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到晚清时期的思想学术，论者往往把研究目光集中在西学和今文经学方面，而忽视了一度颇具影响的汉宋学，尤其是汉学。晚清学者皮锡瑞称清代“经学凡三变”，清初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为“专门汉学”，晚清时期为“西汉今文之学”。[1](p341)王国维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2](p97)梁启超则认为晚清时期是清代学术的“蜕分期”，学术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3](p5)。这些说法尽管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甚全面。西学与今文经学在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并逐渐成为思想学术的主流是在1895年戊戌维新运动之后。然而，在此以前，受到清朝统治者扶持的汉学、宋学依然在学界占主导地位，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西学在当时虽然已被提倡，但尚处于“用”的地位，受到作为“体”的中学（儒学）的制约。今文经学只是儒学的一个在野学派，讲求的学者为数寥寥，不能与汉宋学相比。大致来说，从嘉道年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是传统儒学的主流学派——汉宋学继续延绵，并不断调整其内部关系，以应付所面临的危机及内外挑战的时期。在此期间，汉学虽然走向衰落，但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且有局部性的回升；程朱理学乘汉学衰落之机一度出现短暂的“复兴”，汉宋学关系发生了从“鼎峙”到“合流”的走向。从中日甲午战争后到清朝垮台的十余年，是中国传统儒学走向衰落和发生新转变的时期。科举制被废除，《四书》、《五经》遭受冷落，再加上西学和今文经学的冲击，使汉宋学旧日的地位从根本上发生动摇。章太炎、刘师培等新一代汉学家在学术研究中显示出的新趋向，反映了传统汉学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新变化。以上所述，大体勾画出汉宋学在晚清时期兴衰演变的轨迹。本文限于篇幅，在兹只论及晚清汉学发展变化中的一些问题。 一 汉学——一度为晚清学坛的强势学派 清代汉学肇始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著名学者的提倡。顾炎武等人标举“经学即理学”的旗帜，力倡实事求是之学，以矫正王学末流的流弊。后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发挥，为汉学的形成打下基础。至乾嘉年间，清代汉学发展达到鼎盛，成为学界显学。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构成汉学阵营中的两大派别。 乾嘉汉学的宿儒学者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无证不信”的方法，对儒家经典和古代文献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在对古文献的校勘、训诂、辑逸、音韵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并推动了名物制度、天文历算、地理、金石、目录等专门学问的发展。阮元编辑的《皇清经解》（刊于1829年）收录清代经学著作173种，凡1408卷，作者74家，集中反映了清代中前期汉学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对此，梁启超评价说：“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3](p35) 嘉道以后，由于清朝统治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内外危机，汉学的弊病充分暴露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再加上今文经学、经世之学、程朱理学的相继兴起，使曾经盛极一时的汉学走上衰落的道路。然而，汉学在晚清的衰落不是直线性地下降，而是有起有伏，在总体衰落的大趋势下，也有局部性的发展和回升。大致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清代汉学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规模，仍在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1.晚清汉学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着一支颇具规模的学术群体。 在晚清，一些汉学影响较大的地区依然活跃着不少汉学家。他们的学术思想和著述依然在较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当时的学坛。 吴派、皖派尽管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其余脉仍有生气。嘉道以后，吴派惠栋及其弟子仍有不少传人活跃在学坛。惠栋弟子江声之孙江沅精通文字音韵之学，有弟子雷浚（注：雷浚(1814-1893)，字深之，号甘谿，江苏吴县人，岁贡生，候选训导。）能承其学。雷浚师从宗师，攻小学，著《说文外编》、《说文引经例辨》等书，并主讲学古堂等书院，“以朴学相尚”[4](p357)。文字学家朱骏声（注：朱骏声(1788-1858)，字丰芑，号允倩，江苏吴县人，举人，官训导。）少时问学于钱大昕（惠栋弟子），精于小学、经史诸学，著《说文通训定声》，于汉代许慎之《说文解字》多有发明，为清人治《说文》的名著。惠栋的再传弟子顾广圻(1770-1839)、朱骏声的弟子程仲威(1834-1909)等，都精通经史小学，著述丰富，延绵吴派风流。 皖派戴震的许多弟子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都一直存见于嘉道年间。晚清汉学中的不少学者都与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联系，受其影响甚深。陈奂（注：陈奂(1786-1863)，字硕甫，号师竹，江苏长洲人，诸生，受聘江南校刊书籍。）先后师事江沅、段玉裁及王念孙父子，治学专攻《毛传》，著《毛诗传疏》，造士众多。陈奂弟子中著名者有陈倬、马钊、戴望、李善兰等。戴望是咸同年间的著名今文经学家，李善兰则是晚清数学泰斗。段玉裁还有弟子龚丽正、沈涛及私淑弟子马寿龄等。马寿龄（注：马寿龄(?-1870)，字鹤船，安徽当涂人，诸生，议叙训导，曾任向荣幕僚。）究文字学，尤以段玉裁之学为然，著《说文段注撰要》。戴震高足卢文弨有弟子臧庸、丁履恒、李兆洛等人。其中李兆洛（注：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江苏武进人。嘉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官知县。）对晚清学界影响尤大。李氏究心于考据训诂之学，于天文、地理、文辞、经史均有深厚造诣，辑著《皇朝文典》、《大清一统舆地全图》以及《养一斋文集》等。他先后主讲安庆敬敷、江阴暨阳、常州龙城等书院，育才众多，主要弟子有蒋彤、薛子衡、承培元、夏炜如等人，或以经学见长，或以小学为优，或通天文地理之学，称颂一时。 乾嘉年间，扬州地区的学术发展起来，形成所谓扬州学派，成为清代汉学营垒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刘台拱、刘宝树、刘宝楠、刘恭冕、阮元、刘文淇、刘毓崧等均为扬州学派在清中后期的代表人物。