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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韩非主张现代要以法治国不用道德，这是从治国的原则和标准说的，并不意味着不用道德，并不意味着道德无用。道德不作为治国的原则和不用道德不是一回事。在韩非看来，道德不作为治国的原则，但可以作为治国原则的辅助。 韩非有一段治国名言，他说：“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五蠹》)奖赏不如优厚而且讲信用，使人们贪图它;处罚不如严厉而且一定执行，使人们害怕它;法律不如统一而且巩固，使人们能了解它。所以，君主如果施行奖赏不随意变动，执行刑罚没有赦免，再用称赞表扬来辅助奖赏，用毁坏名声来伴随处罚，那么德才好的人和德才不好的人都会为君主竭尽自己的力量了。显然，这段话一方面突出地反映了韩非的法治思想，另一方面也突出地反映了韩非对社会道德观念的重视。主张在厚赏重罚、信赏必罚的同时，用“誉”、“毁”来辅助赏罚，即是用道德的力量来促进法治的实行。 诚然，韩非的治国方针是强调用严刑重赏作为具体手段来推行法治的。韩非相信强权，相信凡是人无不贪利畏罚。但韩非也看到，人有自己的善恶、是非观念，仅凭赏罚二手还是不够的，所以他强调：赏罚必须与毁誉相结合。“赏罚”指的是物质上的奖励和惩罚，而“毁誉”指的是精神上的奖励和惩罚。在韩非那里，“毁”是批评，“誉”是赞扬，“毁誉”就是通过否定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使其名声扫地，或者通过对一个人的肯定，使其名声彰显，由此加强赏罚的效果。“毁誉”的提出，丰富了赏罚内容，加强了赏罚分量，同时也反映出了韩非的一个治国理念：重视法，也不忽视道德。 韩非对道德的作用的重视, 反映在他对毁誉问题的重视上。韩非注意到舆论的重要性，并从人的本性来说明重视毁誉的理由。他说：“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内储说上》)又说：“民之重民与其重赏也均”(《八经》)“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外储说左上》)这样，韩非把人们对名的追求与对利的追求放到了同等的地位,他甚至说：“民之急名也, 甚其求利也。”(《诡使》)认为人们对名的追求更甚于对利的追求。因此韩非认为对毁誉的问题应以高度的重视。只有厘清毁誉与赏罚的关系，适时适度的利用毁誉与赏罚，才能最终达到治国的目的。 为正确发挥毁誉的作用，韩非认为， 第一：毁誉与赏罚相悖则乱。韩非非常重视社会的道德观念与赏罚不一致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反复地提出一个问题, 即“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的问题，主张在实行法治的同时注意端正社会的道德观念。在(《五蠹》)篇中，韩非透彻地指出了毁誉在实际上和应当罚、应当赏的言行不一致时所带来的危害。他说：“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立了战功而封爵位，却因做了官而被看不起，努力耕作而受奖赏，却因有了份家产而被看不起;相反地，不肯替君主效力而受到疏远，舆论却推崇他们看轻世俗，犯法逞凶而受处罚，舆论却称赞他们有勇气。这样，贬毁、赞美、奖赏、惩罚的标准都自相矛盾，其结果是法律、禁令被破坏，在民众中造成混乱和模糊认识。在韩非看来，如果君主也依着世俗之见去肯定那种“不事力而衣食”、“不战功而尊”的所谓“贤人之行”，而忘记了这样做会造成军队削弱、土地荒芜的灾难，其结果是谋取私利的行为得逞了，而国家的利益被损害了。 在(《六反》)篇中，韩非列举了对国家无益却反而受到社会舆论赞赏的六种人。他说：“畏死远难, 降北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 离法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 牟食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 伪诈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 暴憿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社会上赞誉的这六种人，在韩非看来却是“奸伪无益之民”。而真正对国家有利的六种人却得不到赞誉和奖赏。他说：“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 全法之民也, 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 生利之民也, 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 整谷之民也, 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 尊上之民也, 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馅谗之民也。”像这样是非颠倒，应受到斥责反而得到称誉;应得到称誉，反而受到斥责。结果自私作恶的人受到称誉奖赏，而公正善良的却受到诋毁惩罚。对这种情况，韩非将之归结为：“赏者有诽，不足以劝，罚者有誉，不足以禁。”(《八经》)这样，赏罚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起不到鼓励和震慑作用。在韩非看来，社会道德观念如果与法制相违背，法治就难以实行。所以韩非反复强调：“誉”、“毁”一定要与“赏”、“罚”相一致。 第二，毁誉与赏罚合则赏罚更有效。韩非提出在实施赏罚时，奖赏要和赞誉相结合，惩罚要和诋毁相一致。只有毁誉与赏罚一致才可加强赏罚的力量。具体说在毁誉手段的运用上，一是，韩非强调：“毁誉一行”(《八经》)，也就是批评和赞扬要有原则，要与法律内容相一致，不能信口开河。他说：“明主之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八经》)奖赏的目的是鼓励民众和官吏去做某种事，因此奖赏一定要给予对国家有贡献的人，荣誉也一定要跟上去，给予替君主效劳的人。二是，“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八经》)即赞誉和奖赏一致,贬斥和处罚同行。对奖励的行为以荣誉相辅,以示肯定和提倡;对惩罚的行为以恶名相加,以示否定和杜绝，以强化激励的效果。在韩非看来，如果法律支持的得不到道德称誉，那么奖赏将起不到鼓励人们守法的作用，如果法律反对的得不到道德谴责，那么惩罚将起不到禁止犯罪的作用。“誉所罪，毁所赏，虽尧不治。”法所赞赏的，必定也是舆论所颂扬的;法所惩处的，也必定是舆论所谴责的。奖赏一个人，荣誉一定跟上去，“有重罚者必有恶名”(《八经》)惩罚一个人，批评也一定跟上去。“罚，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则国治矣。”(《八经》)惩罚的目的是禁止官吏和民众去做某种事，因此对受过惩罚的一定要毁名声，使民众有畏惧心，民众有了畏惧心就能将国家治理好。 第三，毁誉必须有力和及时。韩非不仅主张赏要重赏，罚要重罚，而且也主张对毁誉要重、要强力推行。认为“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外储说上》)奖赏表扬轻微而又不能兑现的，臣民就不能为君主所用;奖赏表扬优厚而又讲诚信的，臣民就拼死为君主效力。所以赞扬要有力，批评要彻底，才能使人振奋和畏惧，不痛不痒地赞扬与批评效果不大。与此同时，毁誉还要做到及时，要“誉辅其赏，毁随其罚”(《五蠹》)，一赏就使其威名远扬，一罚就使其名声扫地，否则事过境迁，就起不到所期望的效果。韩非说：“赏莫如厚, 使民利之;誉莫如美, 使民荣之;诛莫如重, 使民畏之;毁莫如恶, 使民耻之。”(《八经》)奖赏不如优厚一些，使民众觉得有利可图;赞美不如美好一些，使民众觉得是一种光荣;处罚不如严厉一些，使民众觉得害怕;贬斥不如丑恶一些，使民众觉得是一种耻辱。只要不折不扣做到了利、荣、畏、耻，人人就会尽死力效命。 韩非将法治和道德相结合，这在先秦诸子中是第一人。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需求。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精神上的激励，不但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启迪人们的心灵，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操，激发人们的智慧和才能，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人们的言行，收到良好的治理效果。韩非正是看到了道德对人们的激励作用，并针对他所处的急世，主张用道德的力量来辅助法制的实行，将誉、毁作为辅助赏、罚的手段，无疑是合理的。说明韩非是重视道德力量的作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