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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黎星 【内容提要】宋代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易》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多端而丰富，但占据主流地位者，当属围绕“性与天道”这一哲学核心问题的探讨而发展起来的新儒学——理学，宋代《易》学的总体发展也与此相关。宋儒论《易》，特别注重《复》、《艮》二卦，并对此二卦的义理作了独具特色的阐述与发挥，从中显示了宋代《易》学之时代特色及其与宋儒“心性之学”之密切关系。 【关键词】宋儒《复》卦《艮》卦心性之学confuciansofSong/hexagramsfu/hexagramsgen/thetheoryofmindandhumannature 宋代学者在致力于儒学复兴运动的过程中，依傍经典，返本开新，复归曾被丢弃或忽视的哲学本体——“性与天道”，从而建立起了以理学（包括从理学中“歧出”而在根本宗旨上又“同归”的心学）为代表的宋代哲学思想体系。 《周易·系辞下传》曰：“天下同归而殊塗，一致而百虑。”在《易》学发展史上，每一个时代的学者，都曾因应时代变化，建立起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术思想，而《周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本根的意义，也正是通过历代学者“殊塗”、“百虑”的阐释发挥才得以体现的。在儒家经典中，《周易》更富于“性与天道”方面的哲理蕴涵。《周易》的“经”与“传”（尤其是《易传》），具有独特理论构架和推阐体系，为宋儒的心性之学提供了形而上的“性与天道”的经典依据。在对宋代哲学与《易》学的整体状态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以六十四卦组成的《周易》哲学思想体系中，特别受到宋儒重视并得到丰富阐述的，是《复》卦与《艮》卦，他们或以《复》卦为《易》之“门户”，“心”之“枢机”；或以《艮》卦为《易》之“归结”，“德”之“要义”，给予特殊的地位，倍加推尊。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宋代《易》学特色的一个索引，也是宋代整个哲学思想的一个索引。可以说，探究宋儒推重《复》、《艮》二卦的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对认识宋代《易》学之特色及其与心性之学的关系，确实可以达到窥斑见豹，知此而思过半的效果。 一、宋儒对《复》、《艮》二卦的推尊 《周易》的六十四卦，“卦殊其义，爻异其旨，万变毕陈，众理丛载”[1]（附录），对各卦之地位与作用的判定，历来存在着因时而异的情况，而这正反映出不同时代《易》学的风貌与特色。例如，古代所谓“三《易》”，《连山》首《艮》，《归藏》首《坤》，《周易》首《乾》《坤》，郑玄释曰：“《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2]（《三代易名》）以何卦为首，即首重何卦，其中蕴涵着义理，也显示了“三《易》”的不同特色。再如，汉代《易》学中，《中孚》卦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与当时盛行的“卦气”说有关，所谓“卦气起《中孚》”者也。宋儒之特别重视《复》、《艮》二卦，是与宋代哲学思想密切相关的，是伴随着心性之学的发展而形成的。 被后世理学家奉为先驱的范仲淹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有关于《周易》的著作或论述，范仲淹撰有《易义》；胡瑗的《周易口义》十二卷，系其门生倪天隐述师说而成；孙复有《易说》六十四篇；石介有《易解》五卷及《易口义》十卷。他们的《易》说中，即颇重视《复》、《艮》二卦，如范仲淹的《易义》论及《艮》卦曰：“艮止之道，必因时而存之。时不可进，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纵，斯止矣。止得其所，何咎之有！……非君子，其孰能与于此乎？”[3]（卷三，第137页）《宋元学案》列为“高平同调”的欧阳修（庐陵），在《易童子问》中论及《复》、《艮》二卦，也已触及“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彖》）及“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大象》）之要点。 从逐步发展完善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开始，《复》、《艮》二卦显然已得到了特别的重视。