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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察类”、“明故”――对事物类的认识 对推类原则的进一步研究必然会引出什么是类的问题。长期的论辩实践，对克敌制胜的追求，使墨子认识到，有效推类的关键是对事物类的准确把握，从而提出了“察类”的主张，并且要通过“明故”而“察类”。墨子的这些主张也是在具体辩例中体现出来的。《非攻下》载： 今逮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 墨子认为，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些战争行为与“好攻伐之君”的战争行为是不同的类，前者应该称之为“诛”，后者只能称之为“攻”。在《非攻下》中，在上述引文之后，墨子还进一步分析了原因，把“察类”与“明故”联系起来，通过“明故”说明禹、汤和周武王的战争行为属于“诛”一类。禹为什么要征有苗?因为有苗“大乱”，而且上天命禹征有苗。汤伐桀和武王伐纣的缘由也是如此，都是由于被征伐者“大乱”，征伐者受天命而举兵征讨。正是由于有着同样的原因，故禹、汤、和武王的战争行为是“有义”，属于同一类。而“好攻伐之君”的战争行为没有这些前提条件，因而与禹、汤和周武王的战争行为是不同的，属于另类。 通过分析事物的原因，从而认识事物的类别，这表明墨子对事物类有了理性的思考。列宁指出：“真正地认识原因，就使我们的认识从现象的外在性深入到实体。”亚里士多德也曾指出：“人之所以更有智慧，不是由于从事某种活动的技能，而是由于掌握了概念知道了原因。”当然，在上述事例中，墨子所分析的原因不是客观存在的，但他表现出的通过分析事物原因而认定事物类的倾向，在先秦逻辑史上意义空前。以后的先秦逻辑诸家继承了墨子的这一思想，并把类的理论建立在对事物原因的客观分析基础之上，创立了先秦逻辑。 四、关于墨子的推类思想 墨子的推类思想有以下特点。 第一，墨子已开始研究推类了。推类的关键是对类的准确把握，墨子明确提出“察类”，并认为要经过“明故”而“察类”，表明他涉及到了对推类的研究。先秦逻辑的核心是类的问题，说墨子是先秦逻辑的奠基人一点也不过分。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墨子的这点成就是初步的。墨子没有明确地界定“类”;由“明故”而“察类”的方法是在具体的辩例中体现出来的，并没有明确地被他表述出来;对“故”的问题没有系统地研究。 第二，墨子关注的重点不是推理而是论辩。首先，用推类构造出各种论辩方法运用于论辩实际，就是一个明证。其次，墨子是由关注论辩方法的有效运用而思考推类的有效性，从而思考类的问题的。再次，那么多的推理，墨子只对推类进行了思考，而且基于推类的论辩方法用得最多，这也说明他更关注论辩。因为，推类这种推导方法，由具体到具体，相对于其他推理形式更容易为听众所理解，用这种推理更容易说服听众。 第三，墨子的推理主要以对事物的具体、客观分析为基础。为了“察类”而“明故”就很好地说明了墨子推理的特点。另外，墨子论辩中的一个实例，更能说明墨子推理的这个特点。《贵义》篇载：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倍)徒，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此为信(倍)，不可胜计，然而不为，则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 商人四方经商与士为义一样都有利，因而从商人为获利而“必为之”也应该推出士为获利而必为义。另外商人四方经商与士为义有不同之处，第一，士为义获利更大;第二，士为义无商人四方经商那样的困难，即“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因此，从两者的相异点看，士人求利者更应“为义”。这里，墨子推理的根据，既涉及了事物的相同点，又涉及了事物的不同点，更是把推理建立在了对事物的全面分析之上。 墨子推类思想的对《墨经》产生了很大影响。 首先，《墨经》关注的重点也是论辩，由研究论辩方法而及推类;而且，在《墨经》重点研究的辟(相当于譬)、侔、援、推四种方法中，有三种是由墨子首创并大量运用于论辩实际的。其次，推类是《墨经》研究的主要推理理论，该理论强调准确、全面地把握事物的特点和原因对于有效推类的重要。 虽然，墨子的推类思想比之《墨经》显得稚嫩，但后者导源于前者，却是先秦逻辑史上不容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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