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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 内容提要：如何重新诠释、理解与评价朱熹哲学是一个重大的哲学课题。本文通过论述朱熹哲学中的超融诠释方法、朱熹的哲学贡献与其内在缺失、朱熹哲学系统的核心：理的再理解，对朱熹与西方哲学作了比较研究，对朱子作了重新诠释。 关键词：朱熹中西哲学比较重新诠释理解 如何重新诠释、理解与评价朱熹(1130—1200)的哲学是一个重大的哲学课题。这是由于朱熹哲学的重大影响，可说上承北宋诸子之学，综合成为经学诠释体系，下开南宋后明清两代哲学思潮与治学方法之统绪，几乎无有他人出其右者。若从现代本体哲学与纯粹理性眼光观之，朱熹可说建立了近现代中国哲学的中心典范，以之统合与衡量与再诠释宋明理学与心学之内涵主题及其前后发展，并无不妥之处。但这不是说朱熹已经建立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哲学义理系统。这在理论上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哲学义理体系都必须立足于经验事物与理性思考之上，以理性来说明或诠释经验，但又必须对经验与理性开放，接受经验与理性双重的批判与检验。朱熹以经学为本体的哲学义理体系显然可以独立的从现代哲学思考来考察，也可以放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语境中从哲学思考来分析与评论。而这又必然预设了我们掌握诠释与理解及评价朱熹哲学的标准、方法与范畴为何的认识。这即是说，我们必然先有对本体与诠释的理解，然后才有对朱熹本体论与诠释方法的理解。我们可以认识到朱熹基于北宋诸子对理气心性的理解，在细读与反思儒家经典(先四书，后五经)的过程中逐渐透显出一个机体相关的本体宇宙理气心性系统。从这个朱熹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未来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看，朱熹，比诸其它西方前哲，更有类于康德(Kant1724—1804)在西方近现代哲学史上扮演的角色。 关于此点，我们不妨作以下说明：有人将朱熹比类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BC)，但朱熹重视经典启发的经验而未将经验系统化为实际知识系统，却大致保留在体会层次，可说与亚氏完全相异，而其重视外察内省以确立理/性的本体性则更具有现代性；又有人将朱熹比拟为阿圭纳斯(Aquinas1225—1274)，两人时代虽接近，但两人心态相差仍远，阿氏力谋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却以上帝的存在为信仰前提。朱熹并无超越的信仰以求证，一以外察内省之知以明理之本然与所以然。然而两人重视原始经典，则又有可以引为同道者，另一可能性的比较是朱熹与怀德海(Whitehead1861—1947)的比较。我在1980年代一文中指出程朱哲学中的理气关联是内在而具“有无相生”的创发性，但怀德海却把整体的世界分化为上帝的原初性与上帝的后果性两面，由于对永恒对象体的预设，两性终为二元，与朱熹的理气具有其内在的机体相通关系比较仍有出入。当然两者的比较必须放在本体宇宙论的层次上。 我重视以上朱熹与以上所说西方三个哲学家的比较，但我认为就现代性重视经验的程度与重视理性的多种角色与作用而言，朱熹与康德的比较最富有相互启发性与开拓性。它对于我们理解朱熹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理解康德则有助于康德哲学的再发展。 朱熹哲学中的超融诠释方法 首先，两者同为承先启后，然而两者承先启后的方式却又大有不同。康德是用理性批判的方式批判了他之前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从一个重建理性的系统立场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但又同时开辟了人类思考与认知真实的新问题。他的理性立场是以理性限制了理性的误用，推翻了所有传统的形上学，确立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也导向了后来德意志唯心哲学、主观主义的兴起。在朱熹方面，朱熹并未驳斥北宋诸子，而是吸收与整合北宋诸子，以建立一个庞大但却机体相关的哲学义理体系。但他的哲学体系并非大杂烩，而是在追求理解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借由他自身的切问深思根本哲学问题而来，反映出他的思想与体验交相切磋的痕迹。他的哲学因而是体验其师承的哲学思想——从李侗追叙到程颐，甚至也未真正排除早期佛禅的影响——再加反思的诠释与系统的旁通而来。也许我可以用我创发的概念“超融”(transcendentalintegration)一词来更恰当的表述。 