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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1200)是南宋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先秦以来儒学系统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继孔子、孟子、荀子之后影响较大的一位文化巨匠。本文就朱熹继承和发展儒学以及儒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谈点看法。 一、朱熹儒学的新贡献 （一）孔子儒学的贡献 孔子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开创人，而且开创了战国重知识、重人才的繁荣时代，他在文化史上的伟大贡献难以估量。孔子儒学的贡献是创立了以“仁、义、礼”为核心的儒家学派。 “仁”，是儒家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孔子思想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①仁，包括很多品德，即仁义、孝悌、忠恕、中庸等等。它几乎是人间一切美德的总和，要求人们行仁政，施德行。 “义”是宜，正义、合适，是原则性。人的一切行为都要以义为最高的准则，他必须重“义”轻“利”，做到“义然后取”而不要“忘义”。义比利重要，义比仁重要，义甚至比一切乃至生命都重要。孔孟鼓励人们要见义勇为，必要时要舍身取义，杀身成仁。 “礼”，本意是敬神，引申为表示敬意或表隆重而举行的仪式，如婚礼、葬礼。孔子说的礼是泛指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即礼节仪式。在孔子看来，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破坏了礼就是大逆不道。礼确实是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政治关系、伦理关系等社会关系的准则，又是维系社会有秩序的根本大法。孔子认为，国家的建立并不是为了统治者的享乐，而是为了人民的普遍幸福，君子的尊贵也就在于他能让人民幸福起来，同时他自己也就在天下太平中与民同乐。为了保证人民能够走向幸福之路，孔子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②对人民的生产和财产要善加保护和爱护。 （二）朱熹儒学的新贡献 朱熹对儒学的新贡献，笔者认为有三点： 一是倡办文化教育，重建书院学规。朱熹像孔子一样一生热心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他倡办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传播儒家的道德文化，宏扬民族文化传统，推进学术的发展，他一生创办了同安县学、武夷精舍、考亭书院，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且亲自制定了学规，编撰了“小学”和“大学”的教材。朱熹订立的五条学规，主要是按照儒学的礼教体系教导要求学生。这些学规总结孔孟以来儒家的礼教体系，体现了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际关系准则，成为后来各书院订立学规的标准。 二是集理学之大成，是理学的最高代表。理学是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它是以儒家政治伦理哲学为中心，又吸取了佛、道哲学中一些思辩成果和利用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建立起来的。朱熹的理学深化和完善了理本体论思想，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在朱熹看来，“理”实际上就是忠、仁、孝、义、礼、智等道德伦理的共性，他把这伦理道德上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他承认事物的矛盾对立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朱熹对义理的阐释有其唯物的、合理的部分，这些对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如明代的王廷相、王夫之都有过积极的启导作用。 三是一代孔孟传人，影响几百年的“太师”。朱熹一生的建树，是建立了一个博大精深而又庞杂的，以“理”为核心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人们公认朱熹是孔、孟之后最大的一位儒学代表。他死后不久南宋理宗皇帝追封朱熹为“太师”、“徽国公”，下诏将朱熹的牌位供奉于孔庙，让朱熹同孔子一样同享后人的祭祀。他的学说历经元、明、清，各代王朝都定为修身、齐家、治国的指导思想，他的《四书集注》和其他经学注释被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他的言论几乎成了判断一切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学问家，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览经书，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他在训诂、考证、注释古籍、整理文献资料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朱熹不愧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 二、现代新儒学的贡献 现代新儒学的杰出代表梁漱溟，其对新儒学的贡献笔者认为也有三点： 一是梁漱溟作为一位哲学家，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新儒家思想体系。他是在对传统儒学思想“不合时宜”的批判、对儒学思想与近代科学和民主精神不能相融的批判、对国民劣根性批判以后，才肯定儒学存在的价值，才使儒学获得新生，获得国内外承认的。国内有胡耀邦、周谷城、费孝通、张岱年、贾亦斌、千家驹、徐志摩等，国外的有美国的历史学教授艾恺，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等，都称赞梁漱溟是中国最后一个了不起的“新儒家”。 二是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得出“中国特色”的结论。梁漱溟一生研究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他认为，中国人受孔孟儒学的教化，“理性早发”，构成“伦理本位社会”，于是产生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特点，中国社会的发展就应该走与西洋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一系列特点”，这“与西洋完全不同的道路”，真知灼见，不能低估，不能一笔抹煞。梁先生对社会的实践，就是为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倡导乡村建设，表现出哲学家的胸怀胆识；在白色恐怖的面前，他不畏强暴，视死如归，表现出民主斗士的崇高气节；在身处逆境，恶人当道的风头上，他坚持己见，宁催不折，表现出爱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三是首创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得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代的复兴那样。”③的大胆结论。