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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嗜古成癖 前一阵子看见贵阳孔学堂多彩的活动，估摸这个机构应该和派到那里“援黔”的王阳明有关，由王阳明带“国学”到遥远的黔地我想到了石门坎。这个距威宁县城140多公里、茅塞未开、结绳刻木的边缘之地，因为洋人伯格理几乎成为西方人眼中的“文化圣地”。 伯格理是循道公会传教士，100多年前他到石门坎后，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干起了现代文明勾当：教苗民识字、办学，还要求土著改变原始、不卫生的生活方式，使这个以石门坎为核心的苗族社区，由蛮荒之地一跃而成了中国西南的文化高地：据1946年民国的统计，石门坎的整体教育水平不仅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其中有一名叫朱焕章的石门坎受教育者，大学毕业后，因才华横溢，蒋中正先生希望他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但朱焕章拒绝了，他回到石门坎办学。这是道德品格。 这个真实的社会改变样本告诉我们，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未必只有“国学”一途。伯格理显然不懂“国学”，可以明确的是，他是依据西方的传统改变了石门坎。 实际上，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自身的传统都蕴含着优秀的文化，“国学”不也要面对“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言词吗?中国人对旧经典守望了几千年，及至民国，“国学”大师梁启超都还在讥讽旧文人嗜古成癖，问题都解决了吗?显然没有。 很多时候人们不自觉地拒斥对传统的扬弃。就像李鸿章，当他看到日本驻中国公使森有礼西服裹身的时候，居然教诲说：衣服旧制是对祖先遗志的追怀，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可怜李中堂竟然没想到其自身服饰已非汉服，早已换作了满洲官袍。 传统不是引向复古，今天国人自豪的高铁也不是古已有之的东西，相信将来它也会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回到“国学”，同样需要辩证地看，如果真的有所谓国学，那也不是民粹，更不是局限在古老典籍中的“周礼”，而是当下国际视野下的文明，100年前伯格理带给苗民的东西，今天不就是石门坎的传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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