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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孝荣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元朝皇帝以极度崇奉藏传佛教而闻名，藏传佛教几乎成为元朝的国教。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元朝皇帝与藏传佛教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学者们着眼于元朝皇帝利用藏传佛教治理藏区，论着颇丰。对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研究，相关论着涉及者也不少①，但论述尚难称全面，对其原因作系统分析者尤少。对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重要表现——在大都敕建佛寺也有一些学者作过研究②，但仍有遗漏、失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系统分析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表现，剖析其背后的原因，尤其是结合藏传佛教教义和萨迦派的修持传承特点加以考察，并对大都的敕建佛寺以及其中的神御殿等加以进一步探索。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建立帝师制度，皇帝从而受灌顶、受戒。 蒙古人本来信仰萨满教，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诸位可汗都是虔诚的萨满教徒。不过，蒙古统治者尊重各民族的原有宗教信仰，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态度。窝阔台汗时期，将西夏故地及今甘、青藏区划为三子阔端份地。1239年，阔端派兵入藏，寻找能够统领藏区归顺蒙古汗国的代理人。1246年，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班智达贡噶坚赞（简称萨班），应招携两幼侄八思巴、恰那多吉到达凉州，谒见阔端。不久，萨班受命写了一封公开信，力劝藏区各僧俗首领归顺蒙元政权，并得到一致回应。从此，藏区成为中央政权管辖下的一个地区，萨迦派也因此得到统领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地位。在凉州，萨班给阔端讲解佛法，而且据说治好了阔端的顽疾，得到阔端的崇敬③。 元朝建立者忽必烈，在萨班叔侄到达凉州后，就派人往请。萨班卒，遂招请八思巴。八思巴通过不断努力，逐渐使忽必烈夫妇虔诚地信奉藏传佛教。忽必烈夫妇尊八思巴为上师，对其执弟子礼。忽必烈继任蒙古大汗（后称元世祖）后，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④。至元元年（1264），世祖设总制院（后改宣政院），职掌全国佛教事务及藏区军政大事，而以国师领之。至元七年，八思巴受命制成“大元国字”，“升号帝师、大宝法王”⑤。世祖授八思巴为帝师，标志着元朝帝师制度的建立。 有元一朝，各位皇帝先后授十四任帝师：（1）八思巴，至元七年（1270）授帝师，十三年归藏；（2）亦怜真（仁钦坚赞），八思巴异母弟，至元十三年（1276）授帝师，十六年卒；（3）答儿麻八剌剌吉塔（达玛巴拉若支达），八思巴侄，至元十六年（1279）授帝师，二十三年卒；（4）亦摄思怜真（耶协仁钦），八思巴弟子，至元二十三年（1286）授帝师，三十一年卒；（5）乞刺斯八斡节儿（札巴俄色），八思巴弟子，至元三十一年（1294）授帝师，大德七年（1303）卒；（6）辇真监藏（仁钦坚赞），第四任帝师亦摄思怜真弟，大德八年（1304）授帝师，次年卒；（7）桑杰贝，第五任帝师乞剌斯八斡节儿侄，大德九年（1305）授帝师，延佑元年（1314）卒；（8）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贡嘎洛追坚赞贝桑布），八思巴侄孙，延佑二年（1315）授帝师，泰定四年（1327）卒；（9）旺出儿监藏（旺曲坚赞），身世不详，至治三年（1323）至泰定二年（1325）曾任泰定帝帝师；（10）公哥列思八冲?{思监藏班藏卜（贡嘎雷必炯乃坚赞贝桑布），八思巴侄孙，泰定二年（1325）授帝师，其年卒；（11）辇真乞刺失思（仁钦札西），身世不详，天历二年（1329）授帝师，至顺三年（1332）卒；（12）公哥儿监藏班藏卜（贡嘎坚赞贝桑布），第十任?帝师公哥列思八冲?