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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名称】中国哲学 【专题号】B5 【复印期号】2006年08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2006年2期第131～145页 【作者简介】何俊，1963年生，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中国计量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教授。 宋明儒学的历史谱系，由于受到"哲学"立场的规定，一直以来没有摆脱程朱、陆王的两系说，以及唯理、唯心、唯气的三系说①。邓广铭标示"宋学"的范畴，希望还宋代儒学以本来面目，惜未能全面展开②。按照梁启超的看法，"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③，但黄宗羲撰写学案，实极具以史昌学的性质④。只有《宋元学案》因为全祖望的续补，才彰显出了重建真实思想史的特征，但却长期被遮蔽⑤。《宋元学案》一百卷，学案九十一个，其中"梨洲原本所无而为谢山特立"的"全某补本"达三十三卷，学案三十二个⑥，约占全书三分之一。梁启超曾指出，全祖望续撰《宋元学案》"视梨洲盖难数倍"，并点出有"不定一尊"、"不轻下主观的批评"、"注意师友渊源及地方的派别"三个特色⑦。本稿以《宋元学案》全氏补本为中心⑧，试图考察全祖望对宋元儒学的重建及其呈现出的思想史观，同时反映清代浙东学术的变化，折射出清初学术⑨有别于宋学的特征。 一、突破道统与历史还原 关于黄宗羲的宋代儒学史观，全祖望有所说明： 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⑩ 显然，"自来儒林所未有"一语，已表明全祖望对黄宗羲的高度肯定，而且从《宋元学案》的整个格局与脉络看，全祖望的"补本"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全氏补本"达全书三分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也足以修正黄宗羲的史观。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卷九八《荆公新学略》、卷九九《苏氏蜀学略》和卷一○○《屏山鸣道集说略》这三卷补本。黄宗羲的儒学史观，虽然较前儒已甚为开放，但终究仍是"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未脱道统之窠臼。全祖望这三卷补本，却足以突破道统，还宋元儒学之真相。 新学与蜀学，全祖望没有立为"学案"，而称之为"学略"，也没有按照历史的时序补在北宋诸儒之间，《屏山鸣道集说略》也没有补在宋元之间，而是一并置于最后，甚至在《元祐党案》与《庆元党案》之后。显然，此三卷的地位在形式上是低一格的，《略》与《党案》形同《学案》的附录。王梓材认为，"谢山以其并为杂学，故列之学案之后，别谓之'学略'云"(11)。"不曰'案'而曰'略'，盖示外之之意云"(12)。所谓"杂学"，即如全祖望《荆公新学略》案语所讲，"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禅，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杂于禅"，《屏山鸣道集说略》案语所谓，"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异端"。只是宋儒杂于禅的很多，特别严重如"晦翁最贬之"者王，全祖望仍为之"补本"立《震泽学案》(卷二九)，为什么偏将此三者置于此地呢？(13)应该能够判定，"杂学"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就王安石而言，"略"取代"案"的真正原因应是长期以来的历史偏见。余逊为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所撰《跋》有一个很清楚的概述： 宋熙、丰间厉行新法以后，至元祐而废，绍圣复兴，执政者甲起乙仆，互为消长，门生故吏各党于所私，造为已甚之辞以相丑诋。传世之《涑水纪闻》、《邵氏闻见录》诸书，丛诟荆公，诬蔑已甚。《神宗实录》三易其稿，而最后撰定则为绍兴之本，主其事者范冲，又元祐党人范祖禹之子也。理学名儒，如龟山、考亭诸人，学宗伊洛，率贬斥新法。元人修《宋史》，以表彰道学为职志，据私书、实录以传荆公，挟正史之尊严，以谤书为定献。后之学者，习于所闻，语及荆公，辄同然一辞以相诋毁，鲜有能平其心以察之者。(14) 蔡上翔所撰《王荆公年谱考略》，立意表彰王安石，但由自序知其书成于嘉庆九年，距全祖望死已约五十年，而即使如此，由蔡序可知时至当时对王安石的偏见依旧。因此，全祖望在黄宗羲"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的《宋元学案》中能够补立专卷来反映王安石新学，实已属极开明的做法，不仅要有卓绝的史识，而且也要有巨大的勇气。必须意识到，康、乾时代朱学已属正统，全祖望极推重的师长李绂力主陆学，在当时尚有学术和社会政治的双重压力(15)，更何况要为王安石新学平反。 以"略"代"案"，形式上固然有"外之之意"，但恐亦不无权宜之虑，因为通览《荆公新学略》，全祖望对王安石及其新学并没有表现出"外之之意"，相反还努力说明其地位与影响，如在王安石传后的案语中，全祖望列数靖康以后朝臣对王安石及其新学的打压，但"上以辅臣之言谓前后毁誉虽不同，其文章终不可掩，但去王雱"。全祖望文集中有数篇文章为王安石辩诬，这些文章《荆公新学略》中已引数则，这里再引《荆公新学略》未引的一则。《重和五经字样板本题词》云： 荆公之《字说》，予尝得见之吴下，其中盖有卓然足以正前人之失者，未可尽指为穿凿。故当时虽以山谷之不相苟合，亦谓其妙处足以不朽，是非雷同之徒所能知也。(16) 王安石的著作中，最初只有《字说》被禁，批评也最多，而全祖望仍有这样高的评价，实足以表明全祖望对新学决无歧视的看法。 蜀学理应与新学有别，因为蜀党是列入元祐党籍的，前引全祖望有关王安石传的案语中也提到，淳熙四年在要求撤去王安石父子从祀的同时，曾"议升范、欧、马、苏"。