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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是学理，现实是现实。顾如本想搜集一下儒家精英们在历史上的断袖之癖。没曾想被吴钩先生占了先，也就不好意思献丑了。毕竟吴钩先生更熟悉历史类书籍。这里直接引用吴钩先生《中国古代宽容同性恋行为，但并无同性婚姻》一文。 “西汉是同性恋特别引人注目的历史时段，因为刘氏皇室似乎有着遗传性的同性恋取向，从高祖刘邦到哀帝刘欣，几乎每一代皇帝都有男朋友，如高祖有籍孺，惠帝有闳孺，文帝有邓通，景帝有周仁，昭帝有金赏，武帝有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有张彭祖，元帝有弘慕，成帝有张放，哀帝有董贤……” “到了魏晋六朝时期，士林放浪，男风从皇室蔓延至整个士大夫阶层。《宋书·五行志》载：“自咸宁、太康(公元3世纪)以后，男风大兴，炽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贵胄孤寡女眷尤甚，或是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南朝士大夫为了同性之恋，不惜与妻子离婚。” “唐宋时同性恋风气略有收敛，但晚明以降男风又复炽，据晚明学者谢肇淛的记述，“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今复稍雄张矣，大率东南人较西北为甚也。”自武宗朝之后，明代士大夫对男色趋之若鹜，以狎优伶、养娈童、玩男妓为时髦生活，群起效尤。时人谢肇淛说：“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意思是说，男人狎男人，法无禁止，比嫖娼便宜，妻子对此又不吃醋，所以男风便流行起来了。” “明清时期的名士还视男风为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如晚明文人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自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坦然将“好娈童”列为自己的人生爱好之一。清代的郑板桥也在《板桥自叙》中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完全没有“出柜”的心理压力。——你可以说这些明清时代的文人名士率性坦荡，换一个立场，也可以说他们生活糜乱。” 吴钩先生的文章篇幅较长，史实很多，只能引用到这里。从该文中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龙阳之癖是儒家精英们的风尚，历久常新。顾如很是佩服吴钩先生历史资料的功底。也发现了一个遗漏，心中窃喜，终于还是发现吴钩先生有所不知了。请让顾如满足一下鄙人的小小自尊心。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谐隐》：“蚕蟹鄙谚，貍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先秦的时候还用“狸(猫)”隐喻男同。也许可以帮助吴钩先生收集更多的，儒家历史上的报背之欢、分桃之爱。儒家精英们的表现，大概也能证明西方上帝没有能对儒家社会进行干涉。进而就能论证儒家拒斥西方习俗、文化的功效。甚至进一步去论证自己的普世性。毕竟全世界还是直男占绝大多数嘛。 儒家社会确实像吴钩先生所言：“中国古代宽容同性恋行为，但并无同性婚姻”。只是“宽容”一词应该修改为“风行”。请原谅顾如再次强调儒家人士不要模糊用词。这次是因为“宽容”一词应该由墨道两家所有。而儒家顶多有“宽恕”。只有墨家这种认为自己无知的学派，才可能“宽容”。而自称掌握真理的儒家，只可能有“宽恕”。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你掌握真理，他与你不同，显然他不掌握真理。他只能是被饶恕、宽恕。「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墨家认为人类无知。「天生民，人异义」，墨家认为人与人天生就不同。所以墨家认为不能推己及人。这种认识才会产生真正的宽容和宽容之心。顾如本人在同性恋问题上持相当保守的观点。