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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曦 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解决之，是西方哲学家对理性的贡献并因而形成了浩繁的哲学史文献。由哲学的基本问题所承诺，哲学及其基本问题的产生必然决定于哲学的根本问题，而由哲学的根本问题和基本问题的理性关联所决定，其必然承诺哲学的核心问题。然而，从西方哲学史可知，其仅仅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做为哲学基本问题，而产生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然不但困扰着哲学家，并因对问题的无能为力使哲学走上了终结。西方哲学弗能推定产生基本问题的根本问题，无能地把基本问题等同于根本问题，最终结果是对哲学核心问题的无能为力，使哲学仍然困扰于思维和存在的基本问题，不但不能对哲学的根本问题与核心问题进行哲学研究，而且始终无法走出思维和存在所承诺的自以为是之哲学根本问题，使哲学陷于自以为是，并因此产生了自以为是的近现代文明。[1] 所以，有必要对哲学及其基本问题进行反思，推定哲学思想理路所承诺的问题之所以然，以哲学问题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对哲学进行定义，从而对哲学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和核心问题进行推定并给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哲学体系。余在《哲学、哲学问题与中西哲学》[2]一文中推定了哲学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的思想理论学科，时空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由时空基本问题所承诺，自以为是是哲学的根本问题。由于自以为是受主在之时空限定，由哲学的自以为是引发了人类文明的所有问题，所以，走出自以为是乃哲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之所以自以为是，乃因理之不穷，性之不尽，从而不能“以至于命”。而理之不穷，性之不尽，则必然产生哲学及主体的自以为是，由此决定了哲学走出自以为是取决于能否“穷理尽性”，而“穷理尽性”的最终目的则是“以至于命”即解决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可见，由哲学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所贯通，必然产生哲学的核心问题。因对哲学核心问题的无能为力，从而使哲学仍陷于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而哲学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的解决，亦必然解决哲学的核心问题。根据上述哲学理路，余以为，《易》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3]是哲学的核心问题。《易》所给出的解决核心问题、根本问题和基本问题的思想理路，其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乃人类理性之精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古今中外思想家都力图达到的理性目标，只有《易》一以贯之。所以，反思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解决其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思想承诺的核心价值并进行人类理性的中和贯通，是人类哲学自为与自在的统一，是哲学承诺与推定的一以贯之。这就是说，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作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由时空基本问题和自以为是根本问题所决定的哲学进路之必然。 《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核心命题，所“穷理”者，穷“生生”之理也，“尽性”者，尽“生生”之性也，而两者无不承诺与推定了“命”之“生生”。《易》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卦”所承诺与推定。《说卦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著，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倚数”于《帛书易之义》中为“义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于《帛书易之义》中为“穷理尽生而至于命”。把“穷理尽生”与“穷理尽性”进行比较，可知“尽性”涵盖“尽生”之意，所以，在范畴的运用上，“尽性”使之更为“穷理”，在哲学的意蕴上，“尽性”优于“尽生”，“生”乃“生生”，为“性”所涵盖。此乃《易》哲学的承诺与推定也。《帛书易之义》曰：“万物莫不欲长生而亚死，会心者而台作《易》，和之至也”，所以，“生生之谓易”[4]。可见，《易》之所“穷理尽性”者，于“生生”之理和“生生”之性并一以贯之于“生命”。 “生命”之为主体之本，如不能穷生命之理、尽生命之性，主体之生命则必然在时空的自为性上使其自以为是、以非为是直至自欺欺人。关于这些问题，《易》用“损益之道”进行了“穷理尽性”之推定，以“憧憧往来，朋从而思”[5]做为自以为是、以非为是、自欺欺人的问题形式，以《咸》卦为始的“益道”具体解决了“以至于命”的问题。[6]通过“穷理尽性”，《易》一以贯之解决了主体的自以为是、以非为是和自欺欺人的问题。 由哲学暨人类理性造成的自以为是的现当代人类文明，在“憧憧往来，朋从而思”的形式上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人性的意义上，所谓“憧憧往来，朋从而思”不过是自为是的自在的显现，所不同者，自以为是的自为性而已。与人性之善恶一样，自以为是由自在的“理”与“性”所决定，此亦为黑格尔的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的命题所承诺。在哲学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的根本性上，“穷理”和“尽性”的基本意义是“穷”其自以为是之理——否定自以为是，“尽”其自以为是之性——否定自以为是之性。而“穷理尽性”的困难性在于如何以自以为是走出自以为是。其虽然为价值取向所承诺，然更重要的则是因自以为是无法对“以至于命”进行“穷理尽性”。