对于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全祖望均有补本，分卷立案(卷三、四、六与七)，置于宋初三先生与北宋五子之间，唯独苏氏蜀学降为"略"。 从《苏氏蜀学略》轼、辙部分仅录《朱文公文集》卷七二《杂学辨》中朱熹对《苏氏易解》、《苏黄门老子解》的辩驳来看，全祖望对苏氏蜀学似有"外之之意"。但令人疑惑的是，全祖望所撰三苏生平，评价并不低。尤其是，对苏洵，并没有讲杂于佛，相反称誉他"晚而好《易》"；对轼、辙昆仲，除表彰其名迹外，对苏轼逃禅更是甚表理解，认为"小人挤排，不得安于朝廷，郁憏无聊之甚，转而逃入于禅，斯亦通人之蔽也"。窃以为，全祖望为苏氏蜀学作"补本"，以"略"代"案"，真正的原因与《荆公新学略》一样，也是迫于清初奉朱学为正统的环境压力而取的方便，因为朱熹毕竟曾严斥蜀学。 之所以作这样的推测，是因为全祖望作"补本"时，尽可能抬出濂、洛之统中人的话为依据。譬如卷三《高平学案》补本，引征朱熹的话；卷四《庐陵学案》补本，引征杨时的话；卷六、七《涑水学案》补本，引征程颐的话和朱熹确认的"六先生之目"。当然，需要说明，"晦翁最贬之"的王，全祖望为什么仍会为之补本立《震泽学案》(卷二九)呢？这恐与王属于程门学统有关。王梓材在《震泽学案》"序录"后案语中讲，"震泽以杨门而入程门，故次于程门诸子专《学案》之末"。王固然逃禅，但性质与新学、蜀学大不同，新学、蜀学远非王所可比肩，他们与濂、洛是各自为宗的。 至于《屏山鸣道集说略》以"略"附末尾，真正的原因既非"杂学"，也非清初的压力，而应该是历史正统观使然，全祖望"序录"首句云："关、洛陷于完颜，百年不闻学统，其亦可叹也！"便证明了这一点。李纯甫是金人，金与元不同。宋易为元，前后相续，这中间不存在历史的正统问题(17)，故元儒可立《学案》；金与宋并立，且先于宋而亡，宋与金之间便有一个历史的正统问题(18)，作为金儒的李纯甫等只能以"略"为"案"，且置于全书之末。虽然这样的做法与荆公新学、苏氏蜀学一样，都有贬意，但对于全祖望而言，能补立此卷已是难能可贵了(19)。 总之，全祖望《荆公新学略》、《苏氏蜀学略》、《屏山鸣道集说略》三卷补本，在体例上是颇费苦心的。如果说，黄宗羲"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已有所表现出对程朱道统的突破，那么此三卷补本，则足以表明全祖望的思想史观远较黄宗羲开阔，他基本上突破了道统的观念，在整个儒学的视野中还原历史的全貌。全祖望《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于高度肯定黄宗羲之余，尝指出黄宗羲学术上仍有两个根本问题： 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无我之学。其一，则文人之气未尽，不免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亦其病也。(20) 毫无疑问，既然有这样的深刻认识，那么花费巨大心力续撰《宋元学案》，全祖望应该会非常自觉地克服道统门户意识。尤为重要的是，全祖望分析出，党人习气实际上是学术主观性(非无我之学)的反映，这足以表明他对这个问题远非就事论事，而是已提高到学术基本立场与方法的高度加以看待，他的目的要重建客观的历史。这里尚需指出，全祖望固然已有这样的认识，但在实际的撰述中却仍不可免地表现出旧传统所难以完全摆脱的门户意识，这中间既有历史的限制，也有思想史本身的限制，因为平实而论，在思想史的论域中，客观性原则的贯彻比其他领域的历史重建要困难许多。全祖望当然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困难，所以他才"不轻下主观的批评。各家学术为时人及后人所批评者，广搜之以入'附录'，长短得失，令学者自读自断，著者绝少作评语以乱人耳目"(21)。而且，众所周知，全祖望非常推崇顾炎武舍经学无以为理学的思想，并将它进一步转述为"经学即理学"(22)，正表明他希望并力求以客观的经学考证来约束、控制甚而取代主观的理学论说。 这里需引申一个问题。按照章学诚的看法， 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23) 但是由前面的分析，似乎不难推出这样的判断：就全祖望思想史观中的客观性确立和主观性剔除而言，与其说他继承了黄宗羲的思想，毋宁说他更是继承了顾炎武的思想。全祖望曾非常用心地为黄、顾分撰碑铭(24)，若仔细勘比两者，可以发现：黄碑虽以学术为脉络，但笔墨更在其名迹；而顾碑虽也叙述名迹，但细梳总撮学术于前，从学术史的角度予以高度肯定。若非对顾炎武学术有足够了解与推崇，全祖望显然是写不出，或不愿这样写的。梁启超论万斯同，称他在人格上受黄宗羲影响甚深，但学术思想上却表现出极大的独立与批判性(25)。这样的评定同样适用于全祖望(26)，而且可以进一步指出，在学术上，全祖望追步着顾炎武，并自觉地克服黄宗羲的毛病。这意味着两点：其一，就清代浙东学术而言，囿于地域论学是有局限性的，清代浙东学术决非是封闭展开的；其二，就清初学术而言，全祖望续撰《宋元学案》，虽然仍在宋学的话语系统内论学，但上述三卷"补本"表明，他力图在思想史的领域中确立起清代客观性学术的范式，与主观性严重的宋学相区别。 回到上述三卷"补本"，可以看到，由于全祖望这三卷补本，虽然濂洛之统以及综会之诸家仍为主线与主要内容，但完全独立于这一主线与内容，而且在宋学正统谱系中不为所容的新学、蜀学、金代儒学，以及他们的传承演变也得到了反映，从而勾勒出宋元儒学的整个历史画卷，在思想史的领域中极好地折射出王国维所论定的"国初之学大"的特征。 二、儒学源流的多元与丰富 "全氏补本"中大量的专案是给了那些被历史埋没了的人物，即如全祖望自己所说，"予续南雷《宋儒学案》，旁搜不遗余力，盖有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27)，极大地呈现了宋元儒学源流的多元与丰富。兹循序分述于下。 1.濂洛未起以前(卷-至卷六) 此段全祖望补了四个学案：卷三《高平学案》、卷四《庐陵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其中，卷三、卷四待下节讨论，这里只讨论卷五与卷六。 