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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着西方解释学传入中国，中国学者以及海外华裔开始反省中国自身的解经传统，而有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傅伟勋先生的“创造的解释学”以及汤一介先生一论再论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随着中国学者对解释学的普遍关注，“中国解释学”的提法以及发掘中国传统解释思想资源的工作渐成显学。其中，朱子作为注经大家自然备受关注，研究朱子解释学的成果也颇丰。在笔者看来，在对朱子解释思想及解释意义的一些问题上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与其将朱子的解释作品理解成一个已然的结果，不如说朱子的解释作品是一个解释过程的展现；其次，朱子的解释目标在“圣人本意”，但是朱子解释追求本意的解释目标和实际效果并不能等同；最后，朱子解释思想的统一体中，不仅存在着解释目标和解释效果的不一致，且文本情境与读者情境之间的矛盾也比较突出。 本文试图就以上几点作出说明，并以朱子的《大学章句集注》为例。 二 1.以《大学章句集注》为例的理由 朱子一生解释以四书为中心，其解释作品不仅有《章句》、《集注》，还有《或问》。其中以对《大学》的解释最为用力，不但以经传划分，而且还有格物致知的补传一章，而其他经典如《论语》、《孟子》经文多有重复，朱子却无一字删定。朱子对《大学》的解释已经超出了他解释工作的范围。 《大学》一文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将之作为单篇抽离出来，朱子远非第一人。他认为是二程“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大学章句序》），在此基础上，朱子“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缺略”（同上），对《大学》已有的地位加以巩固。在朱子看来，《大学》是“圣门最初用力处”，是入学门径，“《论》、《孟》、《中庸》，尽待《大学》通贯浹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答吴伯丰》，《朱子文集》卷三） 朱子于六十岁作《大学章句》，已属晚年。随着他自己思想的日趋成熟，及与友生的不断切磋，他对《大学》文本的理解也在加深。对《大学》的修改，几乎贯穿他整个晚年，直到他离世的前几天。 所以，《大学章句集注》在朱子的解释作品中有较强的代表性。 2.《大学》在朱子晚年受到不断修改 梁中和先生认为《四书章句集注》并不是朱子为建立一己之哲学体系而写的书，“无半点自立主张以定名的意图和做法。”②此言甚确。朱子对《大学》的解释非常谨慎，甚至斟字酌词。朱子自言“某释经，每下一字，直是称等轻重，方敢写出。”（《论自著书》，《朱子全书》卷五十五）对于经典的解释修订，他是非常认真的。虽然现在见到的《大学章句集注》是定本，而没有稿本，但其解经之细泛工作仍然可以从其书信中窥见一二。 朱子于六十岁前后对自己的《大学》理解颇有信心，在《与滕德章》中有云：修订《大学解》，“稍有条理”，至六十岁成书。成书后，朱子自评： “《大学章句》，一本谩往，其言虽浅，然脉络不差，节序明蕃，便可行用，幸试详之。”（《答项平父》，《朱子晚年全论》卷四） 但知性是并进的，行进知亦进： “道中看《中庸》，觉得旧说有费力处，略加修订，稍觉胜前。计他书亦须如此。义理无穷，知识有限，求之言语之间，尚乃不能无差，况体之身见诸事业哉？稍定从头整顿一过，会需更略长进也。”（《答吕伯恭》，《朱子文集》卷五） “《大学》、《语》、《孟》说，各一通谩往，此近日所修定，然尚觉得有硬说费力处。”（《答赵子钦》，《朱子文集》卷五） 朱子愈至晚年，修改愈多，而不满弥盛： “今年诸书都修得一过，《大学》所改尤多，比旧已极详密，但未知将来看得又如何耳。义理无穷，精神有限，又不知当年圣贤，如何说得如此稳当精密，无些渗漏也。”（《答潘端叔》，《朱子文集》卷三） “《大学》、《中庸》屡改，终未能到得无可改处。《大学》近方稍有少病，道理最是讲论时说得透。才涉纸墨，便觉不能及其一二，纵说得出，亦无精彩。以此见圣贤心事，今只于纸上看，如何见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尝不抚卷慨然也。”（《答应仁仲》，《朱子晚年全论》卷四） “熹于《论》、《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说。然近日读之，一二大节目处犹有谬误，不住修削，有时随手又觉病生。以此观之，此岂易事？若只恃一时聪明才气，略看一过，便谓事了，岂不轻脱自误之甚耶？吕伯恭尝言‘道理无穷，学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论也。幸试思之。”（《答胡季随》，《朱子文集》卷七） 意义的阐发是无限的，而个人的理解和语言的阐述总是有限的，《大学章句集注》尽管在朱子的不断修改中已臻精约，但毕竟并没有到朱子认为无一字可增删的地步。 3.修改《大学》以追求圣人本意 解释文本的修改变化，是否意味着朱子解释理念的修改变化？可以说，追求圣人本意的基本目标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正是对于“追求圣人本意”的执着，才有朱子对于文本的解释的不断修改。