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康有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兼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领导干部学国学促进会秘书长） 随着经济和军事等综合实力的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无可置疑。但是，硬实力的快速发展，并不一定标志着软实力相应地位的提高。如果一个“巨人”的成长长期处于骨骼发达而神经和灵魂发育相对滞后的话，不但不能说他是正常的，而且早早晚晚要“生病”、要出问题。的确，硬实力表现在外，一望而知，软实力隐藏在里，不是那么被人感性地认识到——它通过国民素养、国家形象以及理论的说服力、话语的影响力、内部的凝聚力、对外的吸引力等方方面面间接地体现出来。不光是软实力应该通过硬实力来证明，硬实力有时候也需要通过软实力来说明。硬实力可以在短期内有所成就，软实力则需要长久的积累。从硬实力得来的东西，经过适当的转换，可以成为软实力的一部分；如果“转换”不当，非但无益于硬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亦可能成为“消耗”硬实力的“资源”。 我们在意识形态层面提出的几个“自信”，已经构成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没有精神深层的高度自信，就没有强大力量的根源。自信，往往是内在的、无形的；力量，则发散于外，为人所瞩目。习主席指出，在各种自信的背后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切自信的灵魂。同样，文化自信表现于内；文化的软实力相比硬实力为“隐”，相对于文化自信来说却为“显”。没有文化自信作为支撑的文化软实力，实际上只能是软弱无力的。 一、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自有” 在我国军事文化的传统中，基于“兵者，诡道也”的认识，实践中曾经把玩“空城计”作为谋略高明的一着“险棋”。“空城计”把“没有”当成“有”，可以迷惑敌人于一时，却无法支持长久，主要的原因还是不能把“无”作为用兵自信的基石。文化自信亦是如此。我们自身本来没有的、另外还没有来得及“消化”成为自身必要内容的部分，无法自觉上升到灵魂自信的根基。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上充分的“拥有”。 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笑谈”，叫“打通中西马，吹破古今牛”。虽是“笑谈”，却反映了我国文化领域生存的“现状”。近现代影响我国发展的文化有三种大的形式，但它们之间直到今天也没能形成很好的互动和融合。不只是专业上有“壁垒”的存在，在一些学者的骨髓里，轻视或盲信持续笼罩在他们的视野上、心目中。今天我要问的是：我们到底“拥有”的是什么样的文化？ 定位为“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是我们的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讲自己遇到的一件事及其感想。大概在两三年前，一位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方面成果卓著的教授说到他在德国作访问学者的经历：由于考证的需要，德国的学者会为了马克思文献中的一个标点，用几个月的时间和精力在几个城市之间奔波；一位德国学者曾经这样对他说：你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们，甚至连真实马克思学说的边缘还没有摸到！听到这样的评价，我们一般的学者或许会感到汗颜，而国内的一些“大家”会心中不服亦不快。其实，这位德国教授很可能说的是“事实”——在德国马克思专家心目中，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显得“不伦不类、变形走样”！ 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经常能够发觉这样一种现象：当身处域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古老的文化经典时，处在自身传统中、使用本民族语言研究的“我们”有时感到对方思想的“幼稚”。同样，中国的部分学者没有浸染于西方社会生活中去用心体会其文明的氛围，只是从文本上生硬地试图理解对方的学说思想，那样的“解读”在西方的专家看来亦往往显得“小儿科”甚至扭曲。这样的情况在交流中其实无可指摘。学者专家们很难脱离自己固有的传统去理解另外一种传统。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只是拿我们自身已经熟透的经验和理论来类比、附会所不熟悉的文化传统。如果说，当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由于文献翻译上的困难，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失之于全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的形态不是十分的普及，那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尽管还有部分马克思的文本在发掘，但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二版的发行，蔚为壮观的文献资料已经够丰富的了。我们要追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文集、选集就在那里，各式各样的分析、研究文献也浩如烟海，但我们真正“拥有”这种思想带来的文化氛围吗？我们“自信”于这一“拥有”吗？ 不能不这样认为，若从文献乃至解读其文化传统来说，与德国的同行相比，我们并不拥有自信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在于，抓住了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力量，并引起了东方社会的变革，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进步。这是实践对理论的需要、理论对实践的满足。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则不能达到这一点。研究者和运用者必须对元典的马克思主义按照国情进行相应的转化。