刘台拱为乾嘉时期的汉学名家，与朱筠、戴震、邵晋涵、王念孙等汉学名流过从甚密。他的族人中多有学者继起，光大其学，如刘宝树、刘宝楠兄弟等。刘宝树（注：刘宝树(1777-1839)，字幼度，号鹤汀，江苏宝应人，嘉庆举人，国子监典簿。）之父与刘台拱是同祖兄弟，宝树幼承家学，精研经训，著有《娱景堂集》，对《易》、《书》、《春秋》等各经典均有心得。宝树之弟宝楠（注：刘宝楠(1791-1855)，字楚桢，号念楼，江苏宝应人，道光进士，官知县。）自幼受经于台拱，博览群籍，著《论语正义》，考证详备，为清人研究《论语》的总结性著作。刘宝楠次子刘恭冕，亦为一方汉学名士，除助父完成《论语正义》外，尚有《何休论语注训述》、《广经室文钞》等著述。仪征阮元（注：阮元(1764-1849)，字云台，号雷塘庵主，江苏仪征人，乾隆进士，官至总督、大学士。）酷好考据学，恪守皖派学风，著述宏富，有“一代儒宗”之称，为扬州学派中的学术重镇。他的贡献在于以毕生精力提倡朴学，汇编了一系列经学书籍，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皇清经解》等，对乾嘉汉学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他创办的诂经精舍、学海堂等书院，以“明体达用”、“实事求是”为宗旨，教士以经史训诂，在当时的书院教育中独树一帜，成为晚清培养经学人才的重要机构。阮元的同乡刘文淇（注：刘文淇(1789-1854)，字孟瞻，江苏仪征人，嘉庆优贡生，以课徒游幕校书为生。）治学攻《左传春秋》，撰写《春秋左氏传旧疏考证》。由于该书规模浩大，至其晚年尚未写成。其子毓崧、孙寿曾继续撰述，书稿积至80卷仍未完成，但其成就却不可埋没。刘毓崧曾参预曾国藩、曾国荃幕府，任职金陵书局，校勘经史。刘寿曾为毓崧长子，以游幕校书为业，助祖、父编撰书籍，还著有《梦窗词》、《词律校勘记》等。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亦为刘毓崧之孙。扬州学派在晚清延续了较长时间，不仅影响于江苏一省，而且波及其他地区，在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嘉道年间，岭南地区的学风发生了新的变化。晚清以前，岭南地区的学术基本上是理学的天下，考据之风在这里未成气候。嘉道之际，阮元督两广，在广州创办学海堂，提倡汉学，使岭南学风为之一变。正如梁启超所说：“呜呼！自吾之生，而乾嘉学者已零落略尽，然十三岁肄业于广州之学海堂。堂则前总督阮元所创，以朴学教于吾乡者也。其规模矩镬，一循百年之制。”[3](p44)“广东近百年的学风由他一手开出”。[5](p67)由学海堂培养出的或在该堂任职的著名学者有：林柏桐、吴兰修、江藩、严杰、曾钊、张维屏、黄培芳、侯康、陈澧、谭莹等人。阮元弟子侯康（注：侯康(1798-1837)，字君模，广东番禺人，道光举人，学海堂学长。）精于注疏，通经史，著《春秋古经说》、《三国志补注》等书。谭莹（注：谭莹(1800-1871)，字兆仁，号玉生，广东南海人，道光举人，为学海堂学长。）长于文献版本、收藏，博考广东文献，凡粤人著述，搜罗而尽读之，汇刻成《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等书。陈澧（注：陈澧(1810-1882)，字兰甫，号东塾，广东番禺人，道光举人，师从张维屏、侯康等，主持学海堂、菊坡精舍。）宗汉学而不排斥宋学，以训诂考据为门径，发明经典义理，并提倡自然科学，称天文、算学、地理、律历、音韵、文字、音乐等知识均为儒者研究之事。著有《汉儒通义》、《东塾读书记》、《声律通考》、《水经注提纲》等书多种。陈澧的弟子众多，主要有：桂文灿、廖廷相、林国赓、陈宗谊（陈澧之子）。陈澧是继阮元之后在广东学坛影响最大的汉学家。 清朝中期，当汉学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流行的时候，贵州地区尚无问津者。这种情况在嘉道年间开始有了变化。嘉道年间的莫与俦（注：莫与俦(1763-1841)，字犹人，一字杰夫，晚号寿民，贵州独山人，嘉庆进士。）是贵州地区较早治汉学的学者。他在作京官时就受阮元、纪昀、王引之等人的影响习考据学，后任遵义府学教授，以倡汉学为己任，对惠栋、阎若璩、段玉裁、王念孙等汉学名家的著作，“盖未尝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尝不津津。听者虽愚滞，未尝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门人郑珍与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许、郑之学，充然西南硕儒矣”[6](p263)。受莫与俦影响较大、学术成就显著的学者有莫友芝（莫与俦之子）和郑珍。莫友芝（注：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道光举人，莫与俦之子。参曾国藩幕，任职金陵书局，主讲遵义湘川、启秀两书院。）治学兴趣广泛，尤精许、郑之学及名制制度、版本、目录等学，并长于诗文，工书法。著《韵学源流》、《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诗钞》、《郘亭遗文》等书。薛福成评价说：“自昔黔中，僻处西南，儒风朴略，古训未谙。君开厥先，博讨穷探。溯源汉代，许郑之囿。间以诗鸣，宫徵并奏。篆书所法，秦期周籀。……广搜古籍，琳琅充积。宋椠元雕，珍逾卞璧。百方钩致，精心研覈。”[7](p33)肯定了莫友芝为晚清西南学界开风气的人物。郑珍（注：郑珍(1806-1864)，字子尹，贵州遵义人，举人出身，官训导，掌遵义湘川、启秀等书院。）治学从小学入手，以穷经为专业，并兼治宋学，长于《礼》学，著有《仪礼私笺》、《郑学录》等。黄彭年（注：黄彭年(1823-1890)，字子寿，贵州贵筑（今贵阳）人，道光进士，任按察使、布政使等职，主讲关中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治学一秉汉学家法，心仪许郑，“潜心学问，颇有功力，不徒托空言以播为口说，与庸常拥皋比为山长者，固自不同耳”[8](p528)。著有《畿辅通志》、《东三省边防考略》等书。黄氏弟子有王仁俊、许克勤、于鬯、吴寿萱等。 清代时期，浙江地区学术发达，以至有人把浙江视为清学的发祥地之一。清前期，黄宗羲、万斯同、朱彝尊、全祖望、章学诚等学者，在经学、史学、小学、名物训诂、金石、版本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嘉道以后，尽管考据学出现退潮，但汉学在浙江地区依然有着一定的规模，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如黄式三、黄以周、钱仪吉、钱泰吉、俞樾、孙诒让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其前辈比起来毫不逊色，同样令人钦羡。 黄式三父子的学术成就在晚清颇具影响。黄式三（注：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浙江定海人，岁贡生。）治学主汉宋兼采，博览经史，尤长于《三礼》，著述有《约礼说》、《复礼说》、《崇礼说》、《易释》、《儆居集经说》等多种。其子以周（注：黄以周(1828-1899)，字元同，号儆季，式三子。同治举人，任县学训导、府学教授等职。）主讲江阴南菁书院多年，著录弟子千余人。以周宗汉学，兼采宋学，守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故训，精于《三礼》，著《礼书通故》100卷，受学界高度评价。另著有《经训比义》、《儆季杂著》等。钱仪吉（注：钱仪吉(1783-1850)，字蔼人，浙江嘉兴人，嘉庆进士，官主事，主讲大梁等书院。）学识广博，尤精史学，撰写《三国会要》，编《碑传集》，兼长历算。