所谓“超融”指的是提升概念以超越的融合众异与众端，透显秩序与层次，以见一体中之多元与多元中之一体。此处我要特别提出康德之前来不列兹(Leibniz1646—1716)对朱熹哲学的理解与发挥，以见即使在最早的西方哲学大家来不列兹，朱熹也已被认识到具有以“理”之观念以诠释一切事物与经验的能力，相应于来氏所理解出来的上帝的观念。事实上，极为重要的是：对来氏而言，上帝即是一个形上与形下全体真实的和谐秩序的创造者与支持者，而不必具有其它传统基督教神学的含义。理的观念与上帝的观念都包含了，也显示了对易学之易的宇宙之理(象数与数理)与气(时间、空间、生命与万物)的深刻认识。 “超融”不是一般的综合，而是在思考过程中找到一个涵盖一切经验与相关概念的观念，融合一切经验与概念为一个内涵丰富层层相关、面面俱到的整体。当然这不是说，朱熹在构建此一整体体系的过程中没有批判的精神。事实上，朱熹是善于批评的，也是善于分析的，此所以导向他的哲学的析理性，这也体现了他在思考问题时主张的《中庸》思考方法学，即是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思考中去找寻问题的答案。《大学》亦提示一个“知止，有定，能静，能安，能虑，能得”的思考过程，以为达到认识物之本末，事之终始，知之先后的目的。做到此就是“知道”，而“道之知”是超融思考与真实体验的成果。而“道”又被接受为开放的系统，允许思考与体验的工夫的不断拓展与钻深。我的这一解说是我考察与透视朱熹在建立他的体系的过程(从其治学历史与经历得知)中所作的本体性的整体诠释的有关结论。这一过程的存在说明了朱熹思考问题的方法并非只落实在经验上的格物致知，而是同时兼及宏观与整体的思考的。他在重视论孟学庸解读，关心修己与治道之时，仍同时从事《太极图说解》(1173)，《通书解》(1173)，《近思录》(1175)，《周易本义》(1181—1188)，《易学启蒙》(1186)等书的编著，可见其心智的应用与眼光的范围早已包含了有关本体宇宙的大问题。就此观之，朱熹显然另有一套并行的，却是基于北宋周张而有别于二程或程颐的诠释思考方法，或可名为太极本体的诠释思考方法，也就是我所说的超融的本体诠释方法。 由于中国并未发展一套希腊哲学中亚氏语言逻辑推理与语言逻辑思考的范畴理论，故朱熹以及北宋诸子并不必以一固定逻辑系统为圭臬来为真实与知识规范或立法，犹如康德所为。但因此，却不必把形上学或本体论与知识论与伦理学决然分割。因而，朱熹所构建的哲学义理体系可以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具有同时对象与主体的特性，亦即呈现出主体与客体相互观照或关照对应的关系与网络感应。再者，18世纪的康德面对了近代科学的兴起，他细密思考，在理性的基础上把知识理性与道德理性决然分开，以拯救人类的主体自由与自主，可说为一划时代的卓见，此即其哥本尼式的革命的意义所在。朱熹并未作此主体与客体的决然划分，但也并非未见及道德与知识的两橛为人生命整体之所需，因而阐发《中庸》中所举“君子尊德性而道中庸”之义，强调两者的互动的进程以成就人生之全(此点显然尚待深入发挥)。在此一见解上，朱熹可说为晚年的康德提示了一条解决人的生命自主与理性认知两思想功能(faculties)之间的冲突的统合之道。(见康德"ConflictofFaculties"，与"AnthropologyfromAPragmaticPointofView"两文以及其最后文稿OpusPostumuum) 朱熹的哲学贡献与其内在缺失(问题) 相应于康德，朱熹的重大贡献在他的超融的理的思考活动中进行了一场“无声的革命”，即是分别主体与客体而又合两者为一的思想格局的提出，这既是知识论的，又是形而上学的，既是价值哲学的，又是道德哲学的。他开辟了一个超融本体论的思考。此一思考是重视体验反思，重视人的整体性的，重视整合与分析，重视文本的超越与文本的诠释，而又结合当前的体验与经验以寻求新义，不局限于古人的权威之下。但朱熹却有他的缺失。他的缺失可分为两方面来说。 一方面在知识系统的组合与分析与综合方面。朱熹未能把各类文本的义理贯通起来形成一个理路分明却又机体相关的大体系，彰显理一分殊的实际意涵，并表明为清晰的语言系统，以避免前后含混与歧义的发生。这一缺失可以说是朱熹哲学思想尚未能脱离经典诠释的范畴与范围所致。这点主要反映在他对理气关系的认识上面，未能把本体之理与事物之理，认知上逻辑先后与认知上经验先后等分别说清楚，这也反映在他对生的概念的模糊理解上面，未能区分形上的创生，自然的引生，事物的发生，目的的导生等因素。对他本人来说，他的系统显然尚未取得一个统一整合的形式与相关的基本命题，更何况他的本体理解有可能徘徊于一元的统一与二元的分离的认知之间而未能提出两者在理气说上的整合定论，或未能掌握好两者的统一的本体性的可能。 另一方面则在经验的反思方面。朱熹未能圆成其本体性的体验以贯通心性理气一体之道，并旁通于诸子百家之间。但我们不能说朱熹无此宏大精深的整合心愿。尤其突出的是：致知与诚意之间有一个内在的互基的循环，其同时性的发生未能在他苦参中和的经验的基础上予以发挥，则尤为可惜。