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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 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提出“拔本塞源论”（见《传习录》卷中），这是一篇受到许多学者称赞的名文，是王阳明的代表作之一。文章盛赞唐虞三代的道德隆盛以及后世的衰乱。文章认为，唐虞三代之时，人人都“以成德为事”，实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此时“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到了后世，“圣学晦而邪说横”，于是“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斗争劫夺，不胜其祸”，世之儒者，“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文章强调了所谓“圣人之学”与富强功利之说以及辞章记诵之学的差异。 这篇《拔本塞源论》受到许多论者的赞扬，其实也包含值得注意的问题。文章宣扬道德教育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一则反对“富强功利”之说，二则反对“闻见之博、辞章之富”之学术，都未免陷于一偏。这里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道德伦理与富强功利的关系问题，二是道德教育与学问知识的关系问题。 立国于世，重视道德伦理的教育是必要的，但是也应考虑如何达到富强，如何实现“国家人民百姓之利”。功利与道义应是统一的，如果只强调五伦之教，而国贫兵弱，那也难免陷于衰乱。只知追求少数人的私利是非常危险的，但忽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也是不对的。 其次，阳明赞扬三代“五伦”之教，“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反对“闻见之杂、记诵之烦”，反对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等等。事实上，道德伦理之学固然重要，但是文史之学，包含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也都是有一定价值的。此外，天文历算之学、地理之学、水利之学等等自然科学也都具有重要价值。阳明赞扬唐虞三代重视五伦，“教者惟以此为教，学者惟以此为学”，可谓举一而废百，把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对立起来，也就陷于一偏了。 王阳明反对“富强功利”、“训诂、词章”，未免陷于一偏，但他强调道德修养，还是有重要意义的。他说：“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阳明这些话，也可谓切中时弊，确实是非常沉痛的。阳明这些话是针对明代情况而讲的，到了今天，一部分人追求个人私利的情况，可谓更超过了过去。在今天，重读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虽然其中也包含一些偏见，但是仍然可以受到一些深刻的启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