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序录： 安定、泰山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亦讲学海上，其所得虽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见大体矣。是固安定、泰山之流亚也。宋人溯导源之功，独不及四先生，似有阙焉。或曰：陈烈亦尝师安定，未知所据。 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序录：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皆序录者所不当遗。 全祖望在卷一《安定学案》序录中开宗明义地讲，"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再加上泰山孙复弟子石介，便构成了开伊洛之先的"宋初三先生"的历史谱系。全祖望清楚地点出，这个谱系是经过程、朱确认的。下逮黄宗羲，仍未对这一谱系提出强有力的挑战(28)。全祖望表面上似乎也没有正面做出挑战，而且仍沿用程、朱的说法来修定卷一《安定学案》、卷二《泰山学案》，但这只不过是他对前人与时代的一种尊重，以及续撰的体例限制，因为从他专立卷五、卷六两个学案补本，以及所撰序录，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实际上已不认同这样的谱系，他想用史实本身来说明，开伊洛之先的远不止"宋初三先生"。佐藤仁曾精辟地指出，全祖望的这些补本"都证明代表宋代思想界的濂洛关闽学，并不是从完全的不毛之地唐突地冒出来的。它的产生是有众多的先驱者铺垫了基石的"。通过对明州五先生的进一步考察，佐藤仁指出，从中唐萌生的中国社会由中世向近世的转变，到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趋，它反映在文化教育方面，而且并不局限于一个地区(29)。 此外，据佐藤仁考证，全祖望关于明州五先生的撰述，是以宋代同籍王应麟所撰著述的内容为主要依据写成的。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即全祖望与王应麟在学术上的关系。全祖望引用王应麟的著述当然并不说明什么，因为全祖望续撰《宋元学案》，搜集利用了大量前人所撰史书和地方志，如他补定的卷六六《南湖学案》，即是在明代临海学者金贲亨所撰《台学源流》以及《台州府志》等基础上写成的。这里我所关心的是李绂赞许全祖望"为深宁、东发以后一人"所反映出的问题。全祖望在《寄怀穆堂阁学》之三中有"冉冉蹉跎老，王黄绪莫寻"的诗句，且自注"先生谬许予为深宁、东发以后一人"云云(30)，可知全祖望是非常欣赏这个赞许，也是以此自期的。而别有意味的是，这样的赞许为什么没有用在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黄宗羲身上？事实上全祖望曾指出，黄宗羲"建续抄堂于南雷，思承东发之绪"(31)，在学术思想上是追步黄震的。这表明，在学术继承上，全祖望是意识到自己与黄宗羲之间的区别的。黄震与王应麟同为晚宋认同朱学的学者，并且都力求在学术思想的论述上引入客观性，克制主观性，但比较而言，黄震仍非常清楚地彰显着他的思想立场，而王应麟则基本上使自己的思想立场摆脱了思想的直接表白，而代之以客观性很强的经史考证。对于清代学者而言，他们认同的是王应麟，而不是黄震(32)。梁启超评定黄宗羲，"总之梨洲纯是一位过渡人物，他有清代学者的精神，却不脱明代学者的面目"(33)，实际上正可以从黄宗羲传承黄震、全祖望兼传王应麟的不同学术谱系上得到印证，这种不同既反映了浙东学术的转变，也折射出清初学术对宋学某些特征的摆脱。 2.濂洛时代(卷七至一九) 此段全祖望补了两个学案：卷七、八《涑水学案》和卷一九《范吕诸儒学案》。 《涑水学案》序录： 小程子谓"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渊源录》中遂祧之。今本补入康节，非朱子原本也。草庐因是敢谓涑水尚在不着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 此案补在关于邵雍的《百源学案》前。黄宗羲原本中有《百源学案》而无《涑水学案》，据序录所谓"《伊洛渊源录》中遂祧之"，以及夹注"今本(指《伊洛渊源录》)补入康节，非朱子原本也"，可知黄氏原本完全是依据着《伊洛渊源录》而做出的取舍。全祖望作此补本，并指出吴澄之妄，正反映出他的思想史观能跳出朱熹的窠臼。 《范吕诸儒学案》序录： 庆历之后，尚有诸魁儒焉，于学统或未豫，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者：范蜀公、吕申公、韩持国一辈也；吕汲公、王彦霖又一辈也；丰相之、李君行又一辈也。尚论者其敢忽诸？ 此案虽补在濂洛关学之后，但指出这批学者属于濂洛时代，他们虽"于学统或未豫，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讲历史是不可忽视他们的(34)。 比较这两个学案补本，不难看出，《涑水学案》还有程、朱的话可以借助，《范吕诸儒学案》则完全出自全祖望的独到见解。通过这两个增补的学案，以及前文已述的《荆公新学略》、《苏氏蜀学略》，濂洛时代的儒学全貌在《宋元学案》中始得完整的呈现。虽然在这中间，全祖望依然划分出了主次，但应该意识到，这是他续补《宋元学案》的体例本身的局限所致，同时也是清初朱学正统的环境使然，就全祖望的思想史观而言，通过他的补本，显然已达到了他力所能及的极致。 3.濂洛以后、晦翁以前的时代(卷二○至四七) 濂洛时代与晦翁时代分别是宋代儒学的两个高峰时期，处于其间的正是各脉的流传、演变。由于此段情况复杂，故先将黄宗羲原本与全祖望补本列表于下，再略加讨论。 黄氏原本/共17个内容全氏补本/共11个内容 卷二三《荥阳学案》程学卷二○《元城学案》司马后学 卷二四《上蔡学案》程学卷二一《华阳学案》司马后学 卷二五《龟山学案》程学卷二二《景迂学案》司马/邵雍 卷二六《廌山学案》程学卷二八《兼山学案》程学 卷二七《和靖学案》程学卷二九《震泽学案》程学 卷三○《刘李诸儒学案》程学卷三五《陈邹诸儒学案》程/司马/邵雍 卷三一《吕范诸儒学案》关学卷三七《汉上学案》程学 卷三二《周许诸儒学案》程/关学卷三八《默堂学案》程学 卷三三《王张诸儒学案》邵雍后学卷四四《赵张诸儒学案》吾道疏附 卷三四《武夷学案》程学卷四五《范许诸儒学案》独学崛起 卷三六《紫微学案》程学卷四六《玉山学案》程学 卷三九《豫章学案》程学 卷四○《横浦学案》程学 卷四一《衡麓学案》程/湖湘学 卷四二《五峰学案》湖湘学 卷四三《刘胡诸儒学案》程学 卷四七《艾轩学案》程学 (注：黄氏原本下划线者属于全氏补定。) 