在朱子看来，这不只是关涉学者的解释技术，更与解释者的个人品质有重要关系，中国历代有责任心的解释者都将之视为解释过程中的使命。清代戴震在其《孟子字义疏证·天道》中写道：“舍圣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说为圣人所言，是诬圣。借其语以饰物之说以其取信，是欺学者也。”朱子也是如此，追求“圣人本意”是他再三强调的，他认为曲解经意，不如自我作经： “徐观圣贤之言，以求其意，而以己意强置其中，所以，不免穿凿破碎之弊，使圣贤之言不得自在，而常为吾说之所使，以至劫使缚束而左右之，深或伤其形体，而不恤也。如此则自我作经可矣，何必曲躬俯就而读古人之书哉？不识明者，以为如何？”（《答赵子钦》，《朱子晚年全论》卷五） 对于朱子将追求圣人本意作为他解经的目标和准则，这是无可置疑的。 4.重新审视朱子“圣人本意”的追求的出发点 首先，追求“圣人本意”假定了有一确定无疑的客观存在，意义明确清晰，可以通过读者对于文本字义追溯、情境理解或者实践体悟而获得。古本《大学》作为《礼记》中之一篇，与其他文本一样，可能非一人一时所作，甚至是同类文献的缀连，所承载的信息未必构成完整的体系。圣人本意可能是不同文本之间交错的结果。 其次，追求“圣人本意”，用西方解释学的理论来看就是“以作者为中心”，②亦即要求理解回到作者的本来意图。这不仅要保证作者写作意图与表达结果完全一致，要读者回到作者写作的情境中重新体验而加以理解，此外还要求作者与解释者心理关联的相似。这就要求读者超越自身的历史性去经验作者的历史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朱子追求“圣人本意”的目标的真正落实是在对文本意涵的解读上。虽然朱子认为《大学》是“曾氏之传”，“独得”孔子之“宗”（《大学章句序》），但向不重训诂考证的朱子并没有就曾子的生平、生活背景、写作意图作一番必要详查，唯一的线索是曾子被编在孔子“道统”之传的统绪中。那么，朱子对“圣人本意”的追求实际上放在对文本本意的追求上，也就是“以文本为中心”。“以作者为中心”和“以文本为中心”在现代西方解释学中是不同的两个面向，在朱子这里被很自然地看作一体，对此，张汝伦先生试图站在朱子的角度给予的解释是“因为圣人说的没有私意，只是天下公理，圣贤本意只此一理，所以朱子才坚持要从文本出发。”③这个解释固然深刻，但“圣人说的没有私意，只是天下公理”作为朱子解释的前提并非构成事实，《大学》文本一方面在其普遍意义上固然可以表达不同个体所同然之理，另一方面，其可以展现的与当时截然不同的古代思想和生活世界的历史性一面并没有消失。因此我们将在以下分析中看到朱子试图通过文本解读追寻圣人本意所产生的问题。 三 1.《大学》八目不是事实中的时间先后的顺序 《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天下平”一句，朱子在《章句》中释为“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这句解释紧跟文本的字面意思，没有超越文本的字面意思，接着“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则之所止矣”是朱子联系《大学》纲领，根据文本意思所作的发挥。而其后一句“意诚以下，则皆得所止之序也”，据《文集》书信推出是朱子晚年的补充，与上面的解释中的“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对照起来，仔细推敲，不是没有问题的。据“知至而后意诚”，有知至意诚当在八序列中，然何以“意诚以下”方“得所止之序”呢？根据朱子的解释习惯，“某解注书，不引后说来证前说，却引前说去证后说。盖学者方看此，有未晓处，又引他处，只见难晓。《大学》都是如此”（《朱子语类》卷第十四）。且按《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一章，“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不能致知的原因在于未能穷理。而在“致知”与“诚意”，即“勿自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朱子在晚年也看到这一点。所以，又在“八条目”序列中，补注了一句“意诚以下，则皆得所止之序也”，意谓不必等事物表里精粗格致尽，才诚意，而表示“《大学》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但其内外浅深，自有次第等耳。”所以，八条目列出的顺序不是工夫过程实际的顺序，而是大体上的顺序，不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是逻辑次序上的先后。 二程子及以后南宋诸子认为《大学》有错简，但没有阙文之处。朱子在开始解释时俨然已经把八目当作严格的顺序，逐目以经传形式排列，并进行了谨慎的补充，这种补充结合了二程子的意思，但又不完全是二程子的理解，朱子自谓“补亡不能尽用程子之言”（《答郑子上》，《朱子晚年全论》卷五），但大体上，是遵循八条目的顺序的。八条目中各相邻两目之间实际衔接紧密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大学》古本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理应与《礼记》中的其他篇目类似，而未必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而朱子所要做的恰恰是按照现有文本给予的意思给《大学》建立起内在的秩序。