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通书》等著作中，依据《周易》、《中庸》等经典，吸收了释、道的某些观念、方法，建立了宇宙论的体系，被尊为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所言“《复》之初九，善几也；《媚》之初六，恶几也。善几不可不充，恶几不可不绝”[3]（卷十一，第495页）等，突显了宋儒重视《复》卦的观念。周敦颐对《艮》卦极为重视，他曾以《周易》与《法华经》相比较，感叹道：“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字可了。”其《通书》以《蒙艮第四十》为终篇，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评说道：“《蒙》、《艮》二卦，义似不相连，《通书》以卒章者，思四十章中屡言师道，盖元公以师道自任，《蒙》以养正为圣功，而《艮》有始终成物之义，殆隐然欲以先觉觉后觉乎！”[3]（卷十一，第494页）这是认为周敦颐因“《艮》有始终成物之义”而注重此卦。 邵雍在其著作《皇极经世书》中，依傍《周易》，以象数体系建构了“宇宙图式”，其象数学颇受朱熹的推崇。邵雍学说与重《复》卦观念的联系，也由于其建构的象数模式。“天根月窟”说，是邵雍“观物”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宋元学案》记载：“以八卦言之，坤、震之间为天根，乾、巽之间为月窟。以六十四卦言之，朱子曰：《复》卦为天根，《姤》卦为月窟。”[3]（卷十，第402-403页）“《复》卦为天根”之说，自然与宋儒阐发“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的义理内涵有密切的关联。 张载以“虚气相及”理论建构他的宇宙论，又以“变化气质”作为道德修养的核心。张载论《复》卦，已明显地选择了将“天地之心”与“人之德性”联系起来的思路，体现出了宋儒颇为一致的阐发倾向。张载论《艮》卦，则特别强调“艮止”所含“光明”之象，这是与他的道德修养论相关的。 程颢、程颐也极重视《复》、《艮》二卦。程颐于《伊川易传》中，对《复》卦《彖传》作了详尽的解说，并以“天理”之说贯穿其中。程颢作《定性书》答张载“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何如？”之问，即引《艮》卦义理为说。程颐强调说：“《艮》之为义，终万物，始万物。此理最妙，须玩索这个理。”[3]（卷十五，第630页）由此可见程颐对《艮》卦的重视程度。 作为理学思想体系之集大成者，朱熹对《复》、《艮》二卦也极为推崇，其《周易本义》中论《复》、《艮》二卦，可视为将宋儒相关论说的代表。在《朱文公易说》、《朱子语类》等书中，也多见朱熹对《复》、《艮》二卦义理的阐发与强调。 作为心学思想体系的创立者，陆九渊和其他宋儒一样，也不约而同地重视《复》、《艮》二卦的义理精蕴。陆九渊重视并阐说《复》、《艮》二卦义理，既有与其他学者相同之处，也有他从“心学”的思想体系出发的独特理解。 除上述几位名声显赫的学者之外，众多宋儒都曾给予《复》《艮》二卦以特出的地位。宋儒多喜好以《复》、《艮》二卦及相关名词作为别号或斋名者，仅《宋元学案》提及的宋儒，自号为“复斋”、“复庵”、“艮斋”、“止斋”、“止堂”、“兼山”者，就不在少数，可见推崇《复》、《艮》二卦的思想观念深入其心，影响很大。 今见之宋儒的语录中，记载他们推崇《复》、《艮》二卦者亦多。《宋元学案·兼山学案》载，郭雍（白云）门人谢谔（艮斋）曰：“《艮》者，圣人之止；《无妄》，圣人之动。”[3]（卷二十八，第1040页）蒋行简问郭雍以“得于兼山之最要者”，郭雍答曰：“所得在《艮》。《艮》者，限也。限立而内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内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3]（卷二十八，第1041页）《宋元学案·五峰学案》载，胡宏《胡子知言》曰：“情一流则难遏，气一动则难平。流而后遏，动而后平，是以难也。察而养之于未流，则不至于用遏矣。察而养之于未动，则不至于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则虽婴于物而不惑；养之有素，则虽激于物而不背。《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此之谓也。”[3]（卷四十二，第1369页）胡实论曰：“《复》卦下面有一画，乃是乾体。其动以天，且动乎至静之中，为动而能静之义，所以为天地之心乎！”[3]（卷四十二，第1385页）《宋元学案·刘胡诸儒学案》载，刘子翬《圣传论》曰：“学《易》者必有门户。《复》卦，《易》之门户也。入室者必自户，学《易》者必自《复》始。得是者，其惟颜氏乎！”[3]（卷四十三，第1400页）《宋元学案·东莱学案》载，吕祖谦《丽泽讲义》曰：“天道有复，乃天行自然之道。人之善心发处，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复，便运行无间。而人心多泯没，盖以私意障蔽。然虽有障蔽，而秉彝不可泯没，便是天行无间之理。”