由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黄氏原本除了卷三一、三二记述了关学，卷三三记述了邵雍后学外，其余都是洛学，所有学案都是接着濂、洛时代的学案来展开的。全氏补本则有四种情况：(1)司马光学派的传播，(2)程学的传播，(3)独学崛起者，(4)吾道疏附者。其中，吾道疏附者待下节讨论。这里看其余三种情况。 (1)司马光学派的传播。共有三个专案。全祖望在濂、洛时代既已增补《涑水学案》，因此这里增补涑水后学是很自然的，正如表中所示的黄氏原本是接着濂、洛时代的学案来展开一样。至于兼传司马、程、邵雍的卷三五《陈邹诸儒学案》，则表明他尊重学术传递中的复杂性。 (2)程学的传播。共有五个专案。全祖望增补这些学案，各有针对与目的。卷二八《兼山学案》叙录程门弟子郭忠孝及其流传。郭氏属于有点背叛程门的人，《伊川先生年谱》大观元年九月条引尹和靖语，"忠孝自党争起，不与先生往来，及卒，亦不致奠"(35)。全祖望在序录中对"和靖所记党锢后事"表示怀疑，同时指出郭氏父子品格高洁，其学术传递绵绵不断，所以补为专案。 卷二九《震泽学案》叙述王思想学统。全祖望在序录中说明，朱熹对王最贬斥，而王阳明又最称赞，他增补此案旨在追溯陆九渊的思想谱系，指出陆、王心学为洛学所固有，维护心学的正统性。 卷三七《汉上学案》记录朱震学术。朱震以易学为主，"世之传其学者稍寡"，但朱震对于"洛学见用于中兴"是有功的。同时也因为朱震出自谢良佐一系，宋室南渡后，论学归于杨时，全祖望增补此案，也是为了呈现儒学传播的丰富性。 卷三八《默堂学案》记述陈渊学术。陈渊虽是杨时学生与爱婿，但杨时之后，因朱熹而光其师，故重在罗从彦道南正统。全祖望增补此卷，目的正与上卷相似。 卷四六《玉山学案》记述汪应辰思想。汪氏师事张九成、吕本中，张、吕本人学已佞佛，更非南宋儒学之正统，而全祖望增补此案，意在呈现南宋洛学诸脉的流变。 尤需指出的是，在上表所示黄宗羲原本17个学案中，除了上蔡(谢良佐)、龟山(杨时)、廌山(游酢)、和靖(尹焞)、武夷(胡安国)、豫章(罗从彦)、横浦(张九成)、艾轩(林光朝)八个学案外，其余九个学案都是全祖望"补定"的。据王梓材《校刊宋元学案条例》，"补定"与"修定"大不同，"补定兼著其特立"，性质上是与"补本"极相近的。换言之，对于程门主流以外的宋代儒学两高峰间的各种流变，主要是靠全祖望的工作才得到了全面而清楚的梳理，从而尽显两宋儒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3)独学崛起者。在上述(1)(2)两种情况中，全祖望的梳理虽然已极大地突破了伊洛以降的主流思想脉络，全面地呈现两宋儒学的演变，但依据的仍是濂洛时代已奠定基础的各派思想。卷四五《范许诸儒学案》则完全别开生面，其序录云： 伊洛既出，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婺中，独为崛起。其言无不与伊洛合，晦翁取之。又有襄陵许吏部，得中原之文献，别为一家。萧三顾则尝学于伊洛，而不肯卒业，自以其所学孤行，亦狷者邪？ 此卷学案的增补，不仅重构两宋儒学，而且更为重要与难得的是，全祖望基本否定了正统谱系对儒学的垄断性。比较黄宗羲两部学案，体例上一个最显见的区别是《宋元学案》比《明儒学案》多了各案前的师承表。全祖望论学，对于学统师承也非常重视。但卷四五的增补，以及"独为崛起"的标示，说明全祖望更重视历史本身的重建，而不泥囿于谱系化的学统。他在该学案的《范浚传》中讲："要之是时(两宋之际)学者……皆承伊洛之风而出者，虽不在见知闻知之列，而同车合辙，可谓豪杰之士也。"这里的重点是在"虽不在见知闻知之列，而同车合辙"，至于所谓"皆承伊洛之风而出"，由前文所引佐藤仁的讨论，其实应理解为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的整个转型所趋。视伊洛为代表尚可，以其遮蔽整个时代则大不可。宋代儒学自朱学正统化以后，这种遮蔽日益严重，门户意识也因此而生。全祖望重构历史的工作无疑是在消除这种遮蔽与意识，清代学术在思想史上的诉求由此完全可以体会。 4.朱熹时代 此段黄宗羲原本包罗最广，自朱熹以下，张栻、吕祖谦、陈傅良、薛季宣、叶适、陈亮、陆氏三兄弟，皆已立学案。全祖望补本仅三个，但意义仍不小。 卷五九《清江学案》序录： 朱、张、吕三先生讲学时，最同调者清江刘氏兄弟也，敦笃和平，其生徒亦遍东南。近有妄以子澄为朱门弟子者，谬矣。 卷六○《说斋学案》序录： 永嘉诸先生讲学时，最同调者说斋唐氏也，而不甚与永嘉相往复，不可解也。或谓永嘉之学，说斋实倡之，则恐未然。 卷六一《徐陈诸儒学案》序录： 三陆先生讲学时，最同调者平阳徐先生子宜、青田陈先生叔向也。陆氏之谱竟引平阳为弟子，则又谬矣。 显然，全祖望是为朱熹时代那些非主流、甚至针锋相对而被埋没的学者补立学案。兹举唐仲友为例，以窥全祖望的思想史观。 乾、淳之际，婺州是南宋学术的中心地区，婺学也相当兴盛，吕祖谦、唐仲友、陈亮是代表人物。此三人中，吕、陈皆当时并后世有称，唯唐仲友被埋没。全祖望《唐说斋文钞序》云： 唐台州说斋以经术史学负重名于乾淳间。自为朱子所纠，互相奏论，其力卒不胜朱子，而遂为世所訾。(36) 又讲： 予少时未见说斋之文，但从深宁《困学纪闻》得其所引之言，皆有关于经世之学。深宁私淑于朱子者也，而津津如此，则已见昔人之有同心。说斋著书，自《六经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今皆求之不可得。近于《永乐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诗若干首，钞而编之，以备南宋一家之言，因为论其人之本末……要之，说斋之被纠，所当存而不论，而其言有可采者，即令朱子复起，或亦以予言为然也。(37) 全祖望补本的性质就是要重建真实的思想史，至此实甚了然。 5.后朱熹时代 从朱熹门人至元朝都纳入这一时代。此段全祖望共增补了七个学案，其宗旨与上文所示一贯，都是为了重现真实的儒学发展史。