在河南时，尝“病徐乾学《通志堂经解》采摭未备，搜罗宋元以来说经家，汇为《经苑》一编”。[9](p1809)《经苑》列书目41种，实刻25种，可补《通志堂经解》的不足。有仙蝶齐藏书所，亦以藏书丰富知名于世。其从弟钱泰吉（注：钱泰吉(1791-1862)，字辅宜，号警石、深庐，仪吉从弟，以廪贡生官海宁州训导。）与仪吉齐名，时称“嘉兴钱氏二吉”。钱泰吉治学广博，“自周秦诸子，马班群史，许郑诂训，杜马典章，洛闽之渊源，唐宋名贤之诗古文辞，及目录校雠金石书画方志杂说，一孔半枝，无所不询，盖亦无所不辨”[9](p1221)。著有《曝书杂记》、《海昌学职禾人考》等书。俞樾（注：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官河南学政。）治经以高邮王念孙父子为宗，于经学、小学、诸子学多有发明。其代表作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先后在江苏、浙江等地的著名书院讲学，造士无数，诸如戴望、黄以周、吴大澂、袁昶、朱一新、吴昌硕、谭献、林颐山、章太炎等即其中著名者。孙诒让（注：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廎，浙江瑞安人，同治举人，官主事。）治学以汉学为宗，旁及史学、诸子学、校勘学等无不精通，成就卓著。尤以治《周礼》闻名，著《周礼正义》、《周礼政要》，受学界高度评价。另著《墨子间诂》、《古籀拾遗》、《契文举例》等，被称为“清代最后的朴学大师”[10](521)。 江苏、安徽两省的汉学在清代向称发达，涌现出大批长于考据的学者。苏皖地区的汉学家除以上提到的吴、皖派余脉和扬州学派外，其在晚清时期影响较大者还有丁晏、缪荃荪、叶昌炽、胡承珙、胡培翬、俞正燮、姚配中、江有诰、马瑞辰、马其昶等。丁晏（注：丁晏(1794-1875)，字俭卿，号柘堂，江苏山阳人，道光举人，官内阁中书。）治学宗汉学，推尊汉儒郑玄，长于治《毛诗》、《礼经》，研经不分汉宋，著有《毛郑诗释》、《三礼释注》、《周易解故》、《颐志斋文集》等。胡承珙（注：胡承珙(1776-1832)，字景孟，号墨庄，安徽泾县人，嘉庆进士，官道员。）究心经术，尤长于《毛诗》，所著《毛诗后笺》，对后儒说《诗》之作广为收集考辨，发前人所未发。胡培翬（注：胡培翬 (1782-1849)，字载屏，安徽绩溪人，嘉庆进士，官内阁中书。）为乾嘉时期汉学经师胡匡衷之孙，师从皖派学者凌廷堪，深通《礼》学。所著《仪礼正义》，博采众论，成一家之言。有人评价该书“上推周公、孔子、子夏垂教之旨，发明郑君、贾氏得失，旁逮鸿儒经生之所议，张皇幽眇，阐扬圣绪二千余岁绝学也”[9](p1187)。江有诰（注：江有诰(?-1851)，字晋三，号古愚，安徽歙县人，补博士弟子，未仕。）潜心汉学，在顾炎武《音学五书》、江永《古韵标准》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著《江氏音学十书》，“颇多创获”[11](p215)，受到学界的推重。马瑞辰（注：马瑞辰(1782-1853)，字伯元，安徽桐城人，嘉庆进士，官郎中，主讲江西白鹿洞、安徽庐阳等书院，在桐城死于战乱。）精于《毛诗》，所著《毛诗传笺通释》于《毛诗》多有发明，与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齐名，被称为嘉道年间论《诗》的“三部名著”[11](p184)。 嘉道以后，福建学术发生的变化也不可忽视。清初以来，占据福建学坛主导地位的是以李光地、雷宏、阴承方等学者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汉学并不彰显。清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汉学发展起来，与理学形成鼎足之势。陈寿祺就是嘉道间闽省提倡汉学的代表人物。陈寿祺（注：陈寿祺(1771-1834)，字恭甫，号左海，福建闽县人，嘉庆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乡、会试考官，主讲泉州清源、福州鳌峰等书院。）治学受阮元影响较深，兼采古今，不主门户，主张治学“当以经义为根柢，辞章为华叶，且通经则立言有物”。[12](p54)于《五经》研究多有发明，著有《尚书大传疏证》、《鲁齐韩诗说考》、《礼记郑读考》等。被时人目为嘉道间闽省学界开风气的人物：“国朝闽大儒，其通经泽古，躬行萃然，必以嘉庆间左海陈先生寿祺为巨擘矣。”[13](p722)其子乔枞（注：陈乔枞(1809-1869)，字朴园，寿祺子，道光举人，官知府。）少承家学，致力于经史，撰《鲁诗遗说考》、《齐诗遗说考》、《今文尚书经说考》等多种。梁章钜（注：梁章钜(1775-1849)，字闳中，福建长乐人，嘉庆进士，官知府、布政使、巡抚、署理总督。）博览群书，经史、诗文、掌故无不精通，著有《归田琐记》、《浪迹丛谈》、《三国志旁证》等书数十种。林春溥（注：林春溥(1775-1861)，字立源，号鉴堂，福建闽县人，嘉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治学长于经史、文辞，主讲福州鳌峰、南浦、江西鹅湖等书院，造士无数，著有《孔子世家补订》、《孔门师弟年表》、《武王克殷日记》、《说文方言》等，后辑为《竹柏山房遗集》。 两湖地区向来不乏倡明理学的鸿儒，然而，在晚清也涌现出一些讲求汉学的学者。如湖南的邹汉勋兄弟、王先谦、湖北的杨守敬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邹汉勋（注：邹汉勋(1806-1854)，字叔绩，湖南新化人，举人出身，参与镇压太平军，死于南昌战事。）恪守汉学家法，于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声韵故训无不深究，著作有《谷梁传例》、《说文谐声谱》、《六国春秋》、《邹叔子遗书》等书凡14种。邹汉勋的兄弟多为学术有成者。其长兄汉纪、次兄汉潢、四弟汉嘉、六弟汉池，或以经史名世，或以小学见长，或精于舆地、天算之学，均为学术精湛、著述颇富的一方名士。王先谦（注：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官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治学循乾嘉遗轨，不主门户，主张义理、考据、经世并用，在古籍整理方面亦有卓著成就。出任江苏学政时，仿阮元辑《皇清经解》体例，编辑《续皇清经解》凡1430卷，汇集了嘉道以后汉学家说经、注经的主要成果，又编《续古文辞类纂》28卷。他著有《诗三家义集疏》、《汉书补注》、《庄子集解》、《荀子集解》等数十种。杨守敬（注：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同治举人，晚清文献学家。）于光绪年间出任清政府驻日公使随员，搜集流传于日本的中国古籍及文物，撰有《日本访书志》，刊成《古逸丛书》。该丛书“均宋元旧刻，或数百年之古钞，为此土所罕见者，择名手影雕，土林咸珍异之”[14](p475)。著有《禹贡本义》、《古地理志辑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水经注疏》等史地类著作多种。 在清朝统治者的提倡下，汉学也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流传开来。清政府倡修《四库全书》，把各地的汉学名家网罗到北京，诸如戴震、邵晋涵、程晋芳、任大椿、王念孙、纪昀、朱筠等人，都分别担任了重要的修撰工作，使北京成为光大汉学的中心都市。乾隆以后，清廷注重提拔任用精于汉学考据的文臣，于是，出现了一批以提倡朴学为己任的朝中显贵。乾隆时的纪昀，学识渊博，长于经史，被称为“通儒”，官至尚书、协办大学士，任《四库全书》总纂官。顺天大兴的朱筠(1729-1781)，说经宗汉儒，出任学官，宏奖人才，并首议开四库馆。其弟朱珪 (1731-1806)，进士出身，后拜体仁阁大学士，以学问优长为嘉庆帝师傅。