[3]（卷五十一，第1654页）《宋元学案·西山蔡氏学案》载：蔡沆，字复之，号复斋居士，西山先生之次子也。……作《敬义大旨》、《复卦大要》二篇，以敬为入德之门户，义为一身之主宰，发明敬义以示人。以《复》为学者迁善改过之几。与人讲明《复》卦，尝言人当以“不远复”为法，以“频复而厉”为戒，尤有功于世教云。[3]（卷六十二，第2012页）《宋元学案·鹤山学案》载，魏了翁《鹤山大全集》曰：“《易》中光明，多为艮发，盖人心迁于物则蔽闇，止其所则光明，是以《大象》申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止非其所思。出其位则志为气役，物欲外迁，光明内蚀。”[3]（卷八十，第2657页）《宋元学案·深宁学案》载，王应麟《困学纪闻》曰：“知止而后有定，故观身于《艮》；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故观心于《复》。”[3]（卷八十五，第2859页）……这些语录，一再表明了宋儒对《复》、《艮》二卦的重视、推崇，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的时代风貌。 二、《复》卦之要义：明体与见心 尽管宋儒们各自的学说思想及其理论构架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但他们对《复》、《艮》二卦都一致地重视与推崇，这一现象的产生，绝非空穴来风，实际上是由宋代哲学思想发展的总体趋势所决定的。下面，我们分别就宋儒阐发《复》、《艮》二卦义理及其思想意义进行探析，本节先论《复》卦。 《复》卦，象征“回复”。其卦象为下震上坤，五阴在上而一阳来复，喻示着天地间阳刚正气回复、万物生机萌发，故《彖传》称“利有攸往，刚长也”，更赞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在《易》学条例中，有“十二辟卦”之说。“辟”，犹言“君”、“主”。“十二辟卦”，又称“月卦”、“候卦”、“消息卦”，由《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组成，它们的阴阳爻画构成了有规律的递变形式，阳盈为息，阴虚为消，含有显示自然万物“阴阳消息”的象征意义，用以配合为一年十二月的月候。“十二辟卦”之《易》例来源甚古，其说首见于《归藏》①，汉魏诸《易》家如孟喜、京房、马融、郑玄、荀爽、虞翻，都曾采为《易》例，影响甚大。其中，《复》卦代表着阳气回复，所当值之月份为十一月（子），因而在阴阳盈虚消息的循环过程中，占有“枢纽”的地位。 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保存了汉魏《易》家的《易》说资料，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他们对《复》卦的解说。何妥释卦辞“复，亨”曰：“复者，归本之名。群阴剥阳至于几尽，一阳来下，故称反复；阳气复反而得交通，故云复亨也。”虞翻释卦辞“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曰：“谓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为疾，十二消息不见坎象，故出入无疾。兑为朋，在内称来，五阴从初，初阳正息而成兑，故朋来无咎矣。”对《彖传》之“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虞翻曰：“坤为腹，谓三复位时离为见坎为心，阳息临成泰，乾天坤地故见天地之心也。”荀爽曰：“复者冬至之卦，阳起初九为天地心，万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见天地之心矣。”[4]（卷六）可见，汉魏《易》家对《复》卦之卦辞、爻辞，以及《彖》、《象》传的解说，主要着眼于天地自然、阴阳二气之变动，以言天地自然之象为主。 到了宋代，宋儒解说《复》卦的义理，则有了明显的变化。宋儒阐发的重点，已从单纯地考察分析天地自然之象，转向了借此卦以明“天道”之“本体”的哲学思考上，并将《复》卦从阴阳二气变化之“枢纽”，引申为人心（人性）善恶变化之“枢纽”。其中，“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句，更成为宋儒将天地化育万物之“仁心”与人类美善纯正之“良心”相牵合融通的联结点。 欧阳修在《易童子问》论《复》卦曰： 天地之心见乎动。复也，一阳初动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万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3]（卷四，第187页）。 此说强调“天地生育万物”之心，已具有寻绎宇宙论中本体之“仁心”的意味，与汉魏《易》家侧重于探究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有所不同。 周敦颐所言“《复》之初九，善几也；《姤》之初六，恶几也。