{思监藏班藏卜弟，元统元年（1333）授帝师，至正十八年（1358）卒；（13）喇钦·索南洛追坚赞，八思巴侄曾孙，至正十八年（1358）授帝师，二十二年卒；（14）喃迦巴藏卜，身世不详，至正二十二年（1362）授帝师，元朝亡后，洪武五年（13772）归顺明朝⑥。 帝师作为元朝皇帝的宗教导师，皇帝成了帝师的弟子。皇帝即位前，要先从而受戒，所谓“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此国俗然也”⑦。帝师说法，地位高于皇帝。早在世祖受喜金刚灌顶、皈依八思巴时，就因皇后察必?{解，与八思巴约定：“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慈不能镇伏，由汗王坐上座。”⑧因此，元朝皇帝、皇后、嫔妃、公主等，“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帝?师来京，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出迎，“所过供亿送迎”。至京，则以皇帝仪仗之半为前导，省、台、院等高官迎接。及其卒而归葬舍利，“百官出郭祭饯”⑨。 帝师统辖全国僧尼，掌管全国佛教事务。至元初，立总制院，“而领以国师”⑩。至元二十五年，改为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宣政院领于帝师，“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帝师同时执掌藏区军政事务，“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因此，《元史》称，“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11)。 第二，崇信藏传佛教僧人，对其上层授官封公赠爵。 除了帝师，元朝皇帝对其他藏传佛教僧人也尊而信之，尤其是对其上层授官封公赠爵。国师胆巴，精通梵秘，经八思巴推荐入朝，为世祖、成宗所崇信，成宗“诏分御前校尉十人为之导从”。卒后，仁宗追号“帝师”(12)。胆巴弟子桑哥，至元中，擢为总制院使。世祖“尝有旨令桑哥具省臣姓名以进，廷中有所建置、人才进退，桑哥咸与闻焉”。后任为尚书省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兼宣政使，尤受世祖崇信，因此得以“专政”(13)。必兰?{识里，成宗大德六年（1302），“奉旨从帝师受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延佑间，特赐银印，授光禄大夫。至治三年（1323），改赐金印，“特授沙津爱护持，且命为诸国引进使”。至顺二年（1331），又赐玉印，加号“国师”(14)。再如，至大?元年（1308）十月，武宗“以西番僧教瓦班为翰林承旨”；二年十二月，“封西僧迷不韵子为宁国公，赐金印”；三年十月，“封僧亦怜真乞烈思为文国公，赐以金印”(15)。延佑六年（1319）二月，仁宗“特授僧从吉祥荣禄大夫、大司空，加荣禄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开府仪同三司”(16)。至治二年（1322）正月，英宗“以西僧罗藏为司徒”(17)。泰定元年（1324）三月，监察御史宋本等批评说，“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职，滥假僧人”(18)。《元史·释老传》称，“（帝师）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 在国政中，元朝皇帝对藏僧也往往言听计从。最显着的例子，就是藏僧每年打着作法事名义，“奏释轻重囚徒，以为福利”。一些作奸犯科之徒，藉此逃脱司法惩处，“大臣如阿里，阃帅如别沙儿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诛。宣政院参议李良弼，受赇鬻官，直以帝师之言纵之。其余杀人之盗，作奸之徒，夤缘幸免者多”(19)。《元史·不忽木传》也说：“西僧为佛事，请释罪人祈福，谓之秃鲁麻。豪民犯法者，皆贿赂之以求免，有杀主、杀夫者，西僧请被以帝后御服，乘黄犊出宫门释之，云可得福。” 在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崇信藏僧的风气中，不少藏僧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甚至言语犯上，却能逍遥法外。至元十五年（1278），世祖“遣通事脱虎脱护送西僧往作佛事，还过真定，棰驿使几死，诉之按察使，不敢问”(20)。