汪廷珍(1757-1827)，受知于皖派学者任大椿，精于经学，亦为嘉庆帝师傅，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道咸以后，以汉学受知于朝廷、身居高位的有祁寯藻、潘祖荫、张之洞等。祁寯藻（注：祁寯藻(1793-1866)，字叔颖，号春圃，山西寿阳人，进士出身，官侍郎、尚书，命为军机大臣，拜体仁阁大学士。）学宗汉学，尤好许氏学（即小学），曾获景宋钞本《说文系传》，“锓诸版，于是小徐书始行于世涉猎百家”。造就士人众多，其中不乏汉学人才，如王筠、苗夔等人，“率精研训诂声韵，胥公提倡之力也”[14](p638)。祁氏著 述有《说文解字系传校勘记》、《亭记》等。潘祖荫（注：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江苏吴县人，大学士潘世恩子，咸丰进士，官侍郎、尚书。）以世族显宦在士林中提倡经学，“夙治《说文》，耽耆汉学，所刻书几及百种，皆有功学者”，“尤留心金石文字”[9](p1285)。著有《攀古楼彝器款识》、《秦輶日记》，刊《滂喜斋丛书》。张之洞（注：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官至总督、大学士，授军机大臣。）治学以汉学为宗而不排斥宋学，对经世之学、西学也予以一定的注意。有人说他“为学兼师汉宋，去短取长，恶说经袭公羊”[9](p1269)。著述有《书目答问》、《劝学篇》等。此外，直隶、山东等省都有一些讲究汉学的学者，如雷学淇、苗夔、王筠等人。雷学淇（注：雷学淇，生卒年不详，字瞻叔，号竹卿，直隶通州人，嘉庆进士，当过知县。）好经史考据，著有《介庵经说》、《夏小正经传考》、《竹书纪年义证》等。苗夔（注：苗夔(1783-1857)，字先麓，直隶肃宁人，曾主翼经书院。）向好文字学，于许氏《说文解字》用力笃深。受顾炎武《音学五书》的启发，著《毛诗韵订》、《广籀》，受小学大家王念孙父子的好评。为祁寯藻所赏识，先后撰成《说文声订》、《说文声韵表》、《经存韵补正》等书，于文字音韵学多有发明。王筠（注：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号菉友，山东安丘人，道光举人，官知县。）自幼涉猎经史，精于文字学，著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等。 由上可见，在晚清较长一段时间内，汉学营垒仍然保持着较为庞大的学术队伍，不仅昔日的吴派、皖派各有自己的学术传人称著学坛，而且在全国不少省区都保持着实力不等的汉学群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地区，如贵州、岭南、福建等地的汉学甚至呈现出向上发展的势头，出现了新的回升，显示出晚清汉学尚且具有一定的学术活力。 2.学术研究成就斐然。 晚清汉学尽管在其发展规模、气势等方面逊于乾嘉汉学，但它所取得的成果不可忽视，在晚清学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的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乾嘉时代的水平。 晚清时期，民间刻书藏书蔚然成风，给汉学绵延以有力的支持。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对当时的刻书之风有如下描述： 道光朝有伍元薇刻《岭南遗书》。同治朝有胡凤丹刻《金华丛书》，孙依言刻《永嘉丛书》。光绪朝此风尤盛。如孙福清刻《槜李遗书》，丁丙刻《武林掌故丛编》，又刻《武林先哲遗书》，陆心源刻《湖州先哲遗书》，赵尚辅刻《湖北丛书》，王文灏刻《畿辅丛书》，盛宣怀刻《常州先哲遗书》。力大者举一省，力小者举一郡一邑。然必其乡先辈富于著述，而后可增文献之光。[15](p210) 在此风影响下，晚清数十年间出版的解经训诂之书数量众多，足以与乾嘉时代相匹。钱仪吉编辑的《经苑》，刻于开封大梁书院，共列书目41种，实刻25种。所辑各书主要为宋元明学者训解经典之书，弥补了《通志堂经解》的不足。光绪时，江苏学政王先谦编辑《皇清经解续编》，尽收乾嘉后的经学、考据学名著，兼收阮刻《皇清经解》于乾嘉前所遗者，共计收书209部，1430卷，作者113家。《续编》一书所收书籍的时间期限短，但在收录书种类、卷数、作者人数等方面，都超过阮刻《皇清经解》，反映出嘉道以后汉学发展一度有过的强劲势头。除了汇编经学著作外，晚清汉学家、文献学家还收集汇刻各种文献丛书，成绩斐然。马国翰收集历代佚书成就卓著，所编《玉函山房辑佚丛书》包括各种书籍33类，其中经部452种，史部8种，子部172种，共632种。王锡祺汇刻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是一部汇集清代地理学的大型丛书。编者从1877至1897年用20余年始刻完，计录地理学著作1400余种。值得称道的是杨守敬随何如璋使日，在日本发现大量流散的中国古籍及文物，遂搜寻之。“时日本维新伊始，唾弃旧学书。所有善本，守敬贱价得之殆尽，满载海舶，归黄州，有屋数十间充栋焉”[9](p1620)，刻成《古逸丛书》。“《杨氏旧藏书目》一册，油印刻写本，著录约千五百种”[16](p1089)。 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经学和小学。由《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组成的《五经》是汉学家们孜孜追求的永恒学术主题。《五经》中的《书》、《易》二经，晚清学者尽管有所论及，但都没有超过他们前代的学者。相对来说，晚清汉学家对《诗》、《礼》、《春秋》的研究成绩斐然，其水平并不逊色于乾嘉学人。 关于《诗》的研究，嘉道以后，成就突出者有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丁晏等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32卷，写成于40岁以后，积16年之功完成。该书不仅继承了毛诗、郑笺等古文经的传统，而且对早已佚亡的齐、鲁、韩等今文经三家诗亦有发掘，同时还吸收了清代治诗名家郝懿行、胡承珙等人的成果，为一时宏博之作。陈奂考察了历代治诗的弊病在于“兼习毛、郑，不分时代，不尚专修，不审郑氏作笺之旨，而又苦毛义之简深，猝不得其涯际，漏辞偏解，迄无巨观，二千年来毛虽存而若亡，有固然已”[17]。在此基础上，他撰写《诗毛氏传疏》以总结前人研究的成果。该书专毛废郑，吸收《毛诗》长于训诂名物的优点，对《诗经》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梁启超称赞道：“硕甫（陈奂字）以极严谨的态度演绎它（指《诗毛氏传疏》），而又常能广采旁证以证成其义，极洁净而极通贯，真可称疏家模范了。”[11](p189)马瑞辰、陈奂是清代《诗》学研究的代表人物。 清代学者一向重视《礼》的研究。乾隆年间的秦蕙田撰《五礼通考》凡262卷，深受学界推崇。晚清汉学家对《礼》的研究备加关注，涌现出更多的研究专家和成果，如丁晏（《仪礼释注》）、郑珍（《仪礼私笺》）、陈乔枞《礼记郑读考》）、胡培翬（《仪礼正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等。其中以黄、孙二人取得的成就尤为突出。黄以周治学无汉宋门户之别，对《三礼》用功最勤。所著《礼书通故》融会各派见解，博采众长，择善而从，对《礼》作了全面阐述。俞樾曾把此书与秦蕙田的《五礼通考》相比较，说：“《礼书通故》足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视秦氏《五礼通考》，博或不及，精则过之。”[18]梁启超称其“集清代礼学之大成”，赞黄氏“对于每项礼制都博征古说而下以判断，正和《五礼通考》的性质相反。他的判断总算极矜慎极通明，但能否件件都算为定论，我却不敢说了”[11](p189)。晚清以前虽有人治《周礼》，但多为局部性的考察，缺少贯通性的研究成果。