转化的结果是，我们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与其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毋宁说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引导下取得的。当然，这并不是拿一个去否定另一个。“一脉相承”说明，我们遵循了一以贯之的人民立场、社会规律、信念理想，具体的发展政策、应对方针、语言风格、民族特色则在不断地“与时俱进”。这样看来，我们所真正拥有并自信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一部分学者来说，他们的经典文本确实是带有西方文明特色、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经典文本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随之转变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执政党容易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一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旦高高在上，也容易脱离基层群众。为什么政权和宣传的喉舌都掌握在党的手里，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呢？我理解其用意正在于此。在网络化的时代，群众的主体能动性大大增强，具有明确的选择意识。如果我们的语言不接地气，居高临下的观点似乎高大上，却远离生活化的世界，即使每天开动庞大的宣传工具，聒噪不已，也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适得其反、腻烦厌弃。执政党的实践成功学说，应当进一步转化为广大群众的生活成功之学、乃至于每个公民的励志之学。当然，这一切的根源还在于我们能不能将说的和做的联系起来、将真实的动机和最终的效果统一起来。 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现在的特色理论文化是其阶段性的核心内容，我们从代价中得来，也在不断修正中将之推向完善的境地；只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并非“两张皮”，认同并不成问题。理论自圆其说的彻底说服力，体现在理论的实践化即理论的彻底执行力上。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力量的理论，之所以被人们称作假大空，有时候并非理论自身的困境，只能合理地理解为实践上的偏锋。理论太“贴近”现实，就只有“解说词”了。高远的理论，需要“不介入”的理性直观和喧闹后的心性沉思。那是富有头脑者的“高贵”，那是身有主宰者的灵魂“自由”。实践太需要这种真正理论的校正，而真正的理论也不能像人们穿“新衣服”一样不断地被“丢弃”然后又去裁剪或到市场中翘首购买。 定位为“借鉴”来的西方文明能否成为我们自信的对象？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就非常注重向西方学习。这其中，既有成功的，亦有不大成功的。除却上述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外，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技术为主体的知识体系在教育中的全面引入及其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运用，无疑是成功的——今天中华民族的硬实力绝大部分应当归功于此。科学的文化及其精神，已经成为民族共同的认知，成为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羽翼；它相当程度地优化并改变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实践方式、交往方式，经过一百多年的引进、消化和吸收，乃我们文化软实力自然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是我们所依赖的文化自信内容。不过，从大历史的视野来衡量，科学的功利化目标及其资本化运用，对人类自身和环境造成的危害在20世纪是有目共睹的，对理性结出的这一硕果，需要认真地反思。文化中的科学沙文主义倾向，往往绞杀了人文世界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一方面，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推崇的中国传统有机科学精神，以及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对科学人性化运用的理念，无疑对纠正西方科学文化带来的不良倾向有绝大启示。为此，即使是西方文明的结出的自然实证科学之果，我们也不应当全盘地跟踪和盲目地引进，这是我们讲文化自信所应该注意的。 对根植于其社会历史传统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则需要认真分析。那些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学、逻辑学、人类学以及部分文学艺术，反映了人类思维、审美的共性，相通性较大，可交流性强，易于为我们所吸收。而对于那些具有明显意识形态指向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理论，一方面历史上深植于其基督教文化土壤，另一方面有的打着科学旗号却潜藏着国际垄断阶层的意识迷惑，在介绍和引入时必须增强警惕性。研究什么对象，往往钟情于什么对象，这是人之常情。可悲的是，深入其中，久不知返，以之作为评判标准，反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活长期以来架构起来的价值观，从而离散人心，掉入对手设计的陷阱却不自知。从意识形态上颠覆、丑化一个国家及其领导人、执政党、民族文化的形象，使其共同体成员在浑然不觉中丧失向心力、凝聚力，用“软刀子”杀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屡试不爽。尤其是在其利益的诱惑下，貌似严密的逻辑“说理”总能在反复蛊惑中将部分人群“洗脑”。西方世界善于把在一定时空阶段形成的，跨越国家、社会、公民个人层次的“自由民主平等”等抽象的人权，打扮成普世价值、不惜用非自由民主平等的强权、战争等手段到处推广。受到诱惑的非西方世界放弃自身的“话语”标准，甘受其赤裸裸“丛林规则”的压榨，在一片殖民地的废墟、“颜色”混乱和凋敝中欢呼得到的所谓“珍宝”。