问题表明，形而下的“穷理”和“尽性”是当代自以为是的哲学与科学的特点，由时空形下性所限定，人类的自以为是终于在形下性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困境，最终表现为“哲学的终结”。“终结”表明了“穷理”和“尽性”的无能为力，使西方哲学不得不重新开创“穷理”和“尽性”的理性之路。然而，在重新开创的进路中，当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呼吁哲学重新回到古希腊巴门尼德哲学的时候，人类的“生命”与其创造的足以使人类灭绝的自以为是的历史运动却没有停止，使人类步入了以非为是的历史进程。问题在于，因为不能“穷理尽性”而自以为是，当其不能自拔于所自觉的自以为是时，就已经以非为是了。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正深陷其中，以非为是的必然结果造成人类生存的巨大危机。在诸多的危险中，无过于失缺了本体论支撑的政治与经济学理论，这种自以为是的政治经济理论模式，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已经以非为是，其势必导致全球性的自然生态灾难和人文生态灾难。在不远的将来可以看到这一灾难，其危害程度将超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总和。所以，这不能不是承诺了“穷理尽性”的西方哲学之误，其损害了“生生”之道，不但不能“以至于命”，反而剥夺“生命”的生生不息，这不能不是西方的哲学文化给人类造成的历史性悲剧。显然，只有《易》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形而中论哲学，才能担复拯救人类文明的重任，然而，这一时代还远没有到来，因为人类还没有对自以为是有所认识，甚至自慰于以非为是。 由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人类理性的承诺与推定的统一，从而使哲学承诺了人类性，其所能推定的“穷理”和“尽性”，绝没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别。无论中西，任何一种哲学和科学及由其呈现的知识学科，不过是“穷理”与“尽性”的形式而已。《易》哲学在“穷理”和“尽性”上所做出的划时代的价值在于，其以“形而中”的“和中为是”[7]使主体走出了自以为是，进而在“形而上”的科学性上达到“以至于命”。就人性的自以为是的基本性而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8]，自以为是乃由“天命”生成之性情，性因此自在而自为。然而，关键是要走出自以为是，因此要“率性”。关于“率”之本义，《说文》曰“率，捕鸟毕也。象絲网，上下其竿柄也”。段玉裁注曰“毕者，田网也，所以捕鸟，亦名率”。[9]可见，用网捕住“性”，止其当止之所，谓道也。此有三层意蕴，其一，自以为是乃性之天然；其二，性要当止，即止其自以为是；其三，止其自以为是者，率也；率之者，道也。只有率以得道，才能止其自以为是。而对于不能率道止其自以为是者，则需要“教化”，所以“修道之谓教”。关于止其自以为是，《易·贲·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而化成天下”。《易》所论“人文”，乃人类当知其自以为是而有所行止，天下方可化成也。 在“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形而中意义上，“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甚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0]由此可见，得道而不可离，止于自以为是也。可离非道则必然自以为是，最终则必然以非为是。所以，君子戒慎所未显现之自以为是，恐惧于所未闻之自以为是。无论是隐而未发或显而其微，君子都能独善其身而不自以为是。所以，“喜怒哀乐”乃自以为是，未发谓中，非自以为是。发而中节谓和，避免了自以为是。所以，“中和”乃主体之所本，天地万物之生生大化，和中为是也。《中庸》上论在形而中的意义上推定了“穷理尽性”的理性形式。然而，由于是在形而中，所以，当主体“以至于命”时，“喜怒哀乐”乃形而下，所以，形而下的自为性使主体脱离形而中，从而使人的“以至于命”归属“形而下者谓之器”[11]的自以为是，从而造就了中国几千年的自以为是的社会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曰“中庸其至亦乎，民鲜能久矣”[12]、“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13]、“道其不行矣夫！”[14]。就当代中国文化异化为西方的自以为是甚至以非为是而言，对于《中庸》的理解，则不能不认为“民鲜能久矣”之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中庸之道的承诺与推定，“穷理尽性”于《易》。孔子时逢春秋，诸子学说起，“道术为天下裂”，为了传承中国文化，孔子以其儒道之学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了修撰，推定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文献，为之以中国文化体系，力图以六经教化，使天下化成。为了“系一以求”[15]，使其理论体系一以贯之，孔子晚年于《易》用力尤深，其“老而好易”[16]、“韦编三绝”[17]，终于使“《易》可以无大过”、“於《易》也彬彬”[18]。《易》的理论形式表明，其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复杂的变化，经过孔子“将以顺性命之理”，扬弃了《易》的卜筮性质，形成了成熟的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体系。[19]“《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也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20]表明了孔子纂《易》的原因。因为《易》不能做为“典要”，孔子“唯变所适”，完成了对《易》的内容和形式的化裁，“序《彖》、《系》、《象》、《说卦》、《文言》”[21]，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易》学思想体系。虽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22]然而，由于后人不理解《易》学的历史进路，不理解孔子何以化裁《易》的内容和形式，所以不能在一以贯之的理路上推定《易》的思想原理，致使孔子有“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之叹[23]。《易》的思想原理表明，《说卦传》是孔子的易学思想纲领，理解《说卦传》一以贯之于《易》的思想原理，是把握《易》经理论体系的关健。