至大元年（1308），上都开元寺藏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摔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遇赦以免”。至大二年（1309），复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儿八刺妃忽秃赤的斤争道，拉妃堕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武宗竟“诏释不问”。泰定二年（1325）有官员奏报，在平凉府等地，藏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百姓“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21)。 第三，允许藏传佛教僧童自由出家，朝廷不作限制。 从唐朝开始，为了限制佛教规模，维护封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朝廷实行度僧制度，即由官府通过考试等方式，对合乎条件的童行颁给度牒，承认和确定其为僧资格和身份。 元朝的度僧，以蒙古汗国窝阔台汗试经度僧开其端。世祖时，遇重大节日或典礼，频繁特恩度僧。至元二年（1265）二月，世祖确立了试经度僧之制，“诏谕（释教）总统所，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22)。对此，《通制条格》有稍微详细的记载：“僧人每三年一次，试五大部经，仰总统所选择深通经义有名师德，于各路置院，选试僧人，就设监坛，大德登坛，受具足戒，给付祠部，然后许令为僧。仍将选中僧人造簿，申总统所类攒，呈省闻奏。”(23)但是，世祖对试经度僧之制并未认真执行，而更多采取特恩度僧。其间，世祖又创立保举度僧之例，下令“今后如有披剃之人，如是通晓经文，或能诗颂书写，或习坐禅，稍有一能，方许本寺住持、耆老人等保明申院，以?{给据披剃”，保举者“无得将孛兰奚、逃驱、避役军民、来历不明人等影射朦胧，请给文凭披剃”(24)。保举度僧成为元朝中期度僧的主要形式。到了元朝后期，则开始推行鬻牒度僧。至顺二年（1331）三月，因“浙西诸路比岁水旱，饥民八十五万?余户”，中书省臣奏准，采取各种措施筹集钱粮，脤济灾民，其中包括“给僧道度牒一万道”(25)。当时的鬻牒度僧钱，称为“免丁钱”，“为僧道者，每道?{免丁钱至元折中统钞五锭”(26)。到元末顺帝时，鬻牒度僧全面推行，“僧道入钱五十贯，给度牒，方听出家”(27)。 元朝的度僧形式齐全，凡是历史上出现过的国家度僧形式，在元朝皆被采用过。它经历了由试经度僧、特恩度僧向保举度僧、鬻牒度僧的发展变化，反映出当时由注重考察僧尼素质向注重考虑国家经济收益的政策变化。不过，无论是试经度僧，还是特恩度僧，还是保举度僧，还是鬻牒度僧，均要求僧童具备国家要求的一定条件，或是佛学上的，或是经济上的。而所有这些，都只是针对汉传佛教僧童的。藏地僧童出家，元朝没有任何限制，藏地僧童不需要国家公度，这与对汉地僧童明显不同(28)。而对于从藏僧学习藏传佛教的内地汉人，元朝也没有相应度牒制度加以考察和认证，听令其自由出家，这也与后来明朝政府专门针对内地人出家为藏僧加以考试和认证形成鲜明对照(29)。 第四，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迷恋演揲儿法。 元朝皇帝崇信藏传佛教，“凡大婚、出行，凡百兴作，无不受戒，亦无不作好事。凡祈雨、祈风、止雨、镇雷、荣星、修疫、超度等，均须番僧佛事祈祷”(30)。佛事名目众多，仅《元史·释老传》列出名称的就有三十余种，而实际上世祖至元年间已有一百零二种，至成宗大德年间竟增至五百余种。而每次法会，均有成百上千乃至上万僧人参加。人称，北京地区“故多佛宇，元尤尊盛，为穹寺以法会者常数万人”(31)。 元朝皇帝主要崇奉藏传佛教萨迦派，另外有一些人信奉噶举派。无论萨迦派或噶举派，“当时都重密宗而不重显宗”，“密宗的特殊的传承方式和修持仪轨，往往可以替封建统治者追求荒淫腐朽生活打开方便之门”(32)。在宫中、敕建佛寺中，大量雕塑藏传佛教佛像，尤其是密宗的欢喜佛等，元帝从藏僧、佛像习学“演揲儿法”等房中术。如，大德九年（1305），成宗敕建大天寿万宁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丑怪”(33)。所谓“秘密佛像”，即是密宗的“欢喜佛”（或称“双身修行”），即一尊主神（男身）拥抱其明妃（女身），赤身，作接吻交媾状。至顺帝，则迷恋尤甚，秽声昭着。《元史》载，权臣哈麻“阴进西天僧运气术媚帝”，顺帝“习为之，号演揲儿法。演揲儿，华言大喜乐也”。哈麻妹婿集贤学士秃鲁帖木儿“亦荐西番僧伽璘真于帝，其僧善秘密法”，顺帝“又习之，其法亦名双修法”。