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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本职工作是学术研究。在学术专业化、体系化的大背景之下，学术著作固定的写作模式，既淡化了作者的个人痕迹，也使得它难以获得普通读者的青睐。学术随笔与小品，则成为学者普及知识、抒发性情与贴近读者的重要途径。 一 青年学者张晖的第一部学术随笔集《无声无光集》，因为作者的遽然离世，在学术圈内外均起了一股阅读风潮，并获得好评，这或许是他在生前未曾预料的。在他离世一年后的今天，遗作《朝歌集》的出版，则可与前一书合而观之，更为完整地展现出张晖的治学道路与学术理想。 古典文学研究者虽然素来有深闭寒门、独守青灯之慨，但学术与社会的完全脱节，在当代社会愈演愈烈。“无人会、登临意”的意兴萧索，一方面固然出于学术研究对于普通人的神秘感，另一方面也不乏来自于学者的自视清高，二者合力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巨大沟堑。张晖自幼立志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此志向贯穿终生。《无声无光集》与《朝歌集》辑录了张晖生前散见于报纸杂志的随笔、评论、访谈等文章。近日出版的《朝歌集》，经过编者的细心爬梳，内容基本覆盖了张晖在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北“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四个阶段的求学与研究历程，从中不难看出他是如何从一名传统学术的自觉继承者进一步成长为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新型研究者。 从《朝歌集》的六辑文章中，读者可以提炼出两个问题：第一，一名古典文学研究者是如何养成的；第二，古典文学研究是如何向上走的。然而，本书更为重要的意义，则是作者殚精竭虑地再三提出与试图解决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让古典文学研究具有生命感，具备现实意义。 二 张晖生长在新式教育体系已然完备，即所谓教育流水线工业已经稳固的时期。一般而言，只有经过硕士阶段之后，研究者才能最终决定自己的职业道路和研究领域。张晖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传统学术的意义上，他入门非常早、路数非常“正”。这种“正”，置之于古代学者之中，是一种平常的成长道路，对于现代学者来说，却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早在南大本科学习的阶段，他就已经自觉地继承南大的学术传统。《朝歌集》中他对乡邦文献与古典文学作品的关注、整理与解读，无不体现出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旧日学者之风度。张晖的学术研究是从古典文献的搜集、著录与整理入手的，他少时的成名作《龙榆生先生年谱》至今仍备受赞誉。文献研究无外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只是他进行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他的好友维舟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他怀有一个日渐增长的“异类”抱负：不把古典文学视为已死的文本、文献，而是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能感受当时人呼喊与悲喜的文学。这一抱负，在他对文献与作者的触碰、理解与阐释中，都得到了极好的体现。 如果说，南京大学文强班的学习，让他打通文、史、哲的学科限制；香港和台湾的求学经验，则让他打开了通往西方理论的大门。张晖经过自我的吸收与转化，成功地将他对中西不同学术训练的理解，在作品中加以完全释放。他的古典文学修养，让他与古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得以从情感上解读作品；他的理论造诣，又让他有一种全局的广阔视野，对待作家和作品持论公允，在古代文学的评价上，绝不妄自菲薄，亦不自高自大。在此基础上，他更为注重中外学术脉络的勾连与现代学术理论的建构。 以上所述的学术传承，让张晖得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但是，他带给大众的震动与感动，则在于他对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的思考，远远超出了完成学术研究这项工作的本身。张晖一直力图让自己的研究进入到社会的聚光灯下，证明古典文学的现实意义不下于其他学科。他曾经写道：一边是没有尽头的巨大的知识传统；一边是无法解惑的无数的现实问题，让我喘不过气来。研究与现实的脱节，并非是张晖一个人的困惑与矛盾。不过，这种无形的压力，促使他对自己，也对学界同仁提出了更为尖锐的问题：如何推进古典文学的研究，使之沟通古今，面对当今社会的情感与精神。 《朝歌集》中的多篇文章则隐隐显露出他在研究中不断设想与实践的解决之道。他所做的努力，是从当下出发，以今人之心，体会古人之情，给予前人的作品更具现代性的理解与诠释。张晖选择的研究对象，总给人以乱世畸人之感。确实，从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黄宗羲、方以智，到清末民初的龙榆生、黄侃，都是社会剧变之时经历、心理复杂的人物。沧海横流之际，文学的力量更加能够得到彰显。从明清到民国跨度中的个人研究对象选择，绝非偶然的巧合，这恰与张晖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正因如此，作为一名学者，张晖的笔端不但有理，更加有情。 古语有言：士为知己者死。陈子昂登幽州台，独怆然而涕下，正因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数千年的岁月中，文士学人们能够找到彼此，也就是一种幸运了吧。张晖以他的学识、视野与关怀，让我们得以贴近古人之作，体会古人之情；张晖本人的情感，亦保留于他的作品之中，让后来之人能够一再体会、感受与回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