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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与东亚秩序”这个主题跟我最近几年的研究相关，试图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重新解释什么叫中国。刚才我听赵璕兄讲抗战当中的那一系列理论，之前我不知道雷海宗曾经做过那样的表述，这个听起来让我非常震撼，对他而言，战争只是赖以完成你浴火重生的过程而已，是你必经的阶段，战争对他而言，就是涅槃过程，战争本身在他这儿完全超越了，用更大的视野论战争。这种更大视野的说法本身是哲学的表达，是斯宾格勒的视野，在斯宾格勒的视野之下谈论中华民族会怎样经历自己的浴火重生的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哲学的表达。而历史哲学的重要性在于，你是否是一个共同体，政治哲学上有一个论述，但政治哲学的论述更多功能是完成对特定政权正当性的论述。但是否从心理上市一家人的这一点，光用政治哲学论证不出来，更多是基于历史哲学的论证。所以，刚才赵璕兄讲到的雷海宗的思考让我非常震撼，他的结论是否成立放一边，但问题意识、切入问题的路径是极其的有启发性，非常令人钦佩。 我的题目“抗战与东亚秩序”，这里面我是想把中国的抗战史以及近代史放到整个东亚秩序的背景下处理。近代以来对东亚秩序的理解和讨论不能孤立地讨论，它是近代世界秩序的重构和转型的一部分，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近代世界秩序转型与重构当中最复杂的一部分。西方转型重构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19世纪，基本已经差不多。但是只要世界上有别的重要地区的转型重构过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西方在自己那儿所安定下来的秩序事实上不可能稳定，因为始终涉及到和一个持续动荡地区资源交换的问题，而这种资源交换迟早导致你西方已经达成的内部均衡会再次失衡，因为资源交换始终有交换的不平衡性。东亚秩序转型和重构，从这个角度我们将其升级为世界秩序转型和重构当中的一个过程。而世界秩序转型重构最重要的动力来源肯定是西方，东亚秩序在西方发展过程中逐步被拖拉进入到被迫转型的过程。但东亚地区和非洲地区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转型重构极其复杂，里面涉及到一系列要素，比如东亚地区有巨量的人口和资源，这个是非洲地区所不存在的一种状况。以及东亚地区在19世纪后期存在着很诡异的高度不均衡性，东亚地区以传统文化标准为衡量标准，中国是文化高地，但这个文化高地在19世纪后期处在很衰的状态，旁边伴随着小国的崛起（日本以东亚标准来说是小国，放在欧盟就是大国），崛起者觉得自己比较强了，想脱亚入欧，但脱亚入欧的过程是伴随着它的某种自卑情节在里面的。自卑情节在于，一方面它觉得“欧”才构成我们的标准，而只要“欧”构成标准，意味着你就是二等人，再怎么脱亚入欧，你还是黄皮肤。这包含了它的某种自卑。另外一种角度，还包含着的一种更有意思的自卑。1890年日本颁布《教育敕语》，它一直延用到二战结束，上塑造了日本孩子的基本历史哲学观、世界观、秩序观。塑造出来的这一系列东西又是在传统儒家天下秩序、五服、等级的方案下构想未来东亚、未来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儒家秩序里有一个极少被明言出来，但是你接受儒家的话会不自觉地作为其前提的预设，即中原正统性。你作为天下秩序的担当者，始终在岛上待着，就不那么说得过去。于是日本在近代以来，对外战略始终处在纠结的状态，就其资源而言，日本应该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存在，但19世纪后期一直到二战结束，国策始终在大陆上，只要是大陆政策，就要征服中国。它觉得满洲人都能做到凭啥我做不到，但它忘了满洲人那是一个在帝国时代而不是民族主义的时代，帝国时代主义以德服人，这个德只要以某种方式换化在新统治者的身上，这事就能做得成，因为德与你的血统、与你的人种无关。但是日本崛起是通过民族主义崛起的，其对外扩张的时候必定是个民族主义的时代；而只要是民族主义的时代，是否有资格统治这个地方就与人种相关，这也就意味着再也不可能复制满清的成就了。所以日本搞大陆政策意味着一定会失败，但不搞大陆政策，无论从人口上还是从资源上、文化上，始终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这导致东亚地区的不均衡。  儒学秩序强调中原正统性（资料图 图源网络） 同时东亚地区还面临着更大范围内的不均衡，即19世纪后期进入20世纪，甭管是中国还是日本的秩序观，都是某种特殊主义。但19世纪后期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普遍主义的努力，试图把东亚给覆盖进来；进入20世纪后又增添了一种。前者是普遍的贸易秩序，早期由英国推动，试图把全球纳入到同一个贸易秩序当中，用亚当·斯密的一整套理论把这套方案给正当化。在庞大的贸易秩序当中，不可能对东亚地区如此之庞大的人口、市场视而不见，你要想把这个市场纳入到秩序当中，这个市场必须守规矩。它要不守规矩怎么办？有一本书叫《英国的课业》，讲英国怎样驯化大清，把它纳入到国际条约体系中（国际条约体系既包括国际贸易体系，又包括国际法权秩序），通过国际普遍贸易秩序重建东亚。另一个是普遍主义的共产主义秩序，也试图重构东亚。