善几不可不充，恶几不可不绝”[3]（卷十一，第495页），将“十二辟卦”中“一阳来复”的《复》卦与“一阴初消”的《姤》卦，分别给予“善几”与“恶几”的比拟，其言善、恶之“几”，既属于天道自然，更指向人之心性。 张载在《横渠易说》中论《复》卦曰： 《复》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壮》言“天地之情”。心，内也，其原在内时，则有形见，情则见于事也，故可得而名状。自姤而剥，至于上九，其数六也。剥之与复，不可容线，须臾不复，则乾坤之道息也，故适尽即生，更无先后之次也。此义最大。 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天则无心无为，无所主宰，恒然如此，有何休歇？人之德性亦与此合，乃是已有，苟心中造作安排而静，则安能久！然必从此去，盖静者进德之基也[5]（第113页）。 此论明确指出：“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天地之心”，而“人之德性亦与此合”。“明体”与“见心”，因此而得以联系起来。“此义最大”，也落脚于此。 程颐在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上，持“天理”之说，倡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与张载的“虚气相及”论有所不同，但是，在阐发《复》卦义理时，他与张载的思路又颇为一致。程颐尤其推崇“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语，认为其中蕴涵着天地生物以仁心、美善之德乃天理的义理。程颐之说影响了包括朱熹在内的许多后辈学者。 朱熹的《周易本义》，在义理思想上多认同于程颐的《伊川易传》，他论“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曰： 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至此乃复可见。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程子论之详矣，而邵子之诗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太音声正稀。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包羲。”至哉言也！学者宜尽心焉[6]（卷一）。 “天地生物之心”于“一阳复生”时重现，正如人之美善“本心”的回复，因此，朱熹与此卦特言“学者宜尽心焉”来作为警醒。 倡导心学之“易简功夫”的陆九渊，对《复》卦中蕴涵着“明体”、“见心”的义理，有独特的认识。在省试的“程文”《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中，陆九渊以“复”作为阐发的中心意旨，写道： 涤人之妄，则复乎天者自尔微；尽己之心，则交乎物者无或累。蓍卦之德，六爻之义，圣人所以复乎天交乎物者，其何至耶。以此洗心，则人为之妄涤之而无余。人妄既涤，天理自全，退藏于密微之地，复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凶之患与民同之，而己之心无不尽。心既尽，则事物之交，来以神知，往以知藏，复何累之有哉？妄涤而复乎天者自尔微，心尽而交乎物者无或累，则夫蓍卦六爻之用，又岂可以形迹滞？而神知之说，又岂可以荒唐窥也哉？[7]（卷二十九，第340页） 上引只是此篇的“破题”部分，它以“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的义理贯穿，即可见“文意俱高”。这虽是一篇科举文章，但也体现了陆九渊重“复”的思想观念。陆九渊还在不同场合中论述了“复”具有针对人性弱点进行救治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只要能及时回复正道、找回仁心，人人都可以“无祗悔”而至“元吉”。 其他的宋代学者，或论“《复》卦下面有一画，乃是乾体”，或称“《复》卦，《易》之门户也”，或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故观心于《复》”，其思想观念之根源大体相同。由此可见，《复》卦义理，在宋代哲学、《易》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蕴涵，从而切入了“性与天道”这一根本性的哲学问题，牵合了“明体”与“见心”的关联，从而为心性之学提供了经典的支撑作用。 三、《艮》卦之要义：知止与存养 《复》卦被宋儒所推尊，缘于它被阐发出“明道”与“见心”的义理蕴涵，《艮》卦被宋儒所推尊，则与宋儒所重视的以静为本、知止存养的道德修养论密切相关。 《艮》卦，象征“抑止”。其卦象为一阳在上、二阴畜下的两艮相重叠。