所谓“演揲儿法”、“秘密法”，“皆房中术也”。顺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着闻于外”(34)。 第五，奉祀藏传佛教的大黑天神，尊为护国神。 大黑天（梵文Mahakala，音译又作摩诃葛刺、摩诃伽刺、玛哈噶拉、马哈刺、马哈哥刺等），为佛教守护神，尤为密宗所重视，现图胎藏界曼荼罗外金刚部中，列于左方第三位，具有战斗神、财福神（厨房神）、冥府神等几种性格。世祖时，帝师八思巴以千金铸其像，诏奉祀于五台山。八思巴向世祖推荐国师胆巴，胆巴在五台山“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祭摩诃伽刺”，鼓吹大黑天神的神威，据说“屡彰神异，赫然流闻”(35)。蒙古军队攻南宋襄阳、樊城，六年而不能克。至元十年（1273），胆巴等作法请大黑天神为助，元军遂克襄、樊。对此，汉藏史籍多有记载。如，《佛祖历代通载》记载：“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祷真武，降笔云：有大黑神，领兵西北方来，吾亦当避。于是，列城望风款附，兵不血刃。至于破常州，多见黑神出入其家，民罔知故，实乃摩诃葛刺神也，此云大黑。盖（胆巴）师祖父七世事神甚谨。随祷而应。”(36)战后，胆巴奏准，在涿州建大黑天神庙，并祷祀作法，助元军攻灭南宋。其后，每逢战争，元朝皇帝必祷祀大黑天神求佑。如，元贞年间，“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胆巴）祷于玛哈噶拉神，已而捷书果至”(37)。 大黑天不仅是元朝的战神，也是护国神。元朝皇帝受戒的戒坛以大黑天为护法。《南村辍耕録》：“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今上（指元顺帝）之初入戒坛时，见马哈刺佛前有物为供”云云(38)，即指此。宫中延华阁是皇帝与群臣议政、宴乐的重要场所，附属的徽青亭也塑奉大黑天神。对此，《元史》记载：至治三年（1323）十二月，“塑马哈吃刺佛像于延春阁之徽清亭”(39)。《元代画塑记》记载稍详，泰定帝敕功德使阔儿鲁等人：“延华阁下徽青亭内，可塑带伴绕马哈哥刺佛像，以石砌净台，而复制木净台于两旁”，“正尊马哈哥刺佛一，左右佛母二尊，伴像神一是二尊”。上都（址在今内蒙古正?{旗）、中都（后改称兴和路，址在今河北张北）的宫殿、佛寺中，也供奉大黑天神。《元代画塑记》记载，延佑七年（1320）四月，英宗下令，“于兴和路寺西南角楼内塑马哈哥刺佛及伴绕神圣、画十户深，全期至秋成”，“马哈哥刺佛一，左右佛?母二，伴绕神一十二圣，画三扇，高一丈五尺，阔一丈六尺”。另外，在一些敕建佛寺中，在供奉已故帝、后等人遗容的神御殿中，也奉祀大黑天神。可以说，大黑天神“在宫廷和一些由喇嘛教僧侣掌握的寺院中都很风行”(40)，元朝历代皇帝“对此神都极为崇奉”(41)，大黑天神成为元朝的护国神(42)。 第六，不断修建藏传佛教寺院，大肆赏赐土地、钱钞等。 早在萨班擕八思巴等到凉州后，阔端即在藩邸附近为建幻化寺。世祖以后，历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成为制度，建寺日增。大都敕建藏传佛教寺院最多，下文将专门探讨，这裹仅考察大都以外地区。八思巴死后，延佑七年（1320），仁宗下令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有加”。至治元年（1321），英宗又“诏各路立帝师殿，敕建帝师殿碑”(43)。这些帝师殿，显然可以看作藏传佛教寺院。再如，中统二年（1261），世祖“首于（上都）城中乾、艮二隅造两佛刹，曰大乾元寺，曰龙光华严寺”(44)。而据碑载，世祖建大乾元寺于至元十一年（1274），主持者为尼泊尔工匠阿尼哥，“制与（大都）仁王寺等”(45)，显然是一座藏传佛教佛寺（详见后文）。至元十三年（1276），世祖又命阿尼哥在涿州修建护国寺，其中供奉密宗护法神大黑天。元贞元年（1295）闰四月，成宗“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以前工部尚书?{济为将作院使，董其役”(46)。世祖“尝以五台絶境，欲为佛寺而未果”。大德元年（1297），成宗“继志建寺”，“赐名万寿佑国寺”(47)。至大元年（1308）二月，武宗“发军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48)。至治三年（1323）二月，英宗“作?上都华严寺、八思巴帝师寺及拜住第，役军六千二百人”(49)。泰定三年（1326）二月，泰定帝“建殊祥寺于五台山”(50)。天历二年（1329），文宗“命改集庆潜邸建大龙翔集庆寺，以来岁兴工”(51)。