如卷七二《二江诸儒学案》是补充后朱熹时代儒学在蜀地的传播，从而展示了儒学在南宋各地区的发展；卷七八《张祝诸儒学案》是记录邵雍之学在晚宋的流变，揭示出儒学发展的复杂性；卷七九《邱刘诸儒学案》则梳理了自淳熙至嘉定，不入乾淳诸先生之学派中的各位学者的思想，客观地彰显了儒学发展中的多元性；卷八四《存斋晦静息庵学案》记录晚宋陆学的强盛，反映朱学正统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卷九四《师山学案》补充调和朱陆的情况；卷九五《萧同诸儒学案》梳理元代儒学。 除了上述各学案外，增补的卷八八《巽斋学案》别有指意，其序录云： 巽斋之宗晦翁，不知所自。考之沧洲弟子，庐陵有欧阳谦之，实尝从游。巽斋其后人邪？其遗书宗旨，不可考见。然巽斋之门有文山，径畈之门有叠山，可以见宋儒讲学之无负于国矣！ 细玩其辞，欧阳守道(巽斋)的学术思想显然不是关键，增补此一学案的根本是在于"巽斋之门有文山"。阅此学案，亦知文山生平思想的记录是此卷重点。因此可知，增补此卷，根本目的是全祖望要强调"巽斋之门有文山(文天祥)，径畈之门有叠山(谢枋得)，可以见宋儒讲学之无负于国矣！"徐霖(径畈)与谢枋得已收入上述补本卷八四中，其中谢枋得亦占较大篇幅。此处全祖望并举分属朱学、陆学的文山、叠山，强调宋儒讲学无负于国，显然是为了纠正宋代儒学清谈误国的看法。应该说，全祖望的这个思想与顾炎武是有所不同的(38)。前文已述，全祖望对顾炎武学术思想高度认同。全祖望纠正黄宗羲的地方很多，纠正顾炎武的很少，这里的思想异同颇能反映出全祖望论学的独立性。换言之，在全祖望这里，浙东学术既开放，又富有批判性，从而保持了自己的论学精神。正因为有此精神，故他的思想史观既能跳出道统史观的束缚，在思想史的领域呈现"国初之学大"的特征，又能致力于思想史复杂与丰富性的细微梳理，在思想史的领域透露出已然到来的"乾嘉之学精"的特征。 三、思想史的视野 最后讨论全氏补本中的卷三《高平学案》、卷四《庐陵学案》、卷四四《赵张诸儒学案》、卷九六《元祐党案》、卷九七《庆元党案》。 这五卷补本，虽内容、体例上有别，三卷为《学案》、两卷为《党案》，但性质应该说是相似的，全祖望增补此五卷，都是为了反映宋代儒学建构过程中思想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宋元学案》濂洛以前诸卷，如前所述，旨在揭示宋代儒学运动"学统四起"的状况，其中黄宗羲原本仍是按照朱熹所强调的宋初三先生而定，全祖望增补《古灵四先生学案》与《士刘诸儒学案》，恢复了宋代儒学源起的多元性。只是黄氏原本加上全氏补本，都仍重在呈现儒学自身的兴起。然而在全祖望看来，宋代儒学的崛起，并不是仅靠了自身的力量，而是凭借着各种外在力量的推动与培植。 卷三《高平学案》序录云："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引朱熹的话，自然是表示增补此案有根据，但全祖望更着意指出，"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说明儒学发展得益于外力的推动。 卷四《庐陵学案》序录云："杨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国千余年，只韩、欧二公立得定耳！'说者谓其'因文见道'。夫见道之文，非圣人之徒亦不能也。"这表面上是在为欧阳修的文人形象辩护，实际上是肯定了"文"与"道"的相辅相成关系。 尤需指出的是，在影响儒学崛起与成长的环境各要素中，全祖望非常看重民间与朝廷的相互配合、思想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庆历五先生书院记》曰： 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39)，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40) 除了在朝诸贤"左提右挈"，这里全祖望还具体提到"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标示出了教育作为儒学运动的载体的历史作用。毫无疑问，全祖望增补此二案，一方面是表彰先贤，另一方面是在开阔的视野中重现历史。 卷四四《赵张诸儒学案》的增补，则是反映南渡以后儒学重建过程中的政治与学术关系。其序录讲得很清楚："中兴二相，丰国赵公尝从邵子文游，魏国张公尝从谯天授游。丰公所得浅而魏公则惑于禅宗，然伊洛之学从此得昌。"(41) 如果说上述三学案是通过具体人物来反映宋代儒学建构中的儒学与环境，尤其是儒学与政治的关系，那么卷九六《元祐党案》、卷九七《庆元党案》则是集中地通过两个重要历史事件来综述两宋儒学运动与政治的关系。 卷九六、九七《元祐庆元党案》序录： 元祐之学，二蔡、二惇禁之。中兴，而丰国赵公驰之。和议起，秦桧又禁之。绍兴之末又驰之。郑丙、陈贾忌晦翁，又启之。而一变为庆元之锢籍矣。此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嘉定而后，阳崇之而阴摧之，而儒术亦渐衰矣。其事迹已散见诸公传，又放大事表之意。述《元祐庆元党案》。大略用《道命录》为底本。以至晚宋，如周密之徒，凡诋詈诸儒者皆附之。 其中，《元祐党案》中又附有"绍兴学禁"，《庆元党案》附"晚宋诋詈诸儒者"，从而使两宋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得以全景式展现。 全祖望此五卷的增补，充分表明了他的思想史观已完全突破狭隘的"思想"或"学术"，而是将学术思想的理解、阐释置于更宽广、更深远的历史视野中展开。这里的历史视野并不是漫无际涯、没有轻重的，而是围绕着学术思想本身来拓展延伸的，即如上述，全祖望看到了古文运动的意义、学校师道的作用，特别是政治的影响力。平实而论，全祖望这样的思想史视野，仅就方法论而言，即在今日也不得不令人折服。因为在基本的层次上看，这样的视野可以有助于儒学源流的梳理和兴衰的理解，而在深一层的认识看，它实质上标示了儒学的根本性格，即儒学的世俗性。这种世俗性既使儒学将自己的终极关怀投注于民生与政治，也同样深刻地受到民生与政治的影响、左右乃至支配。 如果下观后来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全祖望的这种思想史观仍呈现出学术研究范式上的意义。