它要重构东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依照马克思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里完成的，必须是世界普遍的革命，列宁同志也试图这么努力，但没成功，在德国巴伐利亚搞起来之后全失败了，此时必须解释为什么在西方最发达的地方革命不成功，最终解释的结论是，因为它们从殖民地、不发达地区大量攫取资源，用来收买本国的工人阶级，软化了他们的革命意识，所以革命失败了。我们要想革命，必须在全球的意义上来看谁是无产阶级、谁是资产阶级。把全球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给动员起来。那么全球意义上、国际格局上的无产阶级就是落后地区，首要就在东亚、南亚这些地方。于是这个力量图对东亚进行重构，构成对于世界秩序的重构。 在这几种不均衡之下，只要试图重构，一定意味着这里不断有各种要素的重组、各种要素PK的过程。在多种不均衡的状态之下，一定会呈现出各种战争过程，在中国的战争又表现为极为复杂的结构，晚清的那些就不说了，进入20世纪之后有作为国家间战争的中日战争、作为阶级战争的国共战争，以及北洋战争、军阀混战等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战争。军阀混战跟外部力量支持不同军阀又有关。国共战争作为阶级战争，跟苏联的外部支持有关。也就是说前面所说的东亚地区的不均衡，以及两种普遍秩序试图重构东亚地区所面临的不均衡，呈现出一系列的战争，这一系列战争最终是否有可能达到某种均衡，达到的均衡又表现为某种法权形式落实下来的话，我们才可以说中国的转型完成了。 前面赵璕兄谈到中国国家的建构仍未完成，证据是台海两岸处在分裂的状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国家建构没有完成在于到今天仍然没有找到适合中国的法权形式，党与国家的关系、党和人民的关系，党与领袖的关系等，始终未获得足够有效、逻辑自洽的一整套的法权表达。只要无法获得这个东西，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偏差，有可能导致正当性缺失、公权私有化等一系列的东西。 我们在前面说到在一系列失衡、不均衡导致近代转型的努力的寻找过程中，里面核心要素是如何找到最有效力的组织和动员方式。组织动员包括几个层面：对人力资源动员、对物质的资源动员以及一整套财政方案。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找到一套说法正当化你的动员工作，但是无论如何最核心的是动员组织效率。而就动员组织效率而言，大清不如国民党，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对大清来说根本上是拒绝动员的，而国民党是民族主义、革命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比大清有效得多的动员。但这种动员在北伐之后，国军发现有点问题，在湖南农民运动那里，地主太太的象牙床上也要滚一滚，这滚一滚，整个社会秩序彻底瓦解了，对于老蒋来说有点受不了，是一个不可爱的中国，怎么办？——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就是要把仁义礼智信以某种方式恢复起来，这个东西不能空口说，必须在民间找到载体，这个载体是乡绅载体，只要乡绅载体存在就会带来一个后果，社会具有某种自组织的能力，这个自组织能力直接抑制中央从民间汲取资源的能力。对共产党来说则无所谓，谁敢拦着我从你这儿汲取资源，你就是土豪劣绅，我直接压制掉你，而且压制了之后，还可以通过共产主义叙事将此事正当化。在这种情况下，对共产党来说，只要把所有能够形成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要素全粉碎掉，就可以从民间把所有资源汲取出来，是否汲取到一定程度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资源动员效力就会变得极高。这一套做法在起点上由于对民间社会有涸泽而渔之嫌，而不容易存活下来，但一旦越过某个存活的门槛的时候，就不可能被国民党消灭了，因为它的动员效力已经不可逆了，这个门槛在抗日战争打了两三年以后差不多到来了。在这之后，我们就看到了一系列的历史过程。 这里就我的理解而言，可以解释，共产主义运动为何构成近代以来最有效的资源动员手段，共产主义对动员过程给出一套最好的解释理论工具。理论工具本身便也要对其做理论分析。共产主义从精神气质上来说有高度的原教旨主义气质，近代以来的革命普遍地都是有这种气质的。所谓的原教旨主义对未来很难给出建设性方案，但原教旨主义的出现是一个社会健康与否极重要的晴雨表。假如社会内部的冤屈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之下能够获得解决，那些问题都会走法律程序，原教旨主义便无法获得动员力。只有在现有框架之下解决不了的时候，原教旨主义才出现以及获得巨大的动员效力。那么原教旨主义的出现，它是这个社会是否健康、社会里是否有在现有框架内无法解决的冤屈的一个根本晴雨表。对此，国军显然无法解决，于是原教旨主义方案就出来，并且获得巨大动员效力。但原教旨主义有一个特征，只有不成功的时候才能成功，因为不成功的时候你不知道其方案的建设性是有问题的，到了它成功的时候，就走向自我否定，下一步的转型必须到来。而下一步的转型涉及到前面说的，中国的党和人民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党的关系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这些法律关系究竟是什么，其在政治宪法学上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讨论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