建成后的佛寺，殿堂众多，规制宏敞，壮丽无比。文宗又赐寺以“姑苏腴田”，“以饭其众”(52)。大龙翔集庆寺一跃成为元代后期南京首刹(53)。至正十四年（1354）二月，顺帝“建清河大寿元忠国寺，以江浙废寺田归之”(54)。 对于各地藏传佛教寺院，元朝皇帝还大量赏赐土田、金钱等。如，大德五年（1301）二月，成宗“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百顷，兴教仍赐钞万五千锭。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钞皆如兴教之数”(55)。泰定三年（1326）二月，建殊祥寺于五台山，“赐田三百顷”(56)。 此外，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还有其他表现，如诵经、饭僧、印经、“迎白伞盖游皇城”等，不一而足。 综上所述，元朝皇帝极度崇奉藏传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絶后的。因此，元末有人说：“佛之说行乎中国，而尊崇护卫，莫盛于本朝。”(57) 二 元朝皇帝为什么崇奉藏传佛教？在藏传佛教各派中，元朝皇帝又为什么主要崇奉萨迦派？ 1.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原因 对此，以往学者主张原因有二，其一是藏传佛教的理论和仪式，与蒙古族原来信奉的萨满教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藏区藏传佛教势力很大，元朝统治者想要“因其俗而柔其人”，即元朝皇帝通过崇奉藏传佛教来达到统领藏区的政治目的(58)。这两大原因确实言之有理，给人以启发。但是，总体上说，它稍显疏阔。特别是，它忽视了元朝皇帝对藏传佛教教义的服膺，缺乏相关的分析；过于强?{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政治功利性，也值得商榷。我们认为，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以外，主要原因是： 第一，藏传佛教宣扬“即身成佛”是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主要原因。藏传佛教形成于10世纪后半期至13世纪的后弘期，虽有许多教派，但“信仰的教义内容则是一致的，都属于佛教大乘空宗和密宗”(59)。大乘空宗（显宗）的教义，大体上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创教学说，如四圣谛说、因缘说、业力说、无常说、无我说等，与汉传佛教基本一致。藏传佛教尤重密宗，密宗是其主要内容和鲜明特色。其教义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生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识”为“心法”，属金刚界。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两者赅宇宙万有，而又皆具众生心中。佛与众生体性相同，本无差别。众生根据宗教导师（喇嘛）的秘密传授，通过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种种仪式，严格依法修行，身结印契（“身密”），口诵真言（“语密”），意观本尊（“意密”），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受到佛陀“三密”的加持，佛与众生三密相应，融和无间，此身即可成佛。与显宗（除禅宗以外）的须经三大阿僧只劫、修六度万行始得证佛果相比，密宗的仅修三密妙行即可现生成佛更为简易快速。 元朝皇帝皈依、崇信藏僧，从而受灌顶、授戒，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以大黑天神为护国神，大量修建藏传佛教寺院，无不反映他们对藏传佛教教义的接受，对即身成佛观念的信持。他们对藏传佛教“崇其教以敦其化本”，对帝师“屈万乘之尊，尽师敬之节”(60)，态度虔诚，一以贯之，决非一时的政治作秀。因此，以元朝皇帝“因其俗而柔其人”作为他们崇奉藏传佛教的主要原因，值得商榷。 第二，藏传佛教重视仪式巫术，强?{男女“双修”的修行方法，是吸引元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的另一重要原因。重视仪式巫术、强调男女双修是藏传佛教密宗各派的共同特点，这对元朝最高统治者来说，不仅神秘而新奇，更可为其奢侈荒淫生活带来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颇具吸引力。