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理性面貌下的非理性实质，用自己的理性头脑去说话，为民族和国家的话语权而申辩和抗诉，否则永无出头之日。如果为这种价值观背后的文化打气撑腰，那他只能为别人去自信地“站台”。我们或许可以借鉴其方法，但不能为其“科学”包裹起来的学术观点、体系所迷惑；我们或许可以挖掘其可能的“宝藏”为我所用，但一定不能忘记照搬带来的危害。 二、文化自信的核心：文化认同 当亨廷顿基于皮肤的颜色和文化的基因，把全球划分为不同的文明板块时，他是对的——只不过他的结论是悲观的——根源在于其用西方的价值看待并引导一个非合理的现实世界。在一个可预见的未来，文化领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单一色彩，而极其类似我民族“多元一体”的现状。众多不同元素尽放异彩，但都高度认同国家、民族的统一基础。来自于共同地缘、血缘的“同种同文”，把我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全球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首先取决于局域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有机体整体的运行奠定于其每个“细胞”的全息性生存。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由部分构成整体的分析还原式套路。在初期的阶段上，勉强可以用“和而不同”来代表这种意识；以后的展开则可能是“先觉”在感化中引领“后觉”的手段和途径。 我想在此稍稍提示一下这种认识建构的本体论基础。简而言之，我们不是在现实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对此的争取是最为合理的）而是在“最初”和“最终”的抽象意义上来重新审视存在物（包括人）的。宇宙万物的生存和转化，本质上具有无差别的“平等”性，“不同”的事物不分贵贱高低，甚至在人与他物之间亦是如此。在进化的“原初”时期，我们都来源于“同质”的构成；进化的终点不是“毁灭”而是“新生”——那也是马克思主义乃至于一切伟大的思想家所预言的“真正的人”开始的社会状态。这种认识看起来“绝对”，但一半基于粒子物理学揭示的真相，一半则基于人类头脑中最为崇高的合乎规律的理性信仰——宇宙的自组织演化揭示了那种纯真、至善状态的前景。其实，古老的东方文化早已孕育着这种思想和学说的建构。用哲学认识论的观点分析“天人合一”，则它就是主客合一、心物合一。心物既然同源而异现，同统于性。“性”上立“体”，万物乃平等状，非是人为地去争取“平等”，万物本来即是平等的。中国传统哲学的“道、气、性、物”等范畴，往往都兼具心物即精神现象与物质现象的特征。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未尝不可弥合。当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用辩证实践性思维方式来重构唯物主义基础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物质本体论的框架。后来，毛泽东同志使用了物质和精神的互变，特别是年谱中记载他明确地说过“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1]的观点——此乃中国式本体论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毛泽东的许多诗词背后的哲理，也许放在中国文化“主客合一”的传统能更好地体现其意境。当代宇宙学的“人择原理”，相对论把人的参照系的选择、量子力学将人的仪器手段的运用包含在对客体的解释上，我们在宇宙中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宇宙是“参与者”的宇宙，等等新的科学观点，超越了近代西方“心物”相分的机械宇宙观，不断验证着主客合一的哲学本体论。 以这种本体论精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真正所拥有的。遗憾的是，对这份珍贵的遗产经过百余年的批判和西化式的知识分类灌输，我们非但知之甚少，而且诿之于各种负面的性质。大部分国人已经对之失去文化自信，遑论什么文化认同。认同，不只有尊重的成分暗含其中，还有对之性质的正面肯定。所以当今天我们最高领导人提出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建立在这种悠久的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时，我相信，很多人并没有读懂这些观点蕴含的巨大意义——有知者阶层甚至缺乏常识性的认识，不要说让他们“同情”地去理解。相当多的人不仅把传统社会的“落后、腐朽”归之于文化的落后、腐朽，至今还仍然把现时代国人和社会中的种种弊端强加其上。似乎整个中国历史几千年都笼罩在“封建”“专制”之中。他们忽视中国在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在十四五世纪之前的中国文明更值得我们自豪。美国有位学者说得好：如果在古代世界就设立科学的最高奖诺贝尔奖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几乎百分之百地被中国人领走了。引外人以资说，不是要为中国文化中的缺陷作辩护，更不是为我们十六世纪以来对世界几无创新要掩饰什么。我想说的是，这样一种悠久文明的整体大规模延续，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奇迹。看看我们只有几百年的“文明”的近代吧：很多人都在反思，我们的“文明”还能不能延续下去？当地球上每个公民的头上都恐怖地顶着多少吨TNT炸药生活时，这种反思或许并不是多余的！今人自豪的理性力量，不加以伦理制约，以善统真，最有可能使人类走向毁灭的境地。 西方自古以来崇尚奉行的“强力”倾向，近代伊始又被“科学”所武装起来。发展至19世纪末期，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充斥到国际关系准则中，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20世纪末，在信息化技术的引导下，全球化扩张的步伐不断加快，而国际关系准则似乎没有多大进步，到处都在上演着以强凌弱的游戏，以至于一些人将之比喻成“新战国时代”。最先进的信息科学技术成就，把某些强权国家武装到世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动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对“最文明”国家而言成了家常便饭。