时香港在殖民地的环境下，念小学和中学时，教育政策并不禁止你学中文、学中国历史，可是也不鼓励。如果你去问1980年代一个香港中学生的身份认同，我想大概就是“香港人”吧，估计不可能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这样一种文化和国族身份有很强烈的认同。我本科时念的科目，大部分都是西方哲学，而非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只念了很少的几门课。大概是一种缘分吧，我念了刘述先老师的宋明理学课，念了一学年，而我这门课成绩很好，所以跟他关系不错。不过当时还没立心要做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没有想过做一个学者。 本科毕业后我转到历史系去，跟王尔敏老师学习，以“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作研究课题。王老师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在台湾的开创者。硕士期间，我对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种种变化，如晚清的变革思潮、五四运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儒学复兴，直到当代新儒家，做了一个思想史的研究，慢慢对中华民族自19世纪以来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体认，民族文化的感情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建立起来的。 硕士毕业以后，我有考虑过出国继续念历史，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后来还是留在香港，回到哲学系，在刘述先老师门下念博士，以明清儒学转型为博士论文题目，念了六年。念书的时候由于我的兴趣比较广，所以出去工作了，用兼读的方式一边工作一边念书，也没有想做一个学者，学术研究只是我的一种兴趣。 本来以为毕业之后会回到我的工作，在香港的电视台当编剧，继续从事电视、电影的创作。结果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哲学系刚好有一个位置。因为刘老师过几年便退休，做宋明理学的比较少，而宋明理学是港台新儒家的学脉所在，他觉得应该要留下一些研究的种子，所以我就留了下来。 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读了很多牟宗三、唐君毅的著作，受他们影响很大，包括受刘老师影响也很大。我从来不否认自己在中国哲学研究上的思路、方法、基本的训练是受港台新儒家的影响。我没机会见过唐君毅和牟宗三先生，没有听过他们的课，只在一些录像上看过牟先生讲课的风采。刘老师不像他上一辈的学者，他在美国教过书，崇尚自由的学风，并没有要学生一定要跟着他、继承他的学问。所以我的学问和研究方法倾向港台新儒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但我从来不把港台新儒家看成一个门户。现在门户的意思更多是负面的，是把人家挡在外面，有门有户，形成一个房间。但门户其实应该是通的，可以走出去也可以走进来，可以望出去也可以望进来。我觉得当代新儒家如果要发展的话，不应该以门户为限，而应该是开放的。它能展示出它的活力，在于它对中国传统的哲学、对儒家思想的解释，能吸引到很多有志于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它的福利并不在于建立起一个门户后，我们进到这个门户里，然后拿到一个及门的资格，说我是当代新儒家的一员。我觉得它的吸引力不在这里，而在它的开放性，它的学理的精彩，阐发中国儒学传统的精彩。 即使不把港台新儒家当作一个门户，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派，你也不能忽略它。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刘述先以及杜维明他们的思想有些是共同的，比如他们对儒学核心观念与价值的判定、对宋明理学核心精神的继承等。当然也有差异。可是他们是所异不胜其同，这才叫一个学派。学派的形成其实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西方哲学中就有很多学派，像新康德学派、黑格尔学派等。 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如果有一天发现有一种解释，对儒学的解释——不管是儒学哪方面的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也好——比新儒家更吸引我，我想我会毫不犹豫的放弃它们而去追求那种更好的解释。对我来讲，只有追求更好的、更恰当的解释，即怎样把儒学的现代意义以及儒学精神传统的价值阐发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究竟是不是某个特定的门户或者学派发展出来的观点反而不重要。 随着做了更多的研究，我对儒学的了解、思考更多，也越发认同儒学的思想、精神传统的价值和意义。我相信它有现代的意义，甚至进到今天所谓的后现代，它对我们仍然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可以引导我们去正视、探索个人生命的道路，人与人之间的社群，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以至人与超越者（传统讲的天道、天理）这样宗教的维度，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