孙诒让专攻《周礼》，积20余年之功写成《周礼正义》，把学界对《周礼》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他认为：《周礼》不止是一代之典，而是“自黄帝、颛顼以来纪于民事以命官，更历八代，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粹于是”[19](p1)。他对前人的研究并不满意，深悉其利弊得失，指出：“郑注简奥，贾疏术略，未能尽通也”，“我朝经术昌明，诸经咸有新疏，斯经不宜独阙。”[19](p2)他以《尔雅》、《说文》正其训诂，以《礼》、大小《戴记》证其制度，博采汉唐以来诸家之说，参互证译，写成此书，通解了《周礼》。对此，近人予以高度评价。章太炎称：“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20](p212)梁启超评价说：孙诒让“费二十年工夫成《周礼正义》八十六卷，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又说：“《周礼》一向很寂寞，最后有孙仲容（孙诒让字）一部名著，忽然光芒万丈。”[11](p187,p190)此外，孙诒让还写了《周礼政要》，论证西方政治与《周礼》有相合之处，为当时的新政提供理论依据，表明他的经学研究具有经世致用的精神。 《春秋》是经过孔子整理的史书，解释《春秋》的传有《左传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三家，同具经典的地位。有清一代治《春秋》者代不乏人，但论所下工夫深巨者，当首推扬州学派的刘文淇祖孙。刘文淇长于《左传春秋》，全面研究了各代有关《左传》的注疏，为撰写《春秋左传旧注疏证》付出数十年的努力，书未完成而去世。其子毓崧、孙寿曾继承先业，勤奋编著，但仅至襄公五年为止，全书仍未完成，书稿已达80卷。 尽管如此，还是受到梁启超好评。他不无惋惜地说：“此事若成，价值或为诸家新疏之冠，也未可知。”[11](p200) 在小学方面，晚清汉学家的成就虽然没有超过乾嘉学者，但也取得可观成绩。胡奇光的《中国小学史》说：“清代汉学的根底在文字学，文字学的中心是《说文》研究。研究《说文》二百余人里，在专题探讨上作出贡献的有五十人左右，进行全面考释，卓然成为大家的仅有四人，即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21](p258)他提到的四位文字学“大家”中，后两位均为晚清时期的学者，即朱骏声和王筠。关于文字学研究，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和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都是发挥乾嘉汉学文字学要义的名著。胡适对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评价甚高，指出：“其体例与方法却稍胜前人。体例是一部表示声音与训诂变迁滋生的字典，是一部有创见的辞书；方法是特别注重‘转注’与‘假借’，用为训诂演变与形声变异的原则。……朱骏声用假借的原则来解释连语，为字典学上的一大进步。”[22](p435)在音韵学方面，江有诰的《音学十书》发前人所未发，成就重大。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在音训、校勘等方面亦有所发明，为世人关注。 二 晚清汉学的基本特征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给汉学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使其带有新的历史特点。概而言之，晚清汉学特征可归纳为三个字：“实”、“通”、“变”。 所谓“实”，也就是指具有经世致用的精神。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种基本精神，也是儒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孔子整理《六经》是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汉代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更是把儒学作为实行统治的“道术”。因此而有以《诗》正风俗，以《禹贡》治河，以《礼》定制度，以《春秋》断狱的说法。明人曾编辑《皇明经世文编》，以提倡务实用事相标榜。嘉道以后，清朝统治走上衰落的道路，经世致用之学开始为一部分士大夫所提倡。1826年贺长龄、魏源编刊了《皇朝经世文编》，标志着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其影响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愈演愈烈，遂成一种思想发展趋向和学术风气。晚清学界，在汉学、宋学、今文经学等不同的学术群体中，都有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有的主张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的提倡研究实际学问，解决实际问题。“经世致用”不是今文经学的专利品，其精神同样体现在汉学学者的主张中。 汉学派中，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等书，是研究边疆地理学的精品；李善兰的《则古昔斋算学》于数学多有发明，并在鸦片战争后关注西方数学，与外国学者翻译了大量西方数学及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后9卷）、《代微积拾级》、《谈天》等，为西方科学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汪世铎的《乙丙日记》研究了中国的人口问题，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危机。总之，经世致用在晚清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汉学家的治学宗旨。“精研汉学，服膺宋学”的陈庆镛说：“汉宋之学，其要皆主于明经致用，其归皆务于希圣希贤。他人视为二，吾直见为一也。”[23]张之洞提倡经学时强调“通大义”，指的就是要有“通经致用”的精神。他说： 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易》之大义，阴阳消长；《书》之大义，知人安民；《诗》之大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春秋》之大义，明王道，诛乱贼；《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周礼》之大义，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此总括全经之大义也。[24](p561) 张之洞还主张在“通经致用”的宗旨下提倡实学。他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说：“既以国文为主，即宜注重研精中学，至外国历史、博物、理化、外国政治、法律、理财、警察、监狱、农林、渔牧、工商各项实业等事，只须令其略知世间有此各种切用学问，即足以开其腐陋，化其虚骄。”[24](p146)孙诒让的《周礼政要》以古学来印证西政的合理性，其用意也在于抒发“经世致用”之志。他在书叙中说：“辛丑夏，天子眷念时艰，重议更法。友人以余尝治《周礼》，属捃摭其与西政合者甄缉之，以备财择。此非欲标楬古经以自张其虚骄，而饰其窳败也。”[25](p7)治学不再纯然泥古，而是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给经学研究赋予明确的经世致用精神，这就构成了晚清汉学与乾嘉汉学的一个明显的区别。 所谓“通”是指强调学术上的会通与合流。 