藏传佛教“本身具有令人畏服的神秘色彩”，通过“侈设仪式，讲究修法，演习咒术等”(61)，广作法事，据说可以沟通神佛世界与人间，驱邪避凶。而一些藏僧“熟悉魔术，擅长咒语和诳话”(62)，作法多着“灵验”，也对大众（包括元朝皇帝）很有吸引力。例如，国师胆巴，世祖时怀孟大旱，“命祷之”，“立雨”。胆巴“又尝咒食投龙湫，顷之，奇花异果上尊涌出波面”，“又尝为月的迷失言异梦及己还朝期，后皆验”。元贞年间，“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祷于摩诃葛刺神，已而捷书果至”(63)。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据说能够沟通神佛世界与人间，驱邪避凶。 藏传佛教密宗各派多以无上瑜伽部的各种教授为主要修行法门，所谓“以神秘欲乐之道为究竟无上，则西藏各家所共信也”(64)。他们“将般若的‘空’性，配合女性的阴户；方便的‘有’相，配合男性的阳具”，“以方便为父，以智慧为母，父母相应，便是瑜伽法的福智圆满；男女双修，便是悲智双运”，“男女双身的拥抱交合，即是无上瑜伽的极则”，“在强烈欲乐的交抱之际，能达成身心的统一，便是无住处涅盘的境界，便是成佛”(65)。这种男女双修，称为“秘密教”、“演揲儿法”等，修行此法，有严整的仪轨与口诀。它“外眩佛教之名，内实与御女术同”(66)。元朝皇帝所以多崇奉藏传佛教，崇信藏僧，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藏传佛教多强?{男女双修，藏僧精于“秘密教”即房中术，可满足其奢侈荒淫生活的需要。元顺帝好“秘密教”，已见前述，其他诸帝恐怕也多不例外，只是淫声不盛而已。明太祖尝曰：“元主奢淫，不恤国政，以至于亡。”(67)今人有称，在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以前，“双身修行之风在（藏传佛教）一些教派中还是很盛行的，而且给元明两朝的宫禁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68)。 另外，藏传佛教中掺杂有大量的医占历算知识，藏僧往往精通医占历算，也是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例如，阔端身患顽疾，久治不愈。而萨班精通五明，深谙医道，治好了阔端之病，阔端对其顿生崇敬(69)。元成宗病，胆巴又为“祷疾”，“遄愈”(70)。这些，无疑也增加了藏传佛教对诸帝的吸引力。 第三，藏传佛教提倡喇嘛崇拜、皈依四宝，是元朝皇帝皈依帝师、崇信藏僧的根本原因。藏传佛教特别注重师徒传承，宣扬喇嘛是救度众生的宗教导师，众生不依喇嘛的引导，不会知有佛教；不从喇嘛的教诲传承，不能入佛、成佛；皈依喇嘛，然后才能皈依佛、法、僧三宝。因此，喇嘛“包括了佛、法、僧三宝的全部”，“积聚善根的主要方法，也就是供事喇嘛”。藏传佛教提倡皈依喇嘛，并对喇嘛僧团也絶对皈依崇拜，“须竭尽一切的财物来供奉喇嘛”(71)。元朝皇帝既然多崇奉藏传佛教，就不能不受其崇拜喇嘛、皈依四实说教的影响，对藏僧皈依崇拜，言听计从，极尽崇奉藏传佛教之能事。 2.元朝皇帝主要崇奉萨迦派的原因 在藏传佛教各派中，元朝皇帝主要崇奉萨迦派。元朝帝师基本属于萨迦派昆氏家族，或者是与昆氏家族有密切关系。元朝皇帝尊奉帝师，实际上也是尊奉萨迦派。宣政院等机构官员俱由帝师辟举，因此元帝封授的藏僧上层也主要来自萨迦派。元朝皇帝接受的喜金刚灌顶，也是萨迦派的主要修法，因为“在密教方面，他们（指萨迦派）以喜金刚的种种修法为主”(72)。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三： 其一，在当时藏传佛教各派中，萨迦派实行血缘传承，最具有政教合一特点。萨迦派是昆氏家族创立的教派，“其宗教领袖在该贵族中按世袭制传承，使宗教和政治、喇嘛和贵族家族的统治利益结合起来，有利于教派之间的竞争，巩固家族的统治”(73)。在当时，其他任何教派的领袖人物都不比萨迦派萨班的条件优越，“因为其他教派的活佛转世制度，决定其宗教领袖是从僧院组织共同体中挑选出来的，具有一种偶然性”。萨迦派实行血缘传承，“其继承人也是法定不变的萨迦本族人”，“宗教和经济权力始终高度集中于一族”(74)，对蒙元统治者藉其力量和影响长期统治藏区最为有利。 其二，与萨迦派宗教首领萨班和八思巴等人不懈的传教活动和忠诚的人格魅力密切相关。阔端派兵入藏，考察藏传佛教各派，发现当地“僧伽以噶当派的最大，达垄法王最会讲情面，止贡京俄的威势最大，萨迦班智达对教法最精通”(75)。萨迦派首领萨班幼年学佛，九岁能说法，佛学造诣精深，曾云游前后藏，弟子众多。