一些发达的国家纠集起来，达成同盟或规则，经济上通过所谓的“中心—边缘”国际分工模式强取豪夺，军事上相互勾结支持，在冷战结束之后，打压新兴发展国家，不断侵犯他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虽然主权、国际法等原则建立起来了，却总有那么一些国家行为主体时时违背其自身的承诺，言而无信，多重标准，拉帮结派，好像是“替天行道”，恰恰做的是“以力服人”，绑架国际舆论，积非成是，纯粹出于一己之私利，在正义的旗子和幌子下为所欲为。 还好，世人不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基于古老传统的中国，千百年来厚植文脉，善于总结，在世界历史中其探索为后世提供了很多借鉴。王道与霸道、义与利、处小与事大等关系，中国很早就作了充分的讨论。从个人内在的修身做起，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推衍具有严密的逻辑进程，并形成一贯的标准自洽性（所谓“絜矩之道”）。如果在展开中遇到了矛盾和问题，首先应当反思的是自身（“反求诸己”）的内在性能。为此，在“远人”和“近人”的治理过程上，是“修文德以来之”，是“自正”而后人“自正”的感化过程。严格说来，中国作为一个行为主体，按照我们的文化传统来说，是没有“私敌”的——除非对方危害了天下之利、天下之安。对于那些“害群之马”，惩罚之是为了更好地成就人和保全社会。在反复的德性感化失败后，“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战国策·秦策》）。也就是说，有时杀人害人，反倒是爱天下人，所谓“仁者能爱人”，所作所为恰恰都是恻隐之心流注，同时赢得了民心和舆论之支持。当然，仁者具有天道的合理性，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双赢互利、多赢共利。仁者是内在德性力量和外在实力的合一，既有义又能维护义。他所做的，把“济弱扶倾”作为职责，反对恃强凌弱的作为。当一种文化具有全球性影响和眼光时，对比使它必须回到自身的反思和自觉中。内部的吸引力不足，就会影响到外部的感召力。反思的内敛性越深入，向外的放射就越深远。 中华文化一向以其伦理道德为突出的特色，它诉诸于向善的正能量的吁求，道义色彩极其浓郁。由于近代国力的衰弱，这一主持公平正义的文化被贴上了迂腐的帽子，甚至一度滑向利益的漩涡。于是国际上造成一种十分奇特的景象：历来强调道义的文化彰显不明，相反似乎强力型文化则显得十分“有理”。实质的公理没有了，剩下的只有拳头的较量。20世纪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构中，经历了从“天下”到“国家”的角色转化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平等”等理论重构并充实了传统道义文化。但在现代与传统、主流与大众之间，出现了断层和撕裂的情形。尤其在融入世界体系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被一股急速增长的外部需要所拉动，忽视了内在心理的相应成长。经过长期反传统的教化濡染，大部分国民自觉不自觉地树立起对自身传统似乎是“免疫”式的抵制心理。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两种重要国家战略资源的长期“分离”状态，削弱了中国在国际文化博弈中的整体战略力量。 西方世界将其在硬实力积累发展起来的优势，通过文化交流、媒体传播等技术手段，相当程度上已经转化为软实力的图谋，两者之间的配合达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几乎实现了“无缝链接”。我们对之缺乏一整套的应对之措，几乎丧失对那些蚕食我们精神世界应有的警惕意识。一些人沉溺于对现行体制的本能逆反，津津乐道于对所谓普世价值的自觉辩护，完全丢掉精神武装的“盔甲”。当我们提出要建立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当我们把今天的成就与五千年文明史极力连接起来，当我们确立吸取传统文化的精神道德资源的时候——我们试图正在夺取、占领精神和道义的制高点。我们不需要在别人的眼神和口中自卑自贱地去找寻价值意义的肯定，需要的是非盲目而清醒地在我们历史上和现当代确立的伟大成就中找回自信和认同的依据。 三、文化自信向软实力的转化 软实力因素的增长，是当代发展中一个重要现象。精神和观念不但相对独立地起到影响和作用，且越来越物化在实践对象上。对经济的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认识，我们提出了“文化生产力”的基础性概念。先有原创的文化，然后才有文化的生产力。没有“自有”的文化底蕴，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文化生产力，进而也不会有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当然，文化自有并不一定带来文化实力的增长。精神遗产的转化是必要的。）尽管亨廷顿说“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2]，但二者之间并没有一定必然的因果关系——它只能建立在文化自有和文化认同的前提下。 固化的观念一时很难出现在新的意识形态之中。比如说，认为道德的教化没有多大用处，传统人文伦理失去了现代的市场，机械地割裂经济、法制与道德的关系，把“德主刑辅”、“以义制利”看作是过时的、不切实际的观念。习近平指出：“在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道德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3]这其中，关于核心价值观和传统道德价值以及国家民族的精神独立性等关系的认知，是十分精辟的。有“道”才有“德”，此乃真理观与价值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真实统一，并非今人狭义理解上的一般道德规范和说教。把“道德”与其他领域的切割，窄化了我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作为事物“体”和“用”的广泛性含义。若仅限于狭义上的释读，我们就更难去理解“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的深义。这一人文伦理约束，渗透在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中；离开这一点，我们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即被釜底抽薪。