梁先生认为各民族生活的指导原则、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道德哲学的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西方文化自古相传的是理智型为主的思维模式，这种理智的特征便是讲求计算，计较利害，形成了西洋人处处追求物质利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洋道德哲学。中国文化自古相传的则是直觉型的思维模式，在直觉中，“我”与其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浑然不分的，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人与自然浑融的样子，绝对不可能产生象西方文化那样征服自然的特征来，而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总是以变更自己的态度，求得内心的随遇而安为准则，中国人是以不计较物质利益的超功能主义态度为其价值取向的。这就是建立在人际情感关系基础之上的“东方精神文明”胜于建立在个人主义竞争基础之上的“西方物质文明”的著名论断。这点对我们现在建设现代化的两个文明有极大启迪作用。 三、研究朱熹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现实意义是为了加速现代化的建设 当前，我国的中心任务是加速现代化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文化（包括文学和艺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服务。而一定的经济，通过政治，决定文化的性质与发展，一定的文化，反过来又通过政治，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促进经济的巩固和发展。④笔者认为，朱熹儒学和现代新儒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三点作用： 第一，儒学的守礼思想，能使社会安全，经济发展。孔子、孟子、朱子的守礼思想，虽有不分家国的一面，但也有教导人们守于本份，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这能使社会安定，有利于经济生产的发展。在一个企业内部，职工之间以“义”相待，互相帮助，这无疑会提高效率。若企业领导人能以“仁”待下级，下级以“忠”待领导，尤如父慈子孝，那么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就会融洽，怠工、罢工就会减少，效率就会提高。若企业内上下左右各守名份，以礼相待，企业内部就会强化秩序而安定团结。若工人以企业为家，他就是为企业奉献而不计较报酬，这在经济衰退时甚至可救企业于死亡。若企业之间、人们之间守信约，用于纷争、合约与法律控争的费用就会大大降低，企业的盈利就会增加，这样经济就会发展。 第二，重义轻利的儒学思想，有利于维持商业道德，发展经济。儒学的这种思想，虽有影响人们从事商业的作用，但若对于一个商业社会条件下，则有助于维持商业道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商业道德最主要讲的就是讲究信誉，讲究货真价实、公平买卖，童叟不欺。但是现在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到处泛滥，防不胜防，囤积居奇，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哄抬物价，这是违背商业道德 的。当前，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必须树立高尚的商业道德，重振中国经商古训：大丈夫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君子生财，取之有道。只有这样，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第三，儒家文化的勤俭精神，对于允许有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有助于生产的发展与经济的积累。儒学文化教育了中国人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坚韧不拔。这种刻苦耐劳、辛勤工作的传统也是艰难困苦的环境造成的。此外，中国人的克俭节约储财的美德对生产的发展与经济积累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儒学文化对经济的发展也存在不利的因素，其“重义轻利”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其重道德而轻视农工商的思想，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其不分治家和治国的不同原则，对经济发展不利。 如何利用儒学对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以加快现代化的建设，这就是研究朱熹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积极的、现实的意义。 至此，笔者得出一个结论： 东方儒学文化只能治家、不能兴国；西方文化只能治国、不能治家。中国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走东西方文化结合的道路。也就是说，要发扬儒学文化的仁、义、礼、信和朱子家训等优良传统，用儒学文化治家、治厂、治企业，又要学习西方文化的治国经验，用西方的法制手段，用讲究计算的市场经济手段治国。这是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所证实，他们的企业与企业之间有极强的竞争力，经济发展飞快，其主要文化原因就是他们在治理企业方面把儒学文化发扬光大，在治国上则放弃了儒家的说教，采用西方的法制和市场经济手段。西方国家国强，治理得好的原因，就是他们讲究计算，用市场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治国。西方的企业比不上日本和“四小龙”就是因为没有用儒学文化来治理企业。所以微观经济的儒学文化的优越性与宏观经济的自由市场相结合，是日本和“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文化原因。可以预测，这种结合最终将会使东亚国家重新走在西方的前面。也可以预测，给定市场经济制度，即客观上采用法制和市场经济治国，具有儒学优良传统的中国，一定会比不具有儒学文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快。 因此，笔者认为，宏观治国要西化，微观治家治厂要东化。宏观西化，微观东化是一条优势杂交之路，是一条建设现代化的光明大道。为什么要走这优势杂交之路呢？因为我们的国情不同，不能全盘西化。西方文化代替不了东方文化；又因为东西方文化各有其优秀的成份，特别是西方文化的科学与民主，我们需要学习，所以一定要走东西方杂交之路。这也是邓小平同志一九九二年南巡谈话的主要精神之一。小平同志谈到，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中国要加强法制建设，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要抓精神文明建设。⑤只要这两者结合，优势杂交，就一定能把我国早日建设成现代化的强国，早日使经济腾飞起来。 注释： ①《孔子妙语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②《孔子妙语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③《现代儒家梁漱溟》（接力出版社，1993年3月，171页）。 ④《文艺学概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第64-65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责任编辑：卞文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