清代中前期，儒学内部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论争很激烈，诸如汉宋之争、程朱陆王之争、义利之辨、夷夏之辨等，不一而足。以汉宋之争而言，道光年间，江藩写了《汉学师承记》，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予以反驳，汉宋学争得一时水火不容。稍后，一些学者对学派纷争提出质疑，反思汉宋学的利弊，出现了学术会通的主张，包括主张“汉宋合流”、“程朱陆王调和”等要求。如曾国藩就认为汉宋学的治学宗旨具有相通之处，应该合流，指出：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6](p166) 冯桂芬也主张汉宋学合流，声称： 且汉儒何尝讳言义理，宋儒何尝尽改汉儒考据，汉儒、宋儒皆圣人之徒也。汉古而宋今，汉难而宋易，毋蔑乎古，毋薄乎今，毋畏乎难，毋忽乎易，则学者之为之也。用圣人四科四教之法取之，兼收并蓄，不调而调，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26](p6) 可见，反对汉宋门户之争，主张不同学派的兼收并蓄，已成为晚清学界的一种带普遍性的呼声。这种呼声得到不少汉学家的响应。张之洞就提倡“息争”。所谓“息争”就是平息汉宋学之间的纷争。他这样陈述“息争”的理由： 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24](p760) 反思各自学术的不足，强调不同学术的互补，也是此期汉宋学合流论者的一个重要观点。一些汉学家看到汉学拙于义理，琐碎支离的弊病，主张吸收宋学的义理来弥补。江苏汉学名家丁晏批评汉学末流不讲儒学义理，“专己守残，支离傅会，掊击宋儒，学愈歧而经愈晦矣”。[27](p1)广东学者陈澧对考据学派中一些人的反朱学的倾向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人多是“未读朱子书而辄诋之耳”。在他看来，朱熹并不反对汉学考据，指出：“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如此。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也。”他十分赞成李光地对朱熹的评价：“李文贞云：‘周、程、张、邵，不得朱子，恐不能如此烜赫。’澧谓尊朱子者，原不在乎称颂之语，而文贞此语则确极。”[28](p332)在汉宋学之争的问题上，陈澧主张“不交争”： 自宋以来，学术迭变，固由风气之转移，亦由门户之争竞。有争竞，故有兴衰。然门户之争，总不出孔门之四科：德行，道学传也；言语，文苑传也；文学，儒林传也；政事则大而将相、小而循吏传也。四科之人，皆天下所不可无，故孔门兼收而不偏废，尤不交争。争则有胜负，有胜负则必偏废，偏废则天下受其害矣。[28](p342) 顾广誉的《学诗详说》，“衷之毛、郑、陆、孔、朱、吕，以正其端；参之欧阳、苏、李、范、严，以究其趣；博采之宋、元、明、国朝诸家，以畅其文”。他反对一些汉学家排斥宋儒的偏执态度，高度评价朱熹治诗的成就，指出： 朱子何可非也？朱子之度越诸子，固自有在，即以释《诗》，论其义理之精微，他家有之乎？曰无之。辞气之通畅，他家有之乎？曰无之。其解“二南”，则一与《大学》相表里也。自来说《诗》者所未及，虽以质之百世，而莫可易者。[29](p2) 主张汉宋学合流至此已经成为一时风气。正如时人所论：“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学者不乏其人。”[30](p336) 所谓“变”是指在近代社会变革潮流的影响下，汉学出现的重要自我调整和演变。 作为清代的主流学派，儒学为适应统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和应付外部挑战，本着“《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精神进行自我调整，竭力发挥其自身固有积极的和应变的因素，试图保持自己的主流地位，致使它的表现形态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总体表现是：既有儒学内部进行的自我调整，又有儒学与西学、新学的冲突融合；或者表现为体系的更新，或者表现为地位的衰落。晚清时期的宋学如此，今文经学如此，汉学亦如此。 就汉学之“变”而言，中日甲午战争前主要表现为协调与儒学其他学派如宋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从汉宋之争到汉宋合流的转变。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及思想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资产阶级性质的近代新文化兴起。在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下，在一些汉学家的思想活动中出现了“趋新”的动向。如张之洞等倡导“中体西用”，主张中西学、汉宋学的会通，以“经世致用”的精神治学。孙诒让不仅著《周礼政要》，为当时的政治改革寻找历史依据，而且还在家乡创办新式学堂，推广新学。他认为，在近代离开新学就谈不上经世致用，“盖中土此学之不讲二千年于此矣”，而“泰西之学由艺以通于道，而化学尤为专家盛业，究极微眇，弥纶大用，批窾导部，左右逢源，渐濡增积，其学大昌，遂视为生人日用之常。……而中土老师宿儒问以原质，乃懵然莫能举其物，是非吾党之大耻欤？”基于此，他提出振兴中国的当务之急，“莫先于兴学”[25](卷10p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在戊戌维新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汉学家，不囿乾嘉考据学陈说，勇于接受新思想，开掘出汉学研究的新局面。俞樾的弟子章太炎、扬州学派的新生代传人刘师培等人，虽然出于传统汉学门下，但都接受了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以近代的眼光从事学术研究，写下《訄书》、《诸子学略说》（章太炎著）、《周末学术史序》、《汉宋学术异同论》、《清儒得失论》、《孔学真论》（刘师培著）等论著，在治学指导思想、治学内容、治学方法等方面，都显示出与旧式汉学家不同的风貌。他们从事的汉学研究可谓之“新汉学”。他们之“新”主要表现为两点： 一是突破“独尊儒术”的框框，把儒学视为诸子百家之学中的普通一家，并持以批评的态度，章太炎的“尊荀抑孔”论、刘师培指出的“孔学四弊”，打破了人们对传统儒学的迷信。刘师培在《孔学真论》一文中把儒学的弊端归纳为四点：其一是“信人事而并信天事”，批评儒学包含着讲天命谶纬、五行变异的迷信糟粕；其二是“重文科而不重实科”，批评儒学偏重伦理道德，讳言功利的偏颇；其三是“有持论而无驳诘”，批评儒学不重视逻辑思辨；其四是“持己见而排异说”，批评儒学“罢黜百家”、排斥异己的霸道学风。[31](p314-315)。这种言论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 二是以近代学术观点对儒学作了初步性学术解释。章太炎等人已经接受了许多新的学术思想，初步形成了不同于他们前辈的学术观点。以章太炎为例，他接受和吸收的西学理论包括西方哲学、进化论、社会学等内容，同时还坚持进步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立场。章太炎把儒学《六经》称为史书，主张从“国学”、“国粹”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32](p276)把爱国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刘师培把儒家经典看成是古代的教科书，把儒学从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的地位还原为一门普通的学术，对其涵义作出新的阐释，并竭力挖掘其中的积极因素。