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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韩非对于道德的态度，不仅体现在他认为古代靠道德治国，不仅体现在道德在治理国家的辅助作用上，而且还体现在对个人道德的肯定上。 韩非认为，君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国家治理得怎样最后取决于君主。在韩非看来，一个合格的君主必须具备德与才两个方面的条件，就德来说，君主为政之德主要表现在： 第一，君主要圣明，要作“贤君”、“明主”。在韩非看来，能真正实行法制的君主只能是有德行的有道之君，就是明主。韩非心目中的明主也像孔孟一样认为是三代圣王,他希望社会有像尧舜那样贤明的君主，他称道尧舜：“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能立道于往古,而垂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安危》)然而像尧舜那样圣王,一般的君主很难做到，韩非认为,能做到“外无怨仇于邻敌,而内有德泽于人民”(《解老》)的就是有道之君,就是明主。“夫外无怨仇于邻敌者, 其遇诸侯也外有礼义;内有德泽于人民者, 其治人事也务本。”(《解老》)就是说, 对于外部的邻国, 不能肆意侵扰, 而应以礼义相待，对于国内百姓, 不能暴虐地进行掠夺, 而应施以恩德, 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韩非认为让“民蕃息而蓄积盛”的君主才可以称为“有德”。君主应节俭政治，减少财政支出。生活上,“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解老》);用人上,“明主者，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贤能之士进,则私门之请止矣。”(《人主》). 第二，重视民心。韩非认为君主要想立功成名一靠天时，二靠人心，三靠技能，四靠势位。可见在韩非的心目中，民心的重要程度仅次于“天时”。提及民心的重要性，他说：“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功名》)认为禁令能先治本的才有效，用兵能服民心的才能胜，圣人治理民众，因为先治本，所以能强大;因为先服心，所以能取胜。治理国家要赢得民心，才能留住人才。 韩非强调君主对臣民的依赖关系，强调“众人助之以力”的重要性，认为君主的权势来自臣民的支持，君主取得君位之后，其尊贵的地位全仗臣民的支持。他说：“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载之，故安;众同心以共立之，故尊”，“如此，故太山之功长立于国家，而日月之名久著于天地。”(《功名》)即国君要靠众力才能安稳、建功。只有天下人“同心”、“一力”来拥护、帮助他，他的地位才“安”、“尊”，才能建立“太山之功”而有“日月之名”。如果没有人拥护响应他，他就会“功不立，名不遂”。所以韩非要统治者为民众着想,依民心而行政，“君人者，以群臣百姓为威强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善之;非君臣百姓之所善，则君不善之。”(《八奸》) 第三，立信立德。韩非强调“信”为君主必具之德，是维护统治的必要手段。在韩非看来，君主是政令的发布者，君主守信，才能树立威性，做到令行禁止，如果君主信用欠缺，再好的政策和措施也难以实行，人们会从不信任一个人发展到不信任一个家，所以君主必须做到恪守信用。韩非认为在治国过程中，君主对人民诚信无欺诈，是安定国家、实现富国强兵的关键之一。“安术有七，危道有六。安术：一曰……七曰有信而无诈。”(《安危》)即君主诚信是一个国家政局稳定、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韩非认为，君主的信用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外储说左上》)小事上守信用，就可以在大事上赢得信用，所以英明的君主通过信用来积累自己的声望。君主守信，取信于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第四，善纳忠言。在韩非看来，不能虚心接受大臣劝谏的君主，不是贤明的君主。所以韩非强调君主要善于听取忠臣的进谏，尤其听取不合自己心意的忠言。他指出：“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外储说左上》)好药吃在嘴里很苦，但聪明的人还是努力喝下去，因为知道它被喝进去之后可以治愈自己的疾病。忠言听起来不顺耳，但明智的君主还是能听进去，因为知道它可以用来取得功绩。韩非反复告诫君主要冷静大度，不能任性发怒，不可只图眼前利益。他进一步指出：“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尔。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拂耳，则子胥不失;寿安之术也。病而不忍痛，则失扁鹊之巧;危而不拂耳，则失圣人之意，如此，长利不远垂，功名不久立。”(《安危》)这就是说：君主听从逆耳之忠言，可以“救危国”而“致功”，使国家“久福”、“寿安”，使自己“功名久立”。 韩非认为,官吏是治理国家的帮手,民众的实际管理者，在治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吏为民纲,明主只要“治吏不治民”(《外储说右下》)，整个国家就形成一盘棋。在韩非看来，“臣德”同样是合格的官吏应该具备的。具体来说，臣子之德： 其一，公正廉明。韩非要求为官者要树立官德,指出:“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外储说左下》)要求官吏严以律己、正直无私，不避权贵、严格执法，尽臣子应尽本分。强调要使“处官者无私，使其利必在禄”，不容许臣僚“以家利为功”，(《八经》)严格防止官吏们以权谋私，钱权交易。韩非提出大臣应秉公荐才，做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外储说左下》)具有举荐人才的美德。韩非认为如果官吏都能公正廉明,那么国家能呈现出清明盛世的情景：“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八说》) 其二，要有所长。韩非盼望有贤臣，认为没有贤臣就治不好国家，要“厚其爵禄以尽贤能”。(《六反》)韩非心目中的贤才是指有能力的法术之士。他规定法术之士的人格素质。一是，在价值目标上，以“公义”为宗旨，“去私心行公义”(《饰邪》)，应捍卫公利、公义并勇于为之献身。廉洁公正、不结死党，尽力致功。“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饰邪》)二是，在处世态度上，既要有变故革新之精神，又要有刚毅正直之品质。只有“变法易俗而明公道”(《奸劫弑臣》)，才能创立大业。三是，在办事作风上，要求明察与实行。“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孤愤》)。对客观形势深入了解、洞微烛隐是法术之士的基本能力之一。强调法术之士必须有实干精神，反对华而不实、言行不一。 其三，忠诚务实。“忠”是韩非强调的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是韩非理想中的优秀品质。在韩非看来，为人臣必须具备“忠”的品质,并且应当把为君主“尽忠”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韩非论述“忠”的内涵：一是，“忠”是绝对的忠,不允许有丝毫的犯主。“忠臣之事君也”，“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忠孝》)为臣应当“北面委质, 无有二心。”(《有度》)无论明主也好,暗主也好,即使是无道之君, 也只能绝对顺从，臣下绝不可取代，更不可弑杀，君臣关系永远不能改变。二是，臣对君主之“忠”是“公忠”，是天下“公义”，要一心一意,“尽忠于公”，心无旁骛。三是，“忠”应当符合“法”的要求,“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南面》)，“尽力守法，专心事主者为忠臣。”(《忠孝》)由此，韩非把尊君事主的主张发展到了极致，提出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忠孝》)命题，这一命题后被发展为“三纲”, 使“忠”思想成为封建道德的重要内容，成为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政治伦理原则。 综上所述，韩非的政治道德观，完全是从治国的角度来讨论道德的，道德服从服务于政治，服从于国家治理的实效。在能够用道德治理的时候可以用道德治国，在古代可以用道德治国，因为人朴实的缘故，现在人变得聪明，道德作为治国原则已经无助于现实治理、无助于凭实力说话的时代，就只能靠强治的法治。但此时，道德并非无用，它具有辅助作用。不仅如此，韩非还看到了个人道德及其修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这就是作为君主的德行和官吏的德行，这些就是韩非政治道德观的体现。而所谓政治道德观，就是从政治的角来看待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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