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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熙国、孟洁 内容提要：“知”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孔子“知”论立足于现实社会的感性实践，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坚持“天命”与“人事”的统一，把以“仁”为核心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置于物质世界（天）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命）的基础之上；坚持以“仁”为体，以“知”为用，主张仁知合一的道德理想主义。 "Knowing"hasanimportantpositionandroleinConfucius'systemofthought.Basedonthesensiblepracticeofrealsociety,thetheoryof"Knowing"carriesforwardthesubjectconsciousness,persistsintheunityoffateandhumanefforts;puttheexertionofsubjectivepositivitycenteredaround"Ren"onthegroundoftheobjectivenecessitypossessedbymaterialworld;persistentlyperceives"Ren"asformand"Knowing"ascontentandclaimsforthemoralidealismoftheunityof"Ren"and"Knowing". 关键词：孔子；知论；现代价值Confucius；Theoryof"Knowing"；Modernvalue “知”字在《论语》中总共出现了62次，除《乡党》一章外，其余19章都涉及到“知”的概念。尤有可言者，在文字已极为俭省的《论语》诸篇中，孙子专门论“知”的章节就有三处，仅次于对“仁”的论述，显见“知”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系统考辨孔子“知”论的理论内涵，无论对于我们正确地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还是对于当代的思想文化建设，都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孔子“知”论立足于现实社会的感性实践，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 马克思曾经批评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1](P240)同样是对周围世界的反思，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马克思则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P54)孔子与马克思自然相去甚远，但其对于“知”范畴的哲学思考，却始终立足于现实的感性存在的基础之上，从人的感性的活动，从历史的社会的实践出发探究认识（“知”）问题，从而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 我们认为，孔子“知”论是对当时的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全面反思。但是，与古希腊因爱“智”而求知的思维路数不同，孔子“知”论的反思首先和基本的方面不是一种对自然现象背后之自然法则的穷根究底，而是着眼于社会历史领域，是对“人之为人”的精神自觉和“社会之为社会”的深刻体悟。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3]（《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诚信，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这就像大车没有车辕的鬲木，小车没有套马的衡木，车又如何行走呢？在孔子看来，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社会失序、人失其德的动乱时代，缺乏诚信就是失德的一种表现，而缺乏道德将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社会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动乱，因此，孔子对“不信”以及“不诚”、“不敬”、“不忠”、“不俭”等行为的反思也正是他对人应具有何种道德品质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自觉。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这种反思和自觉中看出，由于孔子的道德哲学是建立在对具体的社会现象的反思基础之上的，是对社会和人本身之种种确证材料的理性分析与哲学抽象，因而它是一种“从后反思”的思维方式。对这种思维方式，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说法，海德格尔认为“在总是此在之在”，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马克思则明确地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4](P92)通过对《论语》中孔子言论的检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的知人，“管仲知俭乎”的知俭，“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的知贤，“观过斯知仁矣”的知仁，“不知礼，无以立”的知礼，“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的知历史演变规律等等，都未超出感性存在的范围。现实的感性存在是孔子认识的对象和出发点。据《先进》篇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对此，孙子在《雍也》篇中又进一步发挥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虽然我们不能据此判定孔子是否“事鬼神”，但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在孔子的认知思想中，“人事”是先于“鬼事”和“神事”的。对人、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思构成了孔子认识论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全部哲学思想的出发点。“若从存在主义的立场看，这是一个存在的感受，也是一个存在的选择、存在的决定。”[5](P53) 孔子“知”论对现实的社会实践的关注，不仅体现在他以感性存在为其理论起点，还表现在他把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作为其“知”论的最终指归。众所周知，孔子是很少称许某人为“仁人”的，但在《宪问》篇中，孔子却接连两句盛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子贡以正常的仁德标准责备管仲，孔子却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虽然在做人上有所欠缺，孔子也曾说他“器小”、不“知俭”、不“知礼”，并且有“三归”，有“反坫”，[3]（《论语·八佾》）但其为政之行却是抗击外族入侵，保国安民，促进了民族的文明进程，因而管仲之“仁”是“大仁”，是超越了“为己之仁”的“兼及天下”之仁，又怎能用小节来责备他为不仁呢？可见，孔子之“仁”是以“行”为最高标准的“仁”，而其“知”也是以“行”为最终指归的“知”。这种以实践为最终指归的认识论思想贯穿于整部《论语》。据《里仁》篇载，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就是说要通过考察人在实际行为中的过失来判定他是否具有仁德；《述而》篇里陈司败与孔子对“昭公知礼乎”的争论，也是以实际功效作为判定“知”之真伪的标准：《子路》篇载孔子语曰：一个人如果只是“诵《诗》三百”，但“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结果“不能专对”，这样的知识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虽多，亦奚以为？”）正因为此，孔子才说：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3]（《论语·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3]（《论语·里仁》）。因此，孔子“知”论的标准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行”。 与注重人的感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孔子特别注意人的感性认识，在《论语》的首篇，孔子便提出“学而时习之”[3]（《论语·学而》）要求人们“多闻”、“多见”，也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3]（《论语·为政》）学习和做事都应多听多看，如此就可减少怨尤和遗憾。又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3]（《论语·述而》） 孔子注重感性的社会实践和人的感性认识，但并不排斥人的理性思维在其“知”论中的作用。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所谓“思”就是主体的一种理性认知能力。《学而》篇载子贡问孔子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颖达《论语正义》曰：“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6](P12)意谓修身为学就如同对待兽骨、象牙、玉石一样切磋琢磨，学而不已。