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需要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革命、理想社会的合理性与我国传统已经具有“汤武革命”意识、大同社会等认知从理论上深度融合，并拓展至对当今国际社会道义性资源争取的延伸中。 文化的认同发挥着“凝神聚气”的软实力功能。有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具有两个“老祖宗”（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孔子）；我们现在则提出，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根”和“魂”之外，中国共产党也有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和“魂”。由于没有很好从理论上充分说明和论证，引起了一些混乱、糊涂的认知。比如有人问：有两个“老祖宗”的是什么东西？言下之意，他指的是只能为“混血种”，或者不好听一点就是“杂种”。还有的人说，几千年的文化符号可以称得上是“老祖宗”，而一百多年的思想能不能称之为“老祖宗”？在宗法血缘上，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看法，但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就不能如此简单地断言。若非如此，我们大家都可以说是“杂种”——中国文化的“佛家”思想即来源于外邦，你能说它不是我们的一部分？所以，文化总是处在交流和融合当中，很难有“纯而又纯”、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封闭的文化传统延续至今。在今日全球化的世界，伴随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民族的文化日益冲破其狭隘眼界的限制，不断融入并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化。很多学者总是在争论哪个是指导、哪个是工具等是非关系，其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一个合成词。它不断发展也改变了原初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形态，融入到中华文化的土壤里，作出了一些新的判断。为此，我们应当自觉脱离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把源于近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明精髓与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明结合起来，形成大“中华文化”的概念。 除了那种完全被其他文明打断进程外，悠久的连续文明体不管怎么样进化和融合，都包含着其遗传的“基因”。毋庸讳言，我们的现代化几次被外来强敌所阻挠推延，并输入了大量的“异质”因素，从语言文字到思维方式、制度变革、物质载体，中国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并没有中断，博物馆式的保存能够使没有受到体系性浸染的人们快速回复历史的记忆，尤其在基层百姓的生存经验中保留了大量的原生态文化印象，这一切促使在经济复苏中重新反思传统成为可能。固然有几代人对传统教育的缺失和陌生，而学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文化自觉的唤醒已经汇聚成社会的洪流，民间持续的“国学热”更是一波接一波将渴望和需要推向深入。人们突然像发现了“血液”中久违的东西，一旦接触上就不畏非议而持之以恒地传播之、践行之。开放时代的“保守”，一定容纳了新生环境的秩序和资源，进而可以被宽容和生存。我们惊讶于何其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和意识形态建设上顶层认知的彻底和果断——它绝不仅仅是领导层面的独特构想和只言片语，很多方面显而易见来源于深厚学养积累和深切实践呼吁的反映。在改革开放初期，两岸几十年的封锁打开后，双方的学者在交流中发现，尽管语言文字不大相同、政治话语体系不太一样，但从生活的习惯到处事的方式，我们有那么多的及曾相识，原来大家成百上千年都是共同熏陶在同一个氛围之下。 正如习主席反复强调的，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视之为前进中的“包袱”，丢掉其经验和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自然就没有了生命力和影响力。一方面，源于西方文明精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注入到对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和转换之中，逐渐脱离过去那种机械的“贴标签”方式，使其获得新生的几率大大增强；另一方面，以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注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使之真正渗入其观念、认知、价值、素养、心理等层面，内化为国人处世、行世、立世的行为习惯，文化“基因”的嫁接正在“融突”中不断取得深化的成果。对外话语权的建构与对内话语权的重构密切相关。成分的复杂性、意见的繁多性不可避免。社会心态在过渡期内的“戾气”，会反映到理论的主张中。极端的出现、撕裂的互不相让，也是可能的。而“复兴”的实践步伐，精神大地的深情呼唤，将为架构起文化世界的大厦奠定基石。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先进且成熟的文化形态、具有引导力的价值观念或文化理念，尽快摆脱“国大声弱”的困局，逐渐被世界其他国家所认可，推动伴随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华文明复兴。 注释： [1]《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页。 [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本文刊发在《创新文化与软实力建设》一书中。该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的集体成果。本文在网上刊出时题目略作了变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