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语：韩非】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主张治国要根据人好利恶害的本性，依靠赏罚为基本手段，并且要以法为赏罚的标准，主张“不务德而务法”。据此,有些论者就以“非道德主义”否认韩非政治观中的道德因素，认为其唯法为务，完全摈绝道德。其实，韩非并非只讲法治，不讲道德。韩非主张以法治国，他是把法作为治国的原则和标准，并没有完全否认道德的作用和价值，只是他认为道德可以作为古代的治国原则，不能成为“今天”的治国原则，即使在“今天”，道德也还具有对法治的辅助作用，并且对个人道德品行也给予了适当的肯定。认识韩非关于道德的主张，对于理解他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 韩非的治国理论有一个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治国必须根据人性的实际和时代的变化采用相应的策略。韩非认为人性是好利恶害的，因而君主要利用赏罚，赏罚的标准就是法律。韩非说：“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①(《心度》)因此，采用什么样的治国之道，就看它是不是适合时代的需要，是不是能达到治民的目的。“故民朴, 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 维之以刑, 则从。”(《心度》)古用民教，是因为“民朴”，今用刑罚，是因为“世知”。两者并无高下之分，纯粹看它是不是适合时宜，是不是能达到治民的目的。 韩非治理民众的思想，来源于他的朴素唯物的历史进化理论。在(《五蠹》)篇中韩非把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个阶段。“上古之世”是指传说中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时代。“中古之世”是指夏禹治水的时代。“近古之世”是指“汤、武征伐”的“殷周之世”。“当今之世”就是指的他所处的战国时代。韩非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进化的，不是今不如昔，而是今胜于昔。因此，他反对复古、保守，而敢于美当今。与此同时，他又认为时代变了，历史条件不同，治国的方法也应相应变化，以适合新时代的要求。如果在当今之世仍“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那就是“守株待兔”的蠢人。 韩非把社会的发展描绘为这样一个过程：即“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意思是说，上古时期，竞争是在道义上展开的;中古时期，换成在智谋上进行角逐;而到了他那个时代，人们已经是在力量上进行比拼了。上古时期，民风淳朴，人们看重待人慈悲和恩惠，称赞仁厚，有德的人受到社会的尊重。韩非肯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德治，肯定德治的作用，他说：“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难一》)可见，舜是以仁德之政服民，其品德能感化人。他又说：“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 (《五蠹》)可见，周文王实行仁义的政策感化了西戎，终于统治了天下。那时，道德感召发挥了政治作用，“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五蠹》)由上说明，在上古的时代，道德是可以治国的。 韩非“务力”的政治策略，正是基于“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的社会现实。韩非所处的时代，弱肉强食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以往的道德准则被破坏无遗，国与国之间，完全为赤裸裸的惟利是图的强权政治所主宰。韩非举例：“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五蠹》)由此观之，一切取决于实力。没有实力，则纵有千种道理，也无济于事。“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在韩非看来，治国者的要务首先在增强国力，有了实力，就能左右逢源，时时得手;没有实力，就会左右为难，处处被动。历史和现实的认识，韩非深感实力之可靠和道德之不可靠：“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外储说左上》)现实是如此的残酷，尊尚仁义的国度弱且乱，而不尊尚仁义的国度则治且强。他得出：“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饰邪》)而一切空谈，即使是正义的舆论，都将在拥有强大实力的好战者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在治理民众上，韩非认为，人性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讲究“力”的较量的时代里，民众已与古代不同。在韩非看来，古代的百姓老实而愚蠢，当今的百姓聪明而狡猾。“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虚明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忠孝》)因此，对于当代民众仅仅靠道德礼义来劝说，已行不通，只能用力来控制。也就是说要治现在的“急世之民”，决不可以采用过去的“宽缓之政”，即不能采用道德，只能依靠法治。 由上可见，韩非主张现在治国用法，古代用道德。他并没有否定道德的作用，只是时代不同，治国的方法也不同，即治国的标准原则是法而不是道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