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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不仅是形而上之学，而且是形而下之学，两者融突和合，相得益彰，但儒学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是其形而下日用之学，儒学的生命是在于日用，儒学的发展在于日用，它的生命也在于日用。儒学为什么能存在那么久？从古以来就有人反孔，到了近代反孔就更激烈，但是孔子为什么一直打不倒？儒学为什么一直批不臭？原因就在于它是走向人们的生活，走向社会，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儒学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 什么叫日用儒学？是指儒学这只无形的手无时无刻指导、支配人的为人处事、日常生活、行为活动、所思所想等，它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参与的。儒学在多年日用实践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养育了国民道德情操，造就了高尚的善良人性，形成以和为贵的国格，而挺立于世界学术舞台。正因为这样，所以它具有持续性、生命性、不衰性和传承性。从古到今，如果我们离开了日用儒学，我们的手足都不知道放哪里，因此可以说它同每个人与事都须臾不离。 形上和形下的融合 儒家哲学的道和天理具有形上性，但也具有形下性。比如说讲天人关系，“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在孔子那里，一方面认为天道是可畏的，“畏天命”，也是可知的，“五十而知天命”。这是形上的层面，另一方面也讲形下的层面，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刑”“政”“礼”“德”这四个方面是从形而下的层面讲的，也可以说从日用层面来说的。中国把形上和形下结合起来，一方面把儒学构筑在百姓日用的各个层面，同时它里面包含了对最高精神的追求。比如说朱熹，“理”是他哲学的最高形上范畴，他讲一物有一物之理，又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事物里都包含着一个太极，每个事物都有它的理。中国儒学不离日用，其指导思想是形上的哲学理论指导，这是体如天道。这就是说在百姓日用背后有一种精神的支撑，这便是形而上的天道、天理等精神。孟子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又说：“存其心，兼其性，所以事天也。”天为形而上。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试图把天从形而上的宝座上拉下来，转化为百姓日用的东西。 百姓日用和宗教信仰的融合 哲学的终极信仰和宗教的终极信仰，都是对某一种价值理想的信仰和敬畏。宗教信仰说到底是对一种价值理想的敬畏、崇拜。信仰是人的特殊价值的需要，是一种终极的关切，换言之就是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的问题。过去老一辈的同志死了到哪里去，会说：“去见马克思”。现在人死了到哪里去？人的精神需要寄托，灵魂需要安顿。怎样把儒学中的精神提炼出来，同我们日用相结合，这非常重要。 儒家本身具有宗教性，从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名正言顺地都叫“教”，这个教，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有过争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儒家和西方制度化的基督教比较，儒教是比较松散的，它没有形成固定制度化，但它有教主，孔子，它也有经典《论语》，基督教星期天做礼拜啊，其实，我在念私塾的时候，上课也要向孔子三鞠躬，这也是一种礼拜的形式，中华民族的崇拜，一个是敬天，另一个是祭祖，敬天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不可缺少的。祭天北京有天坛，祭祖是慎终追远，即对祖宗、对天的崇拜和敬畏。中华民族历来有祭祀的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说，给去世的人开追悼会，乡下还有祭祖的活动，各个地方在修家谱，讲家风，讲家训。祭祖的活动是通过每个宗祠来进行的，并一直延续下来，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的源泉所在。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儒家的道德精髓当中，找到灵魂、精神的归宿，我们追随的是一个天乐、地乐、人乐，天和、地和、人和，这样一个和乐的世界，我们到哪儿去，到天和地和人和、天乐地乐人乐的和乐世界去，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一种最高的理想境界。 仁爱和礼法的结合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又说“泛爱众而亲人”。孟子讲“仁者爱人”，《论语》中樊迟问仁，孔子讲，爱人。爱人这句话，我们不要简单地看，爱人包括了很多深刻的内涵，第一表示对人的尊敬，第二表示对一个人的人格魅力的一种赞扬，第三是我对这个人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对孩子、老人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表示对老人孩子的责任和义务，爱人是同礼法相结合的。 讲仁爱，这对现在还是很有价值的。人当然是要讲爱的，“仁”就是两个人，它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人应该存有一份爱心。违礼就是对仁爱的违背，所以孔子对违反“礼”，非常气愤，比如季氏“八佾舞于庭”。八佾是天子的礼，诸侯的礼是六佾，大夫是四佾。季氏作为大夫应该是四佾，却潜用八佾之礼是可忍孰不可忍。古代礼具有法的功能，礼是一种秩序，它讲“别”，乐讲“和”。社会有等级、有分别，穿衣服坐轿子都有分别。看二十四史，衣服的等级都有规定，在不同的场合也要穿不同的衣服，比如清朝，官员上朝见皇帝穿朝服，在家里可随便穿。中国人在正式的场合应该穿国服，在中国古代如果违反礼的话，是可以治罪的，比如说，如果一个普通的官员，家里做了黄马褂，如果查出来问题就大了，会有杀头之罪，中华民族的仁爱和礼法是相结合的。儒家是讲爱民、讲人本，国家以人民作为它的根本，以人为本，“本固邦宁”。主张对人民要爱护，同时礼法中也包含着仁爱、人本的思想。中国古代判死刑，不会在夏天杀头，一般是秋天，因为夏天杀头尸体就臭了，不好收尸，秋天就好一点；在判刑的时候，也讲一种情理，如坦白从宽、戴罪立功等。