冯达文先生指出：“如果把《大学》放回到《礼记》中去考察，《礼记》中之礼俗大多与祭祀所及的有关信仰而成立，那么，《大学》作为古礼之一，虽说其中某些命题与概念已被赋予普遍意义与论说形式，然其基点仍在信仰，这就是不难理解的事。”④《大学》成立的前提是特定的精神修炼和信仰，有别于对客观因果的必然性关系的知识性描述，朱子以“理”而非以“礼”梳理古本《大学》，想回归“圣人本意”的困难也就不难想见了。 2.朱子晚年对“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的关系的理解与文本显示意义的冲突 即便在朱子晚年，他对《大学》的理解仍在不断深化，《大学章句集注》皆晚年事，但其中许多细节经过他与友人、学生反复切磋，不断修改，最终定本仍不是完本。其中，“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的先后轻重关系是修改的重点和难点： “《大学章句》次第得皆明白易晓，不必《或问》。但致知、格物与诚意较难理会，不得不明辨之耳。”（《朱子语类》卷第十四） 何以见得？朱子在六十岁前后，在强调恭敬持守为先的同时，大意也道出了“格物致知”在先，“诚意”在后： “尝闻之，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故大学之道，虽以诚意正心为本，而必以格物致知为先。所谓格物致知，亦曰穷尽物理，使吾之知识，无不精切而至到耳。”（《答曹元可》，《朱子文集》卷四） 何谓“知至意诚”？朱子说：“是以圣贤教人，虽以恭敬持守为先，而于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参古验今，体会推寻，内外参合。盖必如此，然后见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于世间万事，一切言语，无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学》所谓‘知至意诚’，《孟子》所谓‘知言养气’，正此谓也。”（《答项平父》，《朱子晚年全论》卷四）可见还是先即事即物，才能真其心、正其理。问题是若先有格物致知，后有诚意，则先读书格致，再寻孝弟谨信，与“孝弟为本”岂不颠倒？朱子后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即如果《大学》所列节目实为工夫次序，而须表里精粗周到之知尽致，方可诚意，那么，诚意又等到何时，虽然当时朱子回答含糊，但还是对此作出一些思考并加以修改： “《大学》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但其内外浅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诚意正心’为是，即悔前日之‘格物致知’为非也，不识明者以为如何？如《延平行状》中语，乃是当时所闻其用功之次第，今以圣贤之言进修之，实验之，恐亦自是其一时入处，未免更有商量也。”（《答方宾王》，《朱子晚年全论》卷五） 在后来的答郑子上的疑问中，朱子也说到： “所谕《大学》之疑，甚善。但觉前日之论颇涉倒置，故读者汩没，不知紧切用功，仔细看来，经文只是就大体规模上推说将来耳，非谓实经此渐次等级，然后及于格物也，故后来颇削旧语，意以此耳。”（《朱子晚年全论·答郑子上六》） “大抵看《大学》，须先紧著精神领略，取大体规模，却使回来寻个实下手处，著紧用功，不可只守著此个行程节次，便认作到头处也。”（同上） 学问研习不可教条，把《大学》列出的次序当作实际工夫的次序，读书求义不离诚意持敬，诚意持敬也终须格物有个依托，直到朱子很晚年，他还悔于前释： “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直是更得念念省察，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耳。旧来虽知此意，然于缓急先后之间，终是不觉有倒置处，误人不少，今方自悔耳。”（《答潘恭叔》，《朱子晚年全论》卷二） “《大学》之序，固以致知为先，而程子发明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尤见用力本领亲切处。”（《答潘文叔》，《朱子晚年全论》卷二） 这在朱子是很晚之年，已“穿透语言文字的遮蔽，上升到道”的层次来理解程子。一方面，这意味着朱子晚年对道问学态度的一个转向，即学问的修养与德性的修养并驾齐驱。一个“敬”字贯穿了由重书册求索到立固主宰，由强调读书穷理到躬身实践，而问、学的内容也由此得以扩展，知、行两端都可谓学。“学是放效见成底事，故读诵、咨问、躬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专主乎探索也。”（《答吴伯丰问目》，《朱子晚年全论》卷三）这也是对二程子《大学》理解的发展。另一方面，朱子所倡躬身践履又很有限，所谓践履只是求其放心的道德存省，以礼乐著身，内外本末皆不离此，博文约礼终是一事。他说：“若论为学，治学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著实有用之事业，无非自己本分内事，古人六艺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于此。”（《答谢成之》，《朱子晚年全论》卷五）外在的格物致知在这里通过生命经验的理解转化成对内在修养的责求，功夫次第也似乎被消隐到了一个次要的地位。 