另一突出的方面则在他对“易”之本义为占卜——“易本为卜筮而作”的认定上面，未能厘清义理的心智功能与画卦成象以显事理在占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导致后人对“易”之发源与中国哲学的源头的误解与错解。当然他也未能深究及梳理“易”之一词的原初的经验含义与后起的占卜方法的含义。也就是他对人的经验重视与分析理解还有欠缺，以至造成含混与曲解。此点将另文发挥。由于此，朱熹未能进行主体与客体，本与体，体与用的最后的统一思考，在道德哲学的工夫论上未能有效的面对同时代的陆象山与后来的王阳明的心学与良知学的批判与挑战。 这些特质，包含其优点与缺失与其系统的不完备，都可说反映了朱熹对理的理解上面。因而我们可以从朱熹的理的思考与理的观念及概念的体系中来理解朱熹，也可从理的思考中直接理解到理在他的哲学中引发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更深刻的对理的本体诠释与超融思考，为朱熹定位以及为朱熹解决问题。借朱熹来为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与知识论及道德学的相互分野与关系解决问题，开启新一代的中国哲学思考的大业。 朱熹哲学系统的核心：理的再理解 朱熹的哲学的核心是理，是统一气于其中的理，是无极而太极、太极而两仪五行万物的理，是同时具有根源与结构之义的理，是易的过程中的因变化而生气的理，却又根植与展现于气之中的理。因之，在理的根本意义上说，理同时是理化与气化的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认定朱熹基本上是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基调与模式的本体思考。故理应具是本体宇宙论的一贯性，是本、是体、是用，也因而同时应具有发生学上的、宇宙构成论上的、生命演化论上的、认知论上的、价值论上的、伦理学上的，与方法学上的多元多层含义。以理观物，万物莫不有理。以理诠释经典，经典也莫不有理。理既是根源，又是枝叶花果。理既是心知，又是物则。作为本体与实体的理，来之于无声无臭、无形无体的纯动的创化(“易无体而神无方”)，又呈现为万象纷纭、品物流行的人物世界。朱熹对理的说辞中的矛盾与对理的功能的未能透解大都可以在对理的更进一层与更深一层的理解与诠释中化解开来。 牟宗三先生批评朱熹为别子为宗，只重存有，不重活动，是非常片面的见解。这反映了牟先生未能实际掌握朱熹哲学的全貌及其思维内在的动态走向。也反映出他未能看到中国哲学到了宋代之际何以必须走向一个理与气互动的哲学。宋之肇建结束了唐末五代之不伦非理的乱局，经历了理的整合性，也经历了气的变化性。理气两者在不同层次上具有不同的创生之能，则不容否定，但理之法则性偏向与气之个体性偏向，也不容忽视。显然，朱熹对理气的认识仍是理气互动的哲学，而非径为理的肯定与理性认知的哲学。对朱熹来说，在此理气哲学之中理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必须从不同的层次来进行理解，而每一层次都不能不以人的经验与体验为前提与基础。本体论上的理不一定等于知识论上的理，或道德论上的理，正因为它们呈现了不同的其气的作用与气的经验或体验。或问：何以朱熹仍流露出理在气先的意见？回答是：理的意识必然先于气的认识，因为对气的经验与体验必须明白的意识出来成为认识的对象而被赋予了理的形式。故就心的明觉或知觉理智言之，不能不看做理的先现。然朱熹对此分析不够，故显示一种误导的语言。 另一方面，未能认识朱熹哲学中理的多元作用，也反映了牟宗三先生对康德哲学理解的局限，未能看到康德哲学形成的前因后果以及康德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在。这应是当代新儒家的局限所至，但却不必把朱熹赔送进去。更不可不认识到中国哲学发展到朱熹已具有启示或提示西方形上学新的出路或新的方向发展的能力，同时也能作为创建世界性的本体哲学话语的基础。 结论 今日研究朱熹的重大意义自然还在为中国哲学找到一个新的本体典型，新的诠释典范与新的发展方向。朱熹哲学无疑具有中国哲学体系化的架式，因他有能兼分析与综合、主体与客体、知识与道德、部分与全体、体验与诠释、本体与方法为一体的眼光与胸襟。他对理的理解更具有易的哲学的根本精神，也具有古典儒学(论孟学庸)的求知反思明道的精神，以之涵盖及含摄了道家的智见(有无相生)与佛学的悟慧(全理之不计量与不造作)，更显示了一个开放的体系的整体发展景观。事实上，王阳明对他的批评是局部的，反映了阳明自己的生活深切体验，但也因而丰富了朱熹道德哲学与其本体哲学的体与用的关联认识。把朱熹与陆象山及王阳明对立起来研究是假设了一个片面的观点。两者的对立或矛盾是可以在朱熹哲学的基础上经诠释而超融为一体的。朱熹因而代表了一个走向广阔的超融智慧，应该受到更大的重视与深入的研究。尤其在进行与西方哲学的对比的分析与综合研究方面，我们更不可忽视朱熹的重要地位，一如在西方哲学再思考与再出发的过程中我们不可忽视康德的重要地位一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