《艮》卦辞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其《大象传》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其六爻爻辞，呈现着从“艮其趾”至“艮其腓”、“艮其限”、“艮其身”而“艮其辅”的自下而上的排列顺序。 汉魏《易》家解说《艮》卦，多依其“象”阐发。如：虞翻释卦辞“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曰：“《观》五之三也，艮为多节，故称背，坤为身，《观》五之三折坤为背，故艮其背，坤象不见，故不获其身。震为行人，艮为庭，坎为隐伏，故行其庭，不见其人。三得正故无咎”，虞翻释《大象传》“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曰：“君子谓三也，三，君子位，震为出，坎为隐伏，为思，故以思不出其位也。”[4]（卷十）这里，虞翻以“之卦”（即卦变）之例取象以解说卦辞。由此二例可见，汉魏《易》家的解说，颇拘泥于象数体例，义理上较少发挥，因此为绝大部分宋儒所不取。 宋儒显然更注重于《艮》卦的义理，宋儒阐发的要点，在于《艮》卦所具有的“静”之义、“止”之义，又涉及到“光明”之义。 周敦颐的学说思想，颇主于“静”，他所说的“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字可了”，正是“主静”观的体现。《法华经》乃佛经，全称《妙法莲华经》，因用莲华比喻佛所说教法的清静微妙，故名，其主旨在说明释迦说法的惟一目的，是使众生都得到和佛一样的智慧，即人人皆能成佛，并说明唯有《法华经》才是“一乘”法，其他教法只是引导众生接受“一乘”法的方便而已。《周易》的《艮》卦，以“止”为主旨，有静修之意，所以周敦颐认为此卦义理，可涵盖、凌驾《法华经》。他《通书·蒙艮第四十》所说的：“艮其背，背非见也；静则止，止非为也。为，不止也。其道也深乎！”[3]（卷十一，第494页）也是主静之论。 从《艮》卦之“止”而导出“主静”的修养功夫论，是宋儒重《艮》卦的基本思路之一，这也缘于“主静”修养功夫论与宋儒所重视的另一儒家经典《大学》的关联。《大学》开篇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朱熹释曰： 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谓处事精详。得，谓得其所止[8]（第3页）。 我们再来看朱熹于《周易本义》中对《艮》卦卦辞的解说： 艮，止也。……艮其背，则止于所当止也。止于所当止，则不随身而动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则虽行于庭处有人之地，而亦不见其人矣。盖艮其背而不获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见其人者，行而止也。动静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静焉，所以得无咎也[6]（卷二）。 由以上朱熹对《大学》“知止而后有定”等语及《艮》卦卦辞的解释，不难看出两者在“静”之义理上的密切关联。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知止而后有定，故观身于《艮》。”[3]（卷八十五，第2859页），就直接地牵合了《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之语与《艮》卦之间的义理内涵。在《宋元学案》中，宋儒的此类论说并不少见。 宋儒对《艮》卦义理加以重视与发挥的另一思路是“止”，亦即“抑止邪欲”，“止欲守正”。程颢作《定性书》答张载“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何如？”之问，即引《艮》卦义理为说。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对《艮》卦“止欲守正”之义解说颇详尽，其释《大象传》“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曰：“君子观《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处之分也。万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则止而安；若当行而止，当速而久，或过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逾分非据乎？”[9]（卷三）杨万里《诚斋易传》又分三个层次详细分析“止”之义曰：“大哉止乎！有止而绝之者，有止而居之者，有止而约之者。‘艮其背’，所以绝人欲而存天理，此止而绝之也；‘时止时行’，必止乎道，此止而居之也；‘思不出其位’，而各止其分，此止而约之也。”[10]（卷十二）这都是对《艮》卦中“止欲守正”之义理的阐发。 陆九渊阐说《艮》卦义理，既有与其他宋代学者相同之处，也有他从心学思想体系出发的独特理解。