刘师培在小学研究中，用资产阶级“君为民立”的观点诠释“君”字，指出：“中国上古之时，君为民众所共立。故《韩诗外传》、《白虎通》皆训君为群。……则以君为民立，为太古最初之义，而天帝皇王诸训皆起于林之后。此可以破中国以君为无上者之疑。”[31](p231-232)章太炎等一代汉学新人的崛起，表明旧式汉学已经日暮途穷，开始发生新的转化。晚清汉学呈现出的“新”与“变”，是乾嘉汉学所不能同日而语的。 晚清汉学形成的“实”、“通”、“变”的特征，固然有汉学自身的学术因素在起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受近代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革的影响。这些变革深深地震撼着汉学家们的心灵，给他们以深刻的社会危机感和文化危机感，迫使他们不得不对汉学进行反思，为儒学寻求新的出路，从而导致汉学在一些方面发生变化，形成与乾嘉时代“凡古必真，凡汉皆好”[3](p24)迥然不同的学术特征。 三 晚清汉学历史作用的估价 汉宋学是清代儒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既沿袭了传统儒学的许多消极因素，也包含着其中的积极成分，产生了复杂和多重的社会影响。 在思想方面，传统儒学的消极因素在汉学中体现得非常突出，如独尊儒术、崇古复古、道德至上、重义轻利、循守旧法等大都成为无形的思想教条，起到束缚思想、禁锢精神、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搞汉学的人把“凡古必真，凡汉皆好”[3](p24)当作思想信条，对孔子、孟子及许慎、郑玄顶礼膜拜。近代史各时期反对进步、改革的守旧人物及其思想，不少人都以汉学经典为其理论依据，诸如“义利之辨”、“夷夏之辨”、洋务与守旧之争、中学与西学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等。守旧者动辄便把《四书》、《五经》搬出来，指责别人“离经叛道”，反对新思想、新事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认为，道光以来，异端邪说盛行，“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他极力主张：“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士子在“十五岁以前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24](p561)试图以经学对抗维新潮流。更严重的是长期奉行汉学形成的“以古为是”、“重义轻利”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阻碍着近代国人的思想解放。 然而，对汉学也不能一笔抹杀，即使是对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也应如此看待。晚清汉学中有不少内容落后了、腐朽了，但也保存着一些积极因素、有生命力的内容，如“通经致用”、“变易”精神、“道艺体用兼备”、“会通互补”、通博古今、言必有据等，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学术思想因素，往往为进步人士所阐发，成为论证新思想合理性的理论依据。从这个角度讲，汉学的这部分内容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变化，充当了沟通新旧思想、中西文化的中介。许多外来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都是首先经过这些思想中介的溶释，才转化成可以为国人理解接受的理念，最终完成“西学东渐”的过渡。在近代新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晚清汉学中的积极因素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学术来源和构成因子。“中体西用”思想就与传统儒学的“道艺体用兼备”的观念密切相关。阮元认为：圣人之学应该是“道艺兼备”之学，“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合，兼备师儒。颜曾所传，以道兼艺。游夏之徒，以艺兼道”。[33](p1)在这里，“道”与“体”相对应，“艺”与“用”相对应。前者指的是事物根本性的方面，后者是指事物的具体方法，总的意思是两者兼顾，不使偏废。黄式三也谈到“本原”和“枝叶”问题，指出：“夫理义者，经学之本原；考据训诂者，经学之枝叶、之流委也。”[34](p14-15)也讲的是主次、本末不可偏废。到后来，张之洞在新的形势下，面对中西学、新旧学的激烈冲突，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口号，意在用“体用兼备”的形式把新旧学加以调和。这不过是在“道艺体用兼备”的旧框架中添加了新的内容。 晚清汉学是当时学坛的重要派别，与许多学派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汉学息息相关。治今文经的学者凌曙、陈立、戴望等人都出于汉学。他们的治学趣向虽然最终归结于今文经学，但在治学宗旨、方法等方面却深受汉学影响。包世臣在《国子监生凌君墓表》中勾画出凌氏从汉学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治学历程：“君既治郑氏，得要领，又从今宁国训导吴沈钦韩问疑义，益贯串精审，嗣闻今仪制武进刘逢禄论何氏春秋而好之。及入都，为云贵总督仪徵阮芸薹校辑《经郛》，尽见魏晋来诸家春秋说。……乃博稽旁讨，承意仪志。”[9](p1190)写成《公羊礼疏》等著作。陈立为凌曙的学生，戴望为皖派学者陈奂的弟子。诸子学的兴起也与汉学有关，是汉学整理古代典籍文献的产物。许多汉学家都是整理诸子文献的专家，如俞樾的《诸子平议》、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王先谦的《庄子集解》、《苟子集解》等书，都是阐发诸子学的重要著作，为晚清诸子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汉学与西学、科学的关系同样密切。早在鸦片战争前，一些汉学家就注意研究科学、西学问题，如天文、算学、地理、水利等学科。戴震就通晓算法，著有《勾股割圜记》、《考工记图》等。阮元编辑《畴人传》，这是中国第一部天文算学家传记。其中提到西方科学。尽管阮元认为中国的古学远在西学之上，但又承认西学自有长处，值得学习。他说： 自利玛窦入中国，西人接踵而至，其于天学者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礼失求野之义也。……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而此业遂微。[35](p20) 他办的书院就开设科学课程，在《学海堂策问》中就有“今大小西洋之历法来至中国在于何时？所由何路？”“元之《回回法》，明之《大西洋新法》如是古法，何以不来于唐《九执法》之前？《九执法》又自何来？且西洋又何以名借根方为东来法也？”[36](p11-12)道咸年间的数学家如罗士琳（著有《四元玉鉴细草》、《畴人传续编》）、项名达（著有《下学庵算学三种》）、徐有壬（著有《务民义斋算学》七种）、戴煦（著有《对数简法》及续编等）、夏鸾翔（著有《洞方术图解》、《致曲术》）、邹伯奇（著有《格术补》、《乘方捷术》）、李善兰（著有《则古昔斋算学》十三种及诸多西学译者）等，都是出自于汉学的学者。 汉学还促进了晚清边疆地理学的研究。继何秋涛、张穆之后，陈澧、汪士铎、洪钧、杨守敬等人都关注边疆地理学及历史地理沿革，写下不少著作。