[24] 《说卦传》表明，只能在对其哲学形而中论进行外化基础上才可以理解《易》的中庸之道，《易》的承诺与推定表明，其在本体论承诺与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与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与范畴推定上实现了中庸之道的统一性。所以，正确解读《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中庸思想原理，除了承诺推定法之外，[25]没有其它方法。而使用当代中国盛行的西化的自以为是的哲学思想方法解读《易》，只能加深曲解，于两千年的《易》学误区中越陷越深，其害无穷。如《易》所言，“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26]其结果则必然是“将叛者其辞渐。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27]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哲学承诺使我们不能不反思西学东渐，其最终结果是使中国当代文化“西化”，尽管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使现当代的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不可能被完全西化，但人们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已被西化是毋庸置疑的，使自以为是和以非为是成为当代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如果说西化的思想方法仅仅表现为人们一般的日常生活、仅仅表现为当代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或许无关大碍。可是，当人们不仅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而是把西化的思想方法运用于文化的历史运动之中，亦即运用于对思想的思想及历史的逻辑之中，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是使当代思想方法被西化，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使中国数千年的思想史与哲学史被异化，从而使自以为是和以非为是成为错误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问题。所以，步出西化的误区之关健，是以人类理性自在的承诺推定法解读《易》的和中为是的哲学原理。 《易》的承诺与推定表明，《易》的哲学思想理路是指形成《易》思想体系的思想原理，其中的逻辑形式和思想原理由本体论到主体论至价值论形成了“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原理是哲学性，而所能体现的理论价值是科学性，其理论形式是《易》学的形而中性，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下性。所以，推定《易》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维方式的特点，是推定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自在性工作。应从如下几个方面深入理解《易》承诺与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体系，一、“本体和中”的“生生”本体论；二、“中和贯通”的“损益之道”；三、“主体中和”的“穷理尽性”；四、“形神中和”的“以至于命”；五、“天人和中”的思想体系；六、“同途殊归”的《易》学思想。其中，对于《易》学研究而言，理解孔子“同途殊归”的《易》学思想，最为至要。 关于《易》的性质及核心思想，历代解读不一。《庄子·天下》云：“《易》以道阴阳。”司马迁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汉儒认为，《易》是以“象数”为形式的卜筮之书，如贾谊以为《易》之用在“占”，董仲舒以为《易》之用在“数”。可见，上论均未正确论及《易》道，不得《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原理。把《易》提高到“群经之首”的地位乃以班固下论为代表：“五者（《诗》、《书》、《礼》、《乐》、《春秋》），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虽然如此，却不得孔子的易学之道何以一以贯之。至于《孔子家语·问玉》“洁静精微，《易》教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之论，亦不得《易》道。所以，由人类理性的核心问题所决定，所谓孔子《易》道，亦即文化与哲学之核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也。 注释 [1]由于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哲学的流派之一，所以为本文指称的西方哲学所包容。同样，以其西方哲学基本问题为理路进行的现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为西哲所异化而不属传统的中国哲学。哲学的必然的历史进路表明，中和贯通哲学基本问题、根本问题和核心问题的中国哲学研究，是对西哲的超越及其对人类理性的贯通。前者表现为“形而中论”哲学体系，后者表现为“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两者的思想原理，余在相关论文中已进行了相关阐述。 [2]鞠曦：《哲学、哲学问题与中西哲学》，《恒道》第四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3]《说卦传》。 [4]《系辞传》。 [5]《咸》。 [6]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7]]鞠曦：《哲学、哲学问题与中西哲学》，《恒道》第四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8]《中庸》。 [9]《说文解字注》。 [10]《中庸》。 [11]《系辞传》。 [12]《中庸》。 [13]《中庸》。 [14]《中庸》。 [15]《帛书要》。 [16]《帛书要》。 [17]《史记·孔子世家》。 [18]《史记·孔子世家》。 [1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20]《系辞传》。 [21]《史记·孔子世家》。 [22]《史记·孔子世家》。 [23]《帛书要》。 [24]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25]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35页。 [26]《系辞传》。 [27]《系辞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