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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夫之“内成”、“外生”概念的辨析

http://www.newdu.com 2017-12-09 《哲学研究》1996年01期 佚名 参加讨论

    衷尔钜
    王夫之在所撰《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六章》中提出过“内成”、“外生”两词语,与他改造佛教的“能、所”并赋于其崭新的内容还有所不同,这似乎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前所未见的独创。有不少具较高声望的学者也据此论证王夫之把事物的变化概括为两种形式:“内成”为事物内部的量变、质的渐变“外生”为超出其规定性范围而发生的质变。笔者在由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唯物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所执笔的《王夫之的唯物论思想》一章中亦曾沿袭此说。今经进一步研究,却疑惑丛生,觉其颇难成立;因此,专作此文,进行探讨。
    按现代所说的量变和质变是一对范畴。量变指事物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即数量的增减和场所更移,是事物时刻在进行着的变化,然在其范围内之变化,只是非根本性质的变化。质变则指事物从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突变或飞跃,是量的渐变过程的中断,是一种显著的、根本性质的变化。
    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讲的“内成”、“外生”是否就是上述的量变和质变之意呢?按该书中的原文是:“生者外生,成者内成。外生变而生彼,内成通而自成。”并以冬夏寒暑温凉为例说明:“故冬以生温于寒,夏以生凉于暑;夏以成温而暑,冬以成凉而寒”。对此段话,应如何理解?有无量变、部分质变和质变内容呢?我理解不到有此含义。我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冬季本应寒,而却由寒生温,夏季本应暑,而却由暑生凉,此温此凉,从冬季本应寒、夏季本应署来说,不是其本应产生,是由外来影响而生。夏季由温而暑,冬季由凉而寒,均夏、冬二季自身如此,不是受外部影响而是通过其自身完成的。
    作上述解释,则“外生”可理解为受外部影响而产生,用现代的话或可说“外因”,其提到的“变而生彼”之“彼”,不代表质变后的新事物,因为无论冬、夏的寒暑温凉,都没有改变冬夏的质态。王夫之曾有“新故密移”、“推故而别致其新”等著名论断,不是在《周易外传》中论外生、内成时说的,不可强移此合而论之。内成也不是指量变,“通而自成”意为通过自身的因素而完成,冬由温而寒,夏由凉而暑,不涉及量的变化,借用现代话或可说“内因”。
    倘若他把“外生”、“内成”解释为事物量变和质变两种变化的形式,那末,在《诗广传·小雅五一》中与《周易外传》中相反的提法就不好解释。《诗广传》中的提法是:“内生外成者性也,流于情而犹性也。外生而内受也,性非有而莫非命也”。这里以性、命来讲“内生”、“外成”,与“通而自成”、“变而生彼”毫无联系。但这段话却可以注解《周易外传》中意思,它是讲人物之性本其内在所固有,受到外界条件、环境影响,即使流于喜怒哀乐之情,仍还是性的表现;人物自身固有之性,不会孤立存在,仍受到外部而来的条件、环境的影响。
    《诗广传》中的“内生”、“外成”显然不可改为“通而自生”和“变而成彼”来理解,故更可证明《周易外传》中的“内成”、“外生”也不是量变、质变之意。
    还要澄清的一点是,有颇具影响的学者把“外生”、“内成”作一对范畴来研究,有的或说是一对概念。其实,把它们说成概念或范畴均不妥当。按概念是指人们的反映对象的特有的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人们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它有其自身的内涵和外延。范畴也是一种理性认识,反映对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的基本形式。哲学中的范畴是各门科学共同使用的最普遍、最基本的概念。王夫之“内生外成”或“外生内成”只是为说明事物变易的原因的两个语词,既不具内涵和外延,更非对事物特有属性的概括,谈不上是一种思维形式和各门科学共同使用的最普遍、最基本的概念。
    说内成外生是量变、质变,实属大误解。王夫之虽然承认有量变中部分质量,又说过极精湛的“新故密移”、“日新之化”、“推故别致其新”等著名论断,但他在《张子正蒙注》、《周易内传》等书中多次明确否定有“顿”变(骤变),即不承认有从一种质态到另一种质态之突变。他说:
    有形则有量,盈其量,则气至而不能受,以渐而散矣。方来之神,无顿受于初生之理;非畏、厌、溺、非疫厉、非猎杀、斩艾,则无顿灭之理。(《张子正蒙注·动物篇》)
    在正常情况下,只有量的渐变。证明是:人、物方生之际没有顿受;待灭,除非疫厉、斩艾等飞来的横祸,亦无顿灭,事物既无顿生顿受,亦无顿灭。盈虚之变,是反指阴阳往来、聚散运动。物质之运动变化,只是渐进的推移,不是“骤然”的。此“骤”是相对“渐”而言。又他在以生死论“新故密移”中也断然否定“顿变”:
    王夫之讲生与死都有一个过程,人、物每天都在生长中又在死亡中,这无疑是正确的,看到了新质不断代替旧质,更可贵的是它还表达了现代的新陈代谢的科学思想。但他正是用此渐变否定有质变,说“死亦非顿然而尽”,实不承认有质变。
    那末,如何解释王夫之所说的“质日代而形如一”呢?我们不能一看到“质”就与质变联系起来,他讲的是“日代”,实也是一个渐进过程。从他论证这一命题可以证明:“江河之水,今犹古也,而非今水之即古水。灯烛之光,昨犹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水火近而易知,日月远而不察耳。爪发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知也。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则疑今兹之日月为遽古之日月,今兹之肌肉为初生之肌肉,恶足以语日新之化哉!”结论是“日新而不爽其故”(《思问录·外篇》),即新质每天都时时代替旧质而无差失。
    对新质代替旧质的过程,王夫之亦曾试图以他当时生物学和医学科学知识作出解释。他把生物的发展变化依次分为五个阶段:胚胎、流荡、灌注、衰减、散灭。“胚胎者,阴阳充积,聚定其基也”,这是阴阳奠基之初,生物处在始萌阶段。“流荡者,静躁往来,阴在而阳感也”。这是阴阳运动着,生物处在发育阶段。“灌注者,有形有情,本所自生,同类牖纳,阴阳之施予而不倦者也”。此阶段阴阳充分提供,生物本身能“同类牖纳”,即不断吸收同化外物,机体得以成长壮大阶段。转入衰减、散灭阶段,由盛而衰,其“基量有穷,予之而不能受也”。受到机体自身限制,不能吸收更多外来的养料,同化作用退弱,开始了明显的异化作用,衰减到极点,即使充分供给,机体也无能接受,待能量耗尽,只有归于散灭。凡生物均受这一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则推故别致其新”(以上引文均见《周易外传·无妄卦》)。然后开始新一轮的“新故密移”。且不说这里没有提到新一轮的“新”是否比前段高级,难免有循环论之嫌。王夫之用生物发生、发育、生长和衰灭来解释“新故密移”,虽有明显的朴素的猜测和直观,其中亦有与科学一致之处,他提的“同类牖纳”,实际上是新陈代谢过程中的同化作用,而衰减至散灭实为异化作用。虽无科学实践论证,思想观点却是可贵的。然而从“质日代而形如一”来说,证明的只是渐变即量变和量变中部分变化,而无质变思想。
    从王夫之论证“质日代”是如何进行的,亦证明其只渐变而无质变思想。他说:“唯以时而与偕行,自昼徂夜,自春徂冬,自来今以诉往古,无时不施,则无时不生。故一芽之发,渐为千章之木;一卵之化,积为吞舟之鱼。其日长而充周洋溢者,自不能知,人不能见其增长之形,而与寒暑晦明默为运动,消于此长于彼,屈于往伸于来”。(《周易内传·益卦》)覆盖广阔的大树由一嫩芽渐渐长成,张口吞舟船的鱼从一幼卵渐渐发育而来,这里强调的是“积渐”,即量的增长而逐步部分质变。
    总之,王夫之的由积渐到质日代,是量变和量变中的部分质变。其“积渐”贯穿了“质日代”全部过程,并未涉及彻底的质变。他的“新故密移”、“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新”也仅局限于此范围之内。
    应该提出的是,王夫之在继承张载学说的基础上,把他的气一元论丰富发展到一新高峰,其“质日代”、“新故密移”等说,也详细阐发了张载的变化思想,这是不容怀疑的。然而在变化的形式上,具体说,在质变问题上,他似乎落后于张载。张载在《易说》中说:“变,言其著;化言其渐”。又在《正蒙·神化》中说:“变则化,由粗入精;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看到了量变、质变的相互转化。从张载在《正蒙·参两》中以雷霆之速由来于渐以及在《易说》中解释“化而裁之谓之变”看,他的“裁”显然有连续渐化的中断之意。这连续渐化的中断,张载又称之为“暴”。“虽指暴者谓之神,然暴亦固有渐,是亦化也”。(《易说·系辞上》)这些说明,张载虽然没有用明确的今日之量变、质变的词,但他的渐化和著(暴)变是与之相当的,或者说初步接触到了量变与质变。
    我们说王夫之的“处生”、“内成”或“内生”、“外成”,不是对事物变化的量变和质变两种形式的概括,而是讲内因和外因及其转化。认为王夫之只有量变和量变中的部分质变,没有从一种质到另一种质的质变,即突变思想,只是还他作为古代唯物论大家本来面目,并不会有损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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