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同时他主张宽猛相济，他既讲爱人，尊重人的价值，人为贵，又必须遵守礼法，规范人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荀子讲：“礼者，法之大分也，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宋代李觏在《礼论》里讲：“礼者，虚称也，法制之总名也者。”他又讲”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礼之本也。曰乐、曰政、曰刑，礼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属矣。曰仁、曰义、曰智、曰信，礼之别名也。是士者，盖皆礼矣。”这是说作为法的礼中，体现了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记·曲礼》）的意思，这就是说道德仁义体现了礼的内在价值，中国的思想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不是非此即彼，比如形上和形下、仁爱和礼法、日用和宗教信仰，看上去好像是对立的，但它实际上是互相融合和渗透的。为什么同时讲德治和法制，德治就是仁治，法制就是法，德治和法制是不可以完全脱离的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这个问题孔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说用“政”和“刑”的话，老百姓可以不犯罪，但是没有羞耻之心，如果用“德”和“礼”的话就会有羞耻之心，也不会犯罪。一个是自律，一个是他律。我们也可以思考中国为什么重视德？西方为什么重视法？其中的基本点就是人性。中国儒家基本上认为人性是善的，它可以通过教化而自觉地遵守法律，所以孟子讲“求放心”。西方认为人性是恶的，所以需要外在的法律来制约他。中国之所以重德，西方重法，它的出发点和基础就在这里。 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融合 现在和古代的文明确实有很多差别，20世纪80年代讨论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当时提出了好多文化整合的方法，关于中西体用问题就有四种主张，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中西为用，说来说去，基本上还是没有逃出体用的范畴，以及综合创新，创造性的转化，儒学第三期，还有抽象继承，具体继承等等。 我在《和合学概论》里都将其作了分析。不管你是批判继承也好，综合创新也好，你继承什么？你批判什么？你综合什么东西？创什么新？其背后有只无形的手，这就是价值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价值观。过去批判孔子，现在又要继承，你怎么批？批什么？继承什么？拿什么东西来综合？首先得有一个选择，你在选择的时候是受何种价值观的支配？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如何综合，提出文化整合的方法，即兼容并蓄。兼容并蓄就是综合，但是从隋唐到宋初300多年之间，并没有把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起来，三教还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程颢讲“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把兼容并蓄文化整合的方法落实到天理上。现在中西马也是三家，怎么融合？我一直思考这样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讨论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我写了《传统学引论》，写了《新人学导论》和《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写完这三论以后我进而思考，怎么样把三者融合起来，陈颢把儒释道的兼容并蓄方法落实到了“天理”上。 天理这个词早就有了，《礼记·乐记》里有“天理”和“人欲”之辨。“天理”在《庄子》中也有，但“理”成为一种“学”就不一样了，就开启了“理学”这样一个新时代、新思维、新观点。我当时思考应把它落实到“和合学”上，和合这个词先秦《国语》里就有，“和合”成为一种“学”还没有。就像把“天理”成为学理、学说，我反思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这里很大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去向、取舍、评价问题，比如说三纲五常，原来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单向度的结构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双向度的？比如说君臣关系现在没有，但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都还有，可以转化成互助、互鉴、互信、互尊、互爱的关系？至于五常的仁义礼智信，现代仍有价值，这是中华民族道德精髓所在，但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应该有个转化。 以往说道德是有阶级性的，不能继承，凡认为道德有继承性的都挨批。现在很清楚传统文化道德是可以继承的，比如孝道，过去对父母要养，要敬，父母在，不远游，这才是孝。现在走入老龄化社会，银发社会，怎么尽孝？怎么养老？社会发展到这一步，有些单位退休的人比在职的还多，是一个大问题，我在日本的时候，去福冈的正行寺讲学，寺庙里有很多养老的组织，有些教授、公务员退休以后到了正行寺，把财产捐给寺庙，也住在寺庙里。我在那里还碰到一个专门研究朱熹的大学教授，他就在那里安静地写作，他们在一起养老，住房是单独的，夫妇一起，三餐是集体，可以自己选择，犹如自助餐。这也是养老的一种方法，我们国家好多寺庙也可以这样。再比如我们学校原来伦理学硕士毕业的魏磊，在中国财贸大学当教授，后来出家当东林寺的主持，法号大安，属于净土宗，他那里就有很多可以供大家学习修养的场所。现在的很多老太太也经常到寺庙里去，住在寺庙。还有一种就是在家养老，说是把房子抵押给银行，每个月给多少钱，可以负担养老费用，这也是一种办法。 现在养老可以把道德教育、舆论倡导和利益的驱动结合起来，这或许是养老一个新的方法，现在老人的家庭有的是空巢家庭，就拿我国来说，农村有留守家庭，留守儿童、老年人，韩国日本也一样，乡下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年轻人都在城市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要树立现代孝道文明，把孝道理论提升为社会理论，整个社会形成孝道文明的环境，不仅老有所养，而且生活幸福、快乐、和美。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