此外，西方地理学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介绍，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地理学。汉学中许多精于金石、校勘、目录等学问的专家，对于近代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把晚清学术简单地概括为“新”，称西学或今文经学为晚清的主流学术，显然是不全面的。如果用这种说法来概括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学界，可谓大体正确，但涵盖在此以前的学术领域则不尽然。甲午战前的中国社会是“器惟其新，道惟其旧”，汉学保持着庞大的队伍，宋学一度出现“复兴”，学术主流既不是新学，也不是今文经学，而是传统的汉学以及宋学。是否可以这样说，晚清学术从总体上来说是处于新旧交替的变化之中，它的发展轨迹是从“新旧并存”到“以新代旧”，学术主流是以汉宋学为主转变为以新学、今文经学为主。对晚清汉学的历史地位和实际作用应该有一个客观的、全面的估计。 平心而论，在晚清，汉宋学的辉煌时期已成过眼烟云，其发展的基本趋势为走向衰落和发生衍变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至于它们在此期间出现的回升和“复兴”只是局部性的情况，绝不能予以夸大。以汉学为例，不少考据学家对它的衰落已有深切感受。陈澧曾在1851年时就感慨汉学营垒的今不如昔：“今海内大师，凋谢殆尽。澧前在江南，问陈石甫江南学人，答云无有。在浙江问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语或太过，然大略可知，盖浅尝者有之，深造者未必有耳。”[28](p341)到戊戌变法以后，汉学乃至整个儒学受到国人更多的批评。孙宝瑄曾批评中国学术败坏于“三误”：“一误于荀卿，再误于郑元（即汉经学家郑玄），三误于程、朱而极矣。”尤其斥责程朱理学“误国误人”：“至程朱又令尽弃名物象数，以求诸心性之内，好议论天下事，而不考核实理，于是又以痴语谬言流毒后世也。”他断言汉宋学“皆自塞民智者也，于是为民贼者始可肆行而无忌矣”。[37](p120)可见，汉学在近代的衰落和被新学术所取代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必然性表现在：从其客观方面看，近代社会的变迁、清王朝及封建制度的衰落、近代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都使汉学遇到难以应付的外在危机，使其存在的客观环境土崩瓦解。从其主观方面看，汉学的弊病和缺陷日益发展，“独尊儒术”的教条把学术严格限制在儒学范围内，致使学术视野狭隘，思想僵化，方法陈旧，不能适应近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基于此，一些汉学家尽管做了一些自我调整、自我更新，但由于不能彻底摆脱“独尊儒术”的旧框框，使得这些努力只流于局部性的调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儒学所面临的危机，达到挽救其衰落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皮锡瑞.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A].王国维文集：卷1[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C].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徐世昌.艮庭学案[A].清儒学案：第2册[M].北京：中国书店，1990. [5] 梁启超.儒家哲学[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103[C].北京：中华书局，1989. [6]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C].湖南：岳麓书社，1986. [7] 薛福成.祭莫子偲文[A].庸庵文集外编：卷4[C].湖南：新学书局，1987. [8]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 碑传集三编[A].续碑传集[A].清代碑传全集：下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 张舜徽.清儒学记[M].山东：齐鲁书社，1991. [1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书店，1985. [12] 陈寿祺.与张南山书[A].左海全集：卷4[C].清代陈氏刻本. [13]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册[Z].长沙：岳楚书社，1986. [15] 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M].长沙：岳楚书社，1999. [16] 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7] 陈奂.诗毛氏传疏叙[A].诗毛氏传疏[M].江苏：吴门陈氏扫叶山庄，1883. [18] 俞樾.礼书通故序[A].礼书通故[M].黄氏试馆，1893. [19] 孙诒让.周礼正义序[A].清人注疏十三经：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0] 章太炎.孙诒让传[A].章太炎全集：第4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1]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2] 胡适.辞通序[A].胡适文存：四集[C].安徽：黄山书社，1996. [23] 何秋涛.籀经堂类稿序[A].籀经堂类稿[C].光绪十九年刊本. [24] 张之洞.劝学篇[A].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C].北京：中国书店，1990. [25] 孙诒让.周礼政要叙[A].籀膏述林：卷5[C].民国五年刊本. [26] 冯桂芬.阙里致经堂记[A].显志堂稿：卷3[C].校邠庐刊本，1876. [27] 丁晏.读经说[A].颐志斋丛书：第15册[C].清咸丰间刊本. [28] 陈澧.朱子书[A].东塾读书记（外一种）[C].北京：三联书店，1998. [29] 顾广誉.学诗求是录自序[A].学诗详说：卷首[C].光绪间刻本. [30] 徐世昌.心巢学案[A].清儒学案：第4册[C].北京：中国书店，1990. [31] 刘师培.左庵外集：卷9[A].刘师培全集：第3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32]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A].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7. [33] 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叙[A].儒林传稿[C].清光绪间刻本. [34] 黄式三.汉郑君粹言叙[A].儆居集：卷5[C].光绪十四年续刻本. [35] 阮元.畴人传[A].利玛窦传：卷44[C].上海：上海玑衡堂刻本，1896. [36] 阮元.研经室续集：卷3[A].研经室集[C].广州：粤雅堂刻本. [37] 孙宝瑄.望山庐日记：上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卞文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