但当其他一些墨者提出这段论证时竟无言以对。墨家最最底层的伦理，就是这三句。所以墨家能够提出兼爱说。运用于同性恋问题结果必然是：要宽容同性恋者。而且再向上走一步是「先知，意相也」。这就要求直男们需要保持与同性恋者的充分沟通。沟通才能更加准确地认知我和他，以及双方的异同，相互的影响等。墨家伦理再上两层是「不相亏害」和「要相爱」。直接判断同性恋问题，现在是否造成伤害，未来会否造成伤害都不太合适。但我们要兼爱同性恋者，在墨家学理中也是毫无疑问的。 墨子说：「真天壤之情，虽至圣不可废也」。这里面首先就是指男女之爱、包括性爱。那么难道说非上天设定的情感就能被强制废除吗?显然不能如此推理。只能推证出，同性恋不在墨家天志推崇之列。《墨子》书中提及节用、节葬都以不影响男女结合生育为主要论据。这可以说明男女婚姻和生育是生生之本(之一)。而生生是包括儒家在内各个学派的共同主张。在墨家被提高到天志地位。但是也不能推证出同性恋、同性婚姻就有害。可以推证出的是，同性恋者没有尽到自己在生育方面的责任。这两个论据是顾如在墨者之间辩论时提出的，都被反驳了。墨家认为「学之益也，说在诽者」、「非诽者谆」。鼓励相互辩论。别人说得对，咱就不能一意孤行。 不过，顾如找到了新的依据。墨家伦理再往上走是「类以行人」、「行循以久」。大家不同类就应该分类而行，不应该强行糅合。要遵从各类人的文化、习俗、法律等等。从这两条顾如将反对人权宣言中的“迁徙自由”，而改为“归化自由”。迁徙者不能融入当地社会，而错误地高举“迁徙自由”旗帜，所造成的恶果在欧洲和香港都有显现。实际上美国也因为移民的涌入几乎丢掉了他的清教徒传统。不同人群应该在开放的充分交流。你向往这个社会，移民而来就应该融入这个社会。同性恋问题比迁徙问题麻烦一些。直男们和同性恋本来就生活在一起，有共同的习俗，只是同性恋者性取向不同而已。同性恋者们视自己的性取向为「始不可让」性质。要求他们放弃也确实对他们造成伤害，那么做为主流社会应该为他们留出空间，宽容他们。然而反过来，同性恋者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呢。毕竟在很多地方，人们仍然视同性恋为不可接受或者比较厌恶的行为。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难以一一辩论。如果要求强行要求人们接受，是不是也造成伤害呢? 顾如认为解决方案应该还是从「类以行人」入手。也就是分隔主流人群和同性恋人群。当然，「行循以久」，同性恋者本来就生活在人们之中，不能将他们驱逐出去。可行的分隔方法是：同性恋者应该与主流男女一样标识自己的性取向。同性恋者不能去骚扰非同性恋者，反过来也一样。传统中男女两性都会通过着装、打扮等方式标识自己的性别，同时就标识了自己的性取向。同性恋者们也应该标识出自己的性取向。先将两类人分隔开，使之互相伤害尽量小。这是墨家的「圣人之利天下也，其类在礜石(毒鼠强)」思路。然后通过互相充分交流、实践，寻找更为合适的规范。 墨学的特点是建立底线。如果发现底线之下还有底线，则进一步分析深挖。《大取》篇最后一段就是这种学术倾向和方法的最佳示例。正因为如此，墨学所含内容全部都是一个社会必须的底线。当然，其中还因为墨家置立天志、认识论、人性论非常准确，和墨家的逻辑能力等等。加之《墨子》书本就是墨家各分支共同著作和认同的墨家共同经典。所以墨学的解释力，不是儒家那种人为断言，为专制需要造学的学派能够相比较的。墨家有所染之说，墨子说：「染於苍则苍，染於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儒家社会思想被强制于穷经皓首，加之权力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干涉，儒家学说视官位、财富为目标。精英层思想空虚，而又自以为是;不劳而获而又没有出路(超越)。人们不人性大泛滥才是怪事。儒家社会的男风，是对弱者的玩弄，恐怕不能称为同性恋呢。儒家抄袭了些墨家的慎独之类学说，能起到多大作用?曾亦先生在儒家是所染不当啊。其学识远超顾如，却对社会没有解释能力。对同性恋者也缺乏宽容。不但儒学浅薄，儒者们的身形也过于粗暴了。此所谓“染于儒则儒，染于墨则墨”……儒家的所谓家庭不过是基层忠君、服从训练营。谁会主张保守儒家式家庭传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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