他精通大小五明，着述众多，因此被尊称为“班智达”。蒙古统治者选择萨班作为统领藏区的代理人，无疑是比较合适的。而为了藏区的前途，萨班以六十三岁高龄，毅然搞二幼侄，长途跋涉，到达凉州谒见阔端。在凉州，萨班为阔端讲说佛法，又用医术治好合端顽疾，使阔端对萨班倍生崇敬。在与阔端会谈后，萨班又审时度势，向藏区各派首领发出公开信，奉劝他们归顺蒙古政权。萨班为藏区归顺蒙古政权、实现中国统一做出巨大贡献，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认可和崇敬，也为萨迦派与蒙元政权建立了初步牢固的联系。 八思巴幼礼伯父萨班为师，“秘密伽陀一二千言，过目成诵。七岁演法，辩博纵横，犹不自足。复遍咨名宿，句玄索隐，尽通三藏”(76)。萨班卒后，八思巴继为萨迦派第五任教主。蒙哥汗即位后，八思巴协助蒙古政权在藏区清查户口，划定地界。他应忽必烈之招，至其军营。忽必烈向他请教不少藏族历史、藏传佛教问题，其渊博的学识和谦逊的美德，使忽必烈十分欢喜，“汗王父子俱生信仰”(77)。忽必烈王妃察必首先接受了八思巴传授的喜金刚灌顶，但当忽必烈提出灌顶之时，八思巴却没有立即同意，而是要求忽必烈在灌顶之后遵守教规，真正以弟子之礼尊奉上师。最后，双方在察必的调解下达成协定，八思巴为忽必烈传授喜金刚灌顶（详见前文）。其后，八思巴追随忽必烈，为其说法、祈祷，深得信任。忽必烈即位后，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掌管佛教及藏区事务。后八思巴奉命创蒙古新字，世祖再请八思巴传授灌顶，并封为帝师(788)。至此，元朝确立了帝师制度，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制度也由此展开。 其三，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错失时机。实际上，在蒙古军队远征西夏、中亚时，蒙古统治者就与藏族发生了交往，成吉思汗曾与一些藏僧有过个别接触。阔端派兵入藏后，作为前藏最有声望的宗教领袖，止贡噶举派首领京俄仁波且却对蒙古军队避而不见，而且极力向蒙古人推荐后藏萨迦派首领萨班，并鼓动和资助萨班应邀前往凉州，把与蒙古人建立关系的优先权让给了萨迦派。萨班到达凉州以前，阔端身边也已经有了一些维吾尔族和藏族僧人。但因他们佛学不甚精湛，佛教在阔端宫中未能占主要地位，祈祷时由也里可温教和蒙古巫师坐上首。萨班以自己的学识、才能征服阔端，阔端下令，以后祈祷由萨班坐上首，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这样，萨班成为第一个在蒙古宫廷中成功传布佛教并受到信仰的藏传佛教领袖。 忽必烈最先建立联系的也不是萨迦派，而是蔡巴噶举派。蒙哥汗时，忽必烈受封西藏蔡巴地区，遂延请了一些蔡巴噶举派僧人在身边。这些僧人为忽必烈长子作护佑法事，并预言忽必烈有继汗位的福分(79)。1252年，忽必烈奉命进攻四川、云南，为了绕道藏区，他又招请在青海、四川藏区实力较大的噶玛噶举派首领噶玛拔希，同时招请在凉州的八思巴。噶玛拔希具有广大神通，在朵甘思和前藏名声很大。他因自己寺院在另外一位皇弟阿里不哥封地内，因此谒见忽必烈后，即辞别投奔蒙哥汗、阿里不哥(80)。而八思巴则归顺忽必烈，并使忽必烈皈依藏传佛教，尊自己为上师，独尊萨迦派(81)。因此，蒙元统治者独尊萨迦派，除了萨迦派独特的血缘传承以及其首领萨班、八思巴的不懈努力以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他教派首领错失机会的结果。 三 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因此在大都敕建了许多佛寺。他们在一些敕建佛寺中设置神御殿，安奉已故帝、后等人遣像。 1.大都的敕建佛寺 元朝大都的敕建佛寺，有的是新建，有的是因旧重建，还有的是增建。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起码有以下十五所(82)： （1）大护国仁王寺。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83)。十一年三月，“建大护国仁王寺成”(84)。该寺由阿尼哥及其弟子刘元主持修建。阿尼哥，尼泊尔人，出身王族，读佛书，善画塑和铸金为像。中统元年（1260），应招至藏，为国师八思巴建塔，从而出家。后随八思巴入觐世祖，留于大都，掌管诸色人匠及织造事宜。其平生所成，“凡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宫一。若内外朝之文物、礼殿之神位、官宇之仪器，组织熔范，搏埴丹粉之繁缛者，靡不与焉”(85)。刘元，字秉元，宝坻人。先出家为道士，精雕塑。