四 朱子在对经典的不断理解和探索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反过来又影响着他对经典的解释。在他对《大学》的解释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以下问题： 1.解释文本和解释情境的不一致 如冯达文先生所言，《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对《大学》的理解离不开对整个《礼记》写作背景的认知，《大学》的成立是以特定的精神修持，亦即特定之信仰为前提，有别于对客观因果必然性关系的知识性描述。⑤而朱子的解释显然是直接以文本为基础的，它旨在就文本显示的意义通过自身的体悟证出。在解释的过程中，《大学》的概念被赋予普遍的意义和抽象的形式而不再是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产物，黄俊杰先生把这种现象叫做“脉络性的断裂”（即“指经典的思想，产生于并且浸润于经典作者及其时代的思想／文化脉络之中，这种‘脉络性’有其特定的‘时空性’。但是，经典的诠释者则处于完全不同时空条件所构成的‘脉络性’之中，由于‘脉络性的断裂’，使经典的诠释者不易进入经典的原始论述结构之中”⑥）。因而，《大学》从《礼记》中抽离，不只是文本的抽离，更是文本历史意义上的剥离。其客观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大学》失去了原有的古朴意蕴，另一方面，其对于儒学的内圣外王架构的现实意义得到了推扩。 2.解释目标和解释效果的不一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朱子以“圣人本意”为解释的出发点是事实，而经朱子重新编排和解释的《大学》文本的侧重和《大学》古本有明显区别也是事实，前者重“格致”，后者重“修身”。在对某些意义缺失的古典文本作出缝合和衔接时，试图通过对文本显示意义的表达追求圣人本意，可以说是朱子的解释中的一个挑战。 此外，《大学》的修改已在朱子晚年，而随着朱子年龄的增加，客观上增大了修改的难度，其与友人、学生的切磋也不能完全反映在修改中。由此看来，朱子尽量使他的语言就文本之意而解，不致深求广涉而穿凿附会，但要圆融前后，触类旁经，实非易事。 所以，综观朱子的解释，它不可避免地通过对己意的维护而构成对读者在理解上的约束。但由于元以后四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被固定下来，朱注已经不只是对经典的解释，它更是被当作经典本身被纳入传统，成为正统，这种解释于是被赋予了强大的力量，由此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创作，正所谓述而不作而述而有作吧。 注释： ①梁中和：《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学意义》[OL],经典与解释网，2005－02－07。 ②彭启福在《理解之死——解释学初论》（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一书中将西方解释学演化中的重心转移概括为“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 ③张汝伦：《朱子释义学》[A],洪汉鼎、傅永军主编：中国诠释学［第三辑］[G],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3页。 ④冯达文：《从朱子阳明子两家之〈大学〉疏解看中国的解释学》[OL],孔子与儒学网，2007－08－30。 ⑤冯达文：《从朱子阳明子两家之〈大学〉疏解看中国的解释学》[OL],孔子与儒学网，2007－08－30。 ⑥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01－202页。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朱熹．黎靖德类编．朱子语类[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3. [3]李绂、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6]彭启福．理解之思——解释学初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7]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M].台北：学生书局，1988. [8]梁中和．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学意义[OL].经典与解释网，2005－02－07. [9]潘德荣．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J].中国社会科学，2002,(1). [10]冯达文．从朱子阳明子两家之《大学》疏解看中国的解释学[OL].孔子与儒学网，2007－08－30. [11]林安梧．关于中国哲学解释学的一些基础性理解——道、意、象、构、言[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1). 责任编辑：高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