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属于新史学中学术思想史的开创性著作，全书共十六节，从"楔子"完了的正文起，便分上、中、下三节专述"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冯友兰晚年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立意超越自己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其中最自觉而显明的诉求之一便是欲置哲学于环境中加以阐释。余英时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更是一反几十年来以西方哲学诠释宋代儒学的格义法，要实现思想史研究范式上的"哥白尼回转"，将被抽离了的宋代儒学放回到宋代政治文化的历史语境重新理解。(42) 由全祖望的思想史视野，不免要追问，全祖望既对儒学的根本性格有如此的历史洞见，则他又是如何看待儒家思想与环境的关系呢？从上述五卷的讨论足能看出，全祖望无疑认为，儒学的展开是需要外部环境，尤其是良好政治的配合的，但是他似乎更坚定地认为，政治的配合决不是以政治的权力来干预，甚至支配儒学，否则便等于置儒学于死地。"朝廷之修官书，足以为害，不足以为益……盖天下之足以废弃一切者，莫有若官书也"(43)。全祖望彻底否定清初朱学重臣李光地，极大的原因恐亦在此。他在《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中讲： 榕村之学术，即其相业可以想见，倘谓其能推崇朱子，足接坠绪，则梼昧无知之言也已。榕村于明儒中稍立门户者，皆加力诋。(44) 由此亦能看到，浙东学术发展至全祖望，浙学重独立、批判的精神依然得到了贯彻。清初经过雍正高压之后，学术自由的空间已相当逼仄，朝廷力挺狭义上的程朱宋学，而全祖望对李光地的批判透露出了清初学术极珍贵的历史脉动与精神特征。(45) 四、结论 全祖望续补《宋元学案》，体例与基本架构虽然沿袭了黄宗羲的思想史观，但由于他特立增补的内容达三分之一，加之由他补定的内容又有三分之一，因此全祖望的工作极大程度上改变了《宋元学案》黄氏原本的面貌，同时也呈现出了全祖望很不同于黄宗羲的思想史观，从而决定了全氏补本不只是一般的著作续补，而是具有反映学术思想变迁性质的著作。 全祖望通过宋初学案的增补，还原了宋代儒学起源上的多元性；通过荆公新学、苏氏蜀学、涑水学派、同时代范、吕诸儒，以及金代儒学的增补，突破了道统与正统的观念，恢复了宋元儒学史的真相；通过两宋之际诸学案的增补与补定，重构了儒学运动的区域性、丰富性与复杂性；通过重要政治人物，以及党案的特立，揭示了宋代儒学与其生存环境的互动，以及彰显出儒学的性格。全祖望的工作，不仅突破了朱学正统化以来的宋元儒学的基本确认，在时代所能允许的范围内最客观性地重构了历史本身，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他呈现了自己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历史的客观性原则、地方思想及其与主流意识的关系、学术思想及其与政治诸环境的互动等等，都成为学术思想史关注的基本问题。作为传统的学术样式，"学案体"有着自身的局限，长于文献摘编而拙于内容分析，但全祖望的思想史范式所彰显的问题关注，仍然使之既远胜于学术谱系的简单学统式排列，又不自囿于单纯学术思想的概念辨析，展现了学术思想史所涵盖的丰富空间，对今天仍有巨大启发。 由全祖望补本的具体讨论，能够看到他对学术思想史的重建虽然自觉地继承黄宗羲(上承黄震)的传统，但显然并不盲目和封闭，而是开放地择善是从，远追王应麟，近步顾炎武，透露出浙东学术演变中的重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性质，即如梁启超所言，"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46)，同时全祖望所代表的清初思想史观也折射出清初学术思想宏大及其转向中期精深的特征，亦即前引王国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的评定。 本论文属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宋学研究中心"研究项目成果之一。此稿原是2004年11月应小岛毅教授邀请访问日本东京大学等校的学术报告，题为《〈宋元学案〉全氏补本的性质及其思想史观》，报告期间曾得到近藤一成、市来津由彦等教授的指教。志此致谢。 注释： ①参见陈来《张岱年先生的学术贡献》之三，《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5期。 ②邓广铭：《略谈宋学》，《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俊按余英时在1975年发表的SomePreliminaryObservationsontheRiseofCh'ingConfucianIntellectualism一文中(载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NewSeriesXI.1/2[December1975],pp.105-144)辟有专节讨论宋学的概念，并据此而讨论新儒学的分期，但可能限于资讯而未引起注意。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④小岛毅曾通过比较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与李清馥的《闽中理学渊源考》，指出黄著的这一性质。参见小岛毅《中国近世にぉける礼の言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第181-182页。早坂俊广受小岛毅的启发，在《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一文中进一步分析了《宋元学案》，指出它是一本"表明话语之书"，而不只是"记述事实之书"，有以作者家乡为思想之最终代表的门户意识。我对黄、全二氏学案所呈现的思想史观的关注，最初源于他们的工作，但我以为全氏工作偏重于家乡，更主要的原因是受制于文献。梁启超认为全氏续补工作"视梨洲盖难数倍"，原因即在于文献收集的困难。 ⑤关于《宋元学案》的思想分析，仍以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之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十七章最为详尽，但所论完全将黄、全视为一体，没有区分明两人的区别，因此全祖望续补工作的性质及其思想史上的意义几被遮蔽。 ⑥王梓材：《校刊宋元学案条例》。关于《宋元学案》成书过程，详见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考略》(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三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吴光《黄宗羲遗著考[三]宋元学案补考》(收入《黄宗羲全集》第六册)。俊按三十三卷补本中，《涑水学案》分上、下两卷，故学案三十二个，《遗著考》疏忽为三十三个。 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99页。 ⑧据王梓材《条例》，"梨洲原本，谢山分其卷第而特为立案者"，即"黄某原本，全氏补定"，也是反映全祖望思想史观的重要部分。本稿讨论虽以"全氏补本"为中心，但间亦论及"全氏补定"。关于全祖望与《宋元学案》，尤其是全祖望所撰《序录》，王永健作有较全面的介绍，参见他写的《全祖望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354页。 ⑨全祖望生于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卒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5年)，论年代已介于惠栋(公元1697-1758年)与戴震(公元1723-1777年)之间，可以算是清代前中期的人物。按王国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观堂集林》卷二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商务40年长沙石刻本)的清代学术分期与评定，以及全祖望的思想史关怀在乾嘉时期已非学界主流，故我将全祖望归入"国初"的范畴，视他为清代学术思想由"大"转"精"而偏重于前者的人物。 ⑩《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下文略称《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11)《宋元学案》卷九八《荆公新学略》案语。 (12)《宋元学案》卷一○○《屏山鸣道集说略》案语。 (13)王永健认为"(王梓材)此说尚可商榷"，并加以辨析，这是对的。但他认为全祖望这样的处理是因为三者"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性，非传统学案所能范围"(见王永健《全祖望评传》，第346-353页)，却值得质疑。这个"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因为仅就三者的思想形式，传统学案未尝不能范围。 (14)《王安石年谱三种》，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42页。 (15)见HuangChin-shing,Philosophy,philologyandpoliticsineighteenth-centuryChina:LiFuandtheLu-WangSchoolundertheCh'ing,pp.169-172.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 (16)《集注》中册，第1185页。 (17)全祖望论史，并不抱狭隘的大汉民族观念。参见杨启樵《论全谢山史学的精髓》，收入方祖猷、滕复主编《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1-401页。 (18)关于宋、辽、金、元的正统问题，《明史·文苑·杨维桢传》云："会修辽、金、宋三史成，维桢著《正统辨》千言，总裁官欧阳元功读且叹曰：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杨氏认为，"论正统之说，出于天命人心之公，必以《春秋》为宗，不得以割据僭伪当之。论元之大一统，在平宋之后，故元统乃当承宋。又以道统立论，道统为治统所系，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所引以及关于此问题的详细讨论，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54、49-65页。 (19)关于金代儒学，参见田浩(HoytC.Tillman)《金代的儒教--道学在北部中国的足迹》，《中国哲学》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HoytC.Tillman,"ConfucianismundertheChinandtheImpactofSungConfucianTaohsueh",InChinaunderJurchenRule,ed.HoytC.Tillman&StephenH.West,pp.71-114.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5。 (20)《集注》中册，第1695-1696页。关于黄的党人门户意识，梁启超后来也指出，并认为浙东学术自万斯同起，论学已力脱门户意识，他引四库馆臣的意见，指出万斯同所撰《儒林宗派》在《明儒学案》以后，已表现出对黄宗羲学术思想史观"不甚以为然了"。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94页。 (2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99页。 (22)《亭林先生神道表》，《集注》上册，第227页。余英时指出，顾炎武"原文辞气远较全氏转述之语为和缓"，参见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经学与理学》，《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3-204页。 (23)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浙东学术》，中华书局1994年版。章氏两浙学术并峙的谱系，实有为自己张目挑战戴震的心理需要，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2-72页。 (24)《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亭林先生神道表》，《集注》上册，第212-225、226-232页。 (25)参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95页。 (26)梁启超也指出全祖望人格得力于王学，学术超出王学。同上，第199页。事实上，全祖望主张人品与学术分而论之，如《读林简肃公周易集解》关于林栗学术与人品的分析，《集注》中册，第1264-1265页。 (27)《蕺山相韩旧塾记》，《集注》上册，第580页。 (28)这个谱系至今左右着当代学者对宋代儒学的认识，如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5页、陈来的《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0页。即便是极力破斥程朱道统的漆侠，在他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虽然彰显了王安石新学，但在宋初儒学的认识上，仍囿于旧谱系，参见第218-258页。限于所见，只有陈植锷对此谱系提出质疑，但似未引起注意，参见陈著《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208页。 (29)《全祖望撰〈庆历五先生书院记〉考》，收入方祖猷、滕复主编《论浙东学术》，第11-21页。 (30)《集注》下册，第2253页。 (31)《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集注》上册，第215页。如果比较黄宗羲原本与黄震《黄氏日抄》相关卷次，可以看出两者间的继承与推进关系。《黄氏日抄》区分《读本朝诸儒理学书》、《读本朝诸儒书》、《读文集》三个层次，黄震认同朱学，但不简单否定陆学与永嘉学，而只是将有关陆九渊的札记归入《读本朝诸儒书》，有关叶适的札记则归入《读文集》中。黄宗羲"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加之他的王阳明心学立场，对陆学、浙学作了肯定，但在谱系上仍基本遵循了《日抄》。关于《日抄》这方面的讨论，参见拙稿《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379页。 (32)参见拙稿《南宋儒学建构》中关于黄震、王应麟的讨论，第374-385页。 (3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45页。 (34)《黄宗羲全集》收录的《宋元学案》分成四册，其中首册截止在卷一七、一八《横渠学案》，而将卷一九《范·吕诸儒学案》划入下一册中，实没有体会到全祖望的思想。其余诸册也多少有类似问题。分册或因字数而定，未虑及内容。 (35)《二程集》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5页。 (36)唐仲友为吕祖谦不喜、与陈亮交恶，更为朱熹所纠，以及官司等各种因素集合在一起而被迫杜门著书以老，参见周学武《说斋学述》，台湾学海出版社1980年版。 (37)《集注》中册，第1190-1191页。 (38)清谈孔孟而误国的指责，是清初学者比较共同的看法，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5-97页。 (39)据王梓材《高平学案序录》案，范仲淹发源于睢阳隐者戚正，故在《高平学案》中补述其事迹于范仲淹前，见卷三。 (40)《集注》中册，第1037页。 (41)关于两宋之际政治与儒学的互动，以及赵鼎、张浚对南宋儒学运动的影响，参见拙稿《南宋儒学建构》，第2-14页。 (42)《朱熹的历史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出版2003年版，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余英时的新著甫出，其研究范式即引起学界的极大反响，书评除了黄进兴的，仅我所见，即有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10期)，刘述先《书评》(《九州学林》2003年冬季号)，杨儒宾《如果再回转一次"哥白尼回转"》(《当代》195期，2003年)，葛兆光《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史之间》(《当代》198期，2004年)，杨儒宾的再答文《我们需要更多典范的转移》(同上)，以及包弼德(peterK.Bol)和田浩(HoytC.Tillman)发表在《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上的书评。余英时对刘述先与杨儒宾的文章也分别作有回应：《"抽离"、"回转"与"内圣外王"》(《九州学林》2004年春季号)，《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当代》197期，2004年)。此外，中国哲学史学界近来提出的"重写"中国哲学史的讨论，也正是对长期以来将中国哲学抽离于历史环境，并将之比附于西方哲学的叙述范式的反省。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5期所摘要的相关讨论。 (43)《与谢石林御史论古本大学帖子》，《集注》中册，第1611页。 (44)《集注》中册，第1697页。 (45)梁启超尝以汉宋之争为线加以描述，参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12-117页。 (46)《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