至元七年，世祖建大护国仁王寺，以“奇工”被召，又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为绝艺”，“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搏换为佛者，一出正奉（刘元）之手，天下无与比者”(86)。该寺成后，为历任帝师的住所(87)。寺宇宏丽雄伟，“每岁二月八日，大阐佛会，庄严迎奉，万民瞻仰焉”(88)。 （2）大圣寿万安寺。寺本辽永安寺，元初“殿堂废尽，惟塔存焉”(89)。至元八年（1271），世祖发塔下舍利，据说有灵异，“愈加崇重，即迎舍利，崇饰斯塔”(90)，令阿尼哥主持重建。九年，开始重建殿堂。十六年，“建圣寿万安寺浮图初成”(91)。二十二年，寺成，“诏（僧知）拣公开山主之”(92)，俗称白塔寺。该寺寺址的确定，据说世祖采用“箭程划地界”：“帝建大圣寿万安寺，帝制四方，各射一箭，以为界至。”(93) （3）城南寺。据元人程钜夫《雪楼集·凉国敏慧公神道碑》：“（至元）十七年建城南寺”。则此寺为阿尼哥主持兴建，是敕建佛寺。此处虽未言寺址，但文中记载阿尼哥所建各寺，在大都者一般不标注，其他各地寺院等建筑均标注所在地(94)，则该寺应在大都。 （4）兴教寺。至元二十年（1283），“建兴教寺”，主持者为阿尼哥(95)。该寺“在都城之内顺城门裹街西”，“华严宏大，精邃整丽，佛会早于京师”(96)。大德五年（1301）二月，成宗赐地百顷，赐钞万五千锭(97)。 （5）大宣文弘教寺。世祖时建。泰定三年（1326）十月，中书省臣言：“养给军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赐永业，当时已号虚费。”(98)寺址不明，清人称：“今静宜园之万安山法海、法华二寺，相传即其遗址。”(99)？ （6）东花园寺。大德八年，“建东花园寺，铸丈六金身”(100)。此寺亦为阿尼哥主持兴建，是敕建佛寺，应在大都。 （7）大天寿万宁寺。大德九年二月，“建大天寿万宁寺”(101)。该寺亦为阿尼哥主持修建，“造千手眼菩萨，铸五方如来”(102)。寺中雕塑“秘密佛像”，据说连皇后都看不过去，令“以帕障其面而过，寻敕毁之”(103)。修建该寺，耗费极大，泰定年间有大臣反映说：“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赐永业，当时已号虚费。而成宗复构天寿万宁寺，较之世祖，用增倍半。”(104) （8）大承华普庆寺。至大元年（1308）建。世祖崩，太子真金（已先卒）妻伯?{也怯赤召三子铁穆耳继位（成宗），伯蓝也怯赤被尊为太后。真金二子答剌麻八剌长子海山“抚军于北”，答剌麻八剌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方逾十岁，得太后抚养，“恩莫大焉”。大德四年（1300），太后逝，谧裕圣皇后。爱育黎拔力八达“追思?罔及”，“始建佛殿于大都”。成宗崩，海山继位（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被立为太子（后继位为仁宗）。武宗至大元年（1308），爱育黎拔力八达“缅怀畴昔报本之意，乃命大创佛宇，因其地而扩之”。寺成，“赐名曰大普庆寺，给田地、民匠、碓磑、房廊等，以为常住，岁收其入，供给所须”(105)。该寺后改称宝禅寺，明人称在河漕西坊(106)。 （9）大崇恩福元寺。至大三年（1310）六月，武宗立规运都总管府，“领大崇恩福元寺钱粮”。十一月，“改大崇恩福元寺规运总管府为隆禧院”。十二月，“以建大崇恩福元寺，乞失剌遥授左丞，曲列、刘良遥授参知政事，并领行工部事”(107)。皇庆元年（1312）四月，“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108)。该寺址，清人称“莫详其处”(109)。 （10）永福寺。延佑三年（1316），“以起建新寺，始置营缮提领所”(110)。五年九月，“置大永福寺都总管府”。七年二月，曾“罢造永福寺”(111)。至治元年（1321）二月，“大永福寺成，赐金五百两、银二千五百两、钞五十万贯、币帛万匹”(112)。 （11）大乾元寺。延佑六年（1319）六月，仁宗“赐大乾元寺钞万锭，俾营子钱，共缮修之费”(113)。泰定二年（1325）七月，泰定帝“修大乾元寺”(114)。三年七月，“幸大乾元寺，敕铸五方佛铜像”(115)。清人称寺址及五方佛像“俱无考”(116)。 （12）昭孝寺。寺本唐兜率寺，后废，“为道士有”。英宗为太子，“尝至其处，喜其山水明秀”(117)。继位后，至治元年（1321）春，“诏起大刹于京西寿安山”(118)，“以钞二万锭，赐道士，使别营构，因观基炼石凿□，大起佛宇，功德无量，欲资以慰荐祖宗在天之灵”(119)。御史锁咬儿哈的迷失、观音保等“上章极谏”，结果