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语：隐者】 有陕西籍学生告诉我，终南山里时见隐士出没。未几，又见某报关于终南山隐士的长篇报道。后来才知道，有美国人几年前就写过一本专门关于当代隐居者的书。以往只有在读唐诗时才会想到隐者，没想到现在隐者上了报纸和互联网。看来隐居也将成为盛世一景。 隐居和隐者不仅是古代诗词的一个恒常主题，而且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并且是一个得到儒家肯定的传统。唐君毅在论述儒家与法家思想之区别时写道：“儒家尊重隐者和逸民……法家则以凡不受政治控制者，皆应斩尽杀绝。”许由、卞随、务光大概是最早的隐士，但最有名的也许是伯夷与叔齐。孔子本人主张积极入世，但却对伯夷、叔齐以极高的评价：“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下，民到于今称之。”太史公不写巢、由、随、务，却为伯夷、叔齐立传，自然不是偶然的。司马迁在交代他们的身世时写了他们不要父亲遗留的权位，却去投奔据说“善养老”的西伯姬昌。不料西伯卒，儿子武王不待父葬即兴兵伐纣。武王一定认为此举是顺天应人，吊民伐罪的义举。但夷、齐昆仲却扣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若非姜太公劝止，几遭不测。武王平定天下，照例是万民拥戴，天下归顺。惟独夷、齐不当顺民，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下，临死作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孔子没有说“民到于今称之”称的是伯夷、叔齐的什么;司马迁却借用《道德经》中“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来形容夷、齐，说他们“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却没有进一步阐发夷、齐之精神。九百余年后，韩愈方对夷、齐行为之意义有淋漓尽致的揭示：“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而自知明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举世非之，力行不惑”，不计利害，不计毁誉，不计成败，这才是真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自由，超越了流行的是非，超越了成王败寇的法则，当然更超越了暴力的逻辑。此种自由，非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范畴所能限，而只表现在夷、齐、苏格拉底和甘地这样大贤的身上。 这样的行为，其实体现了一种文明的觉醒：在权势与利益之外，有公道和正义在，它体现了真正的气节，即不趋时，更不媚世，只是从真理与道义出发对权力提出批评，对任何暴力加以谴责。这样的人物，有风骨，有担当，虽然注定要倒霉，却是人类文明的托命之人。自然，对于以功利定是非、定去就的现代人来说，要理解这样的人都难。“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样的批评，的确堪为现代的经典。 还是佩服鲁迅，这个在许多人眼里“尖酸刻薄”者，却对伯夷、叔齐二贤寄予了无限同情。他老早看到，在除了物质利益不知其他价值的现代人(他笔下的小穷奇、阿金姐、小丙君之流)眼里，伯夷、叔齐不过是不识时务的可怜虫，或是自寻死路的反动派。《采薇》中有这样的情节：伯夷、叔齐死后，村民把他们埋了后想给他们立块碑，“刻上几个字，给后来好做古迹”。于是去求西瓜站大边、可惜略迟的小丙君写几个字，小丙君不但不肯，反而说出一通“义正辞严”的理由：“他们不配我来写，都是昏蛋。跑到养老堂里来，倒也罢了，可又不肯超然;跑到首阳山里来，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做诗;做诗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你瞧，这样的诗，可是有永久性的：“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对不对。神农虞夏一下子都过去了，我又那里去呢?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你瞧，这是什么话?温柔敦厚才是诗。他们的东西，却不但“怨”，简直“骂”了。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骂。即使放开文学不谈，他们撇下祖业，也不是什么孝子，到这里又讥讪朝政，更不像一个良民……”在此之前，小丙君曾经去找伯夷、叔齐“谈谈文学”，结果气愤而归，因为他发现这二人连生计都成问题，却还在那里“有所为”，“有议论”，这是做不好诗的。“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 所幸这样的“矛盾”在今天的隐者身上已经不存在了。据采访他们的人说，他们大都是对自己的生活现状不满才进山隐居的：或由于生活压力太大;或由于健康问题;或由于不喜欢都市生活;或由于情场或官场失意;或由于经济窘迫;或由于对工作学习厌倦了;或是对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有所反思;或者干脆就是在那里出家修行……总之，都是为了个人原因而进山隐居，共同的目的是“为了修身弘法，为了摆脱世俗的纠缠和污染，获得心灵的纯洁和宁静，为了了悟生命和自然的真谛，从而使灵魂得以净化和升华”。他们不但决不会“不食周粟”，而且很多人都带着现代的电子设备，并且表示早晚要下山进城，所以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隐士”。不过比起伯夷、叔齐，他们倒是真正的“隐者”，因为前者“有所为”，“有议论”，好像有点不甘寂寞。 不过，在现代史学家眼里，伯夷、叔齐的事迹大概靠不住，至少其中不乏司马迁杜撰的成分。孔子和韩愈因为缺乏科学训练，所以他们信了;不但信了，还形成了一种精神传统。尽管没有“科学根据”，尽管这种传统早已失“传”，但至少让我们明白了自由的真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