在这里，子贡以此知彼，以往推来，充分发挥了理性思维的作用，因此孔子感慨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在《里仁》篇中，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在《述而》篇中，他又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与此紧密相联，孔子提出“闻一以知十”、“下学而上达”的认识方法，并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些讲的都是理性思维在其“知”论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孔子“知”论的现代价值之一就在于他立足于人的感性的社会实践，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 二、孔子“知”论是“知天命”与“尽人事”的统一，其对主体意识的弘扬是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 我们认为，“天命”是孔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就“天命”的内涵而言，冯友兰先生认为，“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是传统的人格神在孔子思想中的保存。唐君毅则提出，至春秋时期，“天”已经逐渐失去其宗教色彩，成为一种具普遍性的道德之“天”，因而，“天命”即是一种普遍而恒久的道德律令。事实上，孔子在谈及“天”时，其内在意蕴并不是完全统一的。《雍也》篇有“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子罕》篇有“吾谁欺？欺天乎！”《先进》篇有“天丧予！天丧予！”等，这里的“天”基本上是具有人格意义的“上帝”。在《阳货》篇中，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的“天”则是自然之天，而没有了“上帝”的意蕴。综合起来看，孔子所说的“天”实际上是有意志的“上帝”之天与自然之天的统一，上帝与自然在孔子思想中并不是各自独立、彼此分离的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二而一、一而二、二位一体的存在物。我们认为，孔子哲学的这一致思倾向所反映出来的是古代哲学发展进程中所特有的物质与精神的互渗现象。 与“天”相连而使用的“天命”范畴是孔子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其认知思想的重要目标。其基本义蕴是指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性，它与后来二程兄弟“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和朱熹所说的“太极”，含义大致相同，而不像今人所理解的宗教迷信意义上的“天命”。有的学者认为，孔子一方面讲“天命”，另一方面又讲“仁”，前者是天命决定论，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后者则是强调人为，主张实行“仁”以恢复“礼”，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孔子一方面讲“知天命”，另一方面又讲“尽人事”，其“知”论所凸显出的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紧密统一的致思倾向。就主观能动性而言，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3]（《论语·述而》）“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3]（《论语·颜渊》）“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3]（《论语·里仁》）后来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讲“尽心”，讲“求仁莫近焉”，说的也是这一意思。因此，只要你有心弘扬其主体意识，致力于仁，就能做到仁。对此，孔子还作了一个巧妙的譬喻：“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唐棣树上的花啊，翩翩地摇摆，难道是我不思念你吗？只是因为家住得太远了。孔子不同意古诗的感慨，说道：“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3]（《论语·子罕》）所以，能否达到仁就完全是个人主观的事情。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又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3]（《论语·卫灵公》） 但是，在孔子知论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以尊重客观规律性为前提的。孔子在高扬人的主体意识的同时，从未超越客观规律性的限约。尽管他也曾经说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话，但这里更多地强调的是人的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至于事物的客观必然性，则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据《雍也》篇载，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意谓死是一种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客观必然性。因此，在孔子“知”论中，其知天命（道）往往从认识人道开始，其人道不违天道，尽人事，也就是行天道（命）了。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强调“知天命”与“尽人事”的统一，也是孔子“知”论思想的现代价值之一。 三、孔子“知”论坚持以“仁”为体，以“知”为用，彰显出一种仁知合一的道德理想主义境界 孔子“知”论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对“知”与“仁”的关系作出了哲学意义上的概括。《论语》中多次将“仁”与“知”并举，如《雍也》篇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里仁》篇云：“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显然，这是把具有“知”与“仁”两种不同境界的人放在一起作比。具有智德的人出于逐利之心而喜变动，他们以得到利益为乐，即使对于“仁德”也只是视其于己有利与否而加以利用。仁者与此不同，他们视仁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得到了仁，也就得到了安身立命的场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3]（《论语·里仁》）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论语·卫灵公》）《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宋儒朱熹在《四书集注》《孟子·尽心下》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因此，在孔子心目中，“仁境”是高于“智境”的，一个人若仅有智慧而无仁德，就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人。基于此，我们认为，在“仁”、“知”关系上孔子主张“仁”为体，“知”为用，“知”是达到仁的手段和路径，“知”以求“仁”是孔子人生的崇高目标。 对此，孔子进行了详尽的阐释。《阳货》篇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有向“仁”之心并不等于就能够得仁，因为，不“知仁”便不可能“达仁”，“知”是一种以“仁”为体的重要的认识方法、认识途径和认识境界。《颜渊》篇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仍不明白，于是又问子夏，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夏赞叹老师的话意蕴丰富，其原因就在于孔子将“爱人”之“仁”与“知人”之举的体用关系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出来。表面上看，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但子夏的解释让我们领悟到，既然人不仅是个体的人，更是群体的人，社会的人，那么“仁”的实现就不能“只为己”而“不为他”，只“修身养性”而不“推己及人”，所以“举直错诸枉”就能以“直”正“不直”，以“仁”正“不仁”，就能实行仁政，将仁爱之心普施于众，从而达到“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至仁之境。 与此相类，“知仁”不仅要“知人”，而且须知“礼”之真伪，所谓“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知义利之辨，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知忠恕之道，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中庸之德……等等。可以说，孔子的认知观既有一个根本性的纲，又有内蕴极为丰富的目，正所谓“纲举”才能“目张”，而“知目”才可以“致纲”。因此，对“仁”外化而成的种种行为规范的认识、理解和遵从，是实现“仁”的基本路径。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知”论立足于现实社会的感性实践，着意于理性精神的探求，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它强调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追求仁知合一的人生境界，因而对于今天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宋儒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记载了当时的一位无名氏颂扬孔子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乡毋庸讳言，这话无疑是过分夸大了孔子思想的作用，但孔子对主体意识的追寻和高扬，对人自身、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认知和实践反思，恰如理性的明灯照亮了人类历史的行程。这应当是孔子“知”论的根本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6]孔颖达.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