在给门生邓文范的复函中，陆九渊也引《大学》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阐说“止”的重要意义，然后说：“汝初信问读《易》之法，诚知所止，则其于往训如归吾家而入吾门矣。”[7]（卷一，第11页）《陆九渊集》中，记载了一则陆九渊自述的逸事： 复斋看《伊川易传》解“艮其背”，问某：“伊川说得如何？”某云：“说得鹘突。”遂命某说，某云：“‘艮其背，不获其身’，无我；‘行其庭，不见其人’，无物。”[7]（卷三十四，第419页） 程颐的《伊川易传》对《艮》卦“止欲守正”之义解说颇详尽，但陆九渊认为程说不够明快，他自己的解说仅四字，曰“无我”，曰“无物”。他说：“有己则忘理，明理则忘己。‘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则是任理而不以己与人参也。”[7]（卷三十五，第473页）他又曾说：“心正则静亦正，动亦正；心不正则虽静亦不正矣。若动静异心，是有二心也。”[7]（卷四，第57页）“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是为不识艮背行庭之旨。”[7]（卷三十四，第425页）这些都是他基于“心学”思想体系的具有特色的理解与阐发。 另外，宋儒还颇注意到“艮止”所含的“光明”之象。张载在《正蒙·大易篇第十四》中说：“艮一阳为主于两阴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势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则明之义也。”[3]（卷十七，第734页）朱熹的《周易本义》也提及：“艮之义则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时，故时止而止，止也；时行而行，亦止也。艮体笃实，故又有光明之义。《大畜》于艮，亦以辉光言之。”[6]（卷二）魏了翁《鹤山大全集》则曰：“《易》中光明，多为艮发，盖人心迁于物则蔽闇，止其所则光明，是以《大象》申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止非其所思。出其位则志为气役，物欲外迁，光明内蚀。”[3]（卷八十，第2657页）可见，宋儒强调艮体之“笃实”与“光明”，也是为了褒扬《艮》卦作为“知止”与“存养”的道德修养功夫论的价值意义。 总之，《艮》卦的“静”与“止”之义，与宋儒心性之学强调在“明体见心”的同时加强“知止存养”道德修养的观念相吻合，而经过众多学者的阐发后，《艮》卦的地位更加突显。 本文开头提到：宋代学者在致力于儒学复兴运动的过程中，所注重的哲学本体是“性与天道”。宋儒的目标，是建立“明体”之宇宙观，以及“尽性”之修养论，然而，宋代之前的儒家学说中，并没有提供现成的、完整的关于心性之学中明悟道体、穷理尽性、收其放心等认知与修养的途径，宋儒的努力方向及其成就，主要体现在选择性地运用儒家经典，建构起理学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周易》的《复》、《艮》二卦，其辞句及其被阐发的义理，恰能为宋儒的心性之学（尤其是其中的宇宙本体论和道德修养论）找到了经典依据，这就是宋儒重视、推崇《复》、《艮》二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明乎此，则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宋代哲学、《易》学思想之特色也。 【注释】 ①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归藏》“十二辟卦”曰：“子复、丑临、寅泰、卯大壮、辰夬、巳乾、午姤、未遯、申否、酉观、戌剥、亥坤。”“徐善曰：此《归藏》十二辟卦，所谓商《易》也。辟者，君也。其法先置一六画《坤》卦，以六爻次第变之，即成《复》、《临》、《泰》、《大壮》、《夬》五辟卦；次置一六画《乾》卦，以六阴爻次第变之，即成《姤》、《遯》、《否》、《观》、《剥》五辟卦。十辟见而纲领定矣。”（清同治十年济南皇华馆书局本） 【参考文献】 [1]赵汝楳.易雅自叙.周易辑闻：附录[M].通志堂经解本. [2]孔颖达.三代易名[A].周易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本. [3]黄宗羲，等.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李鼎祚.周易集解[M].津逮秘书本. [5]张载撰.横渠易说[M].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6]朱熹.周易本义[M].金陵书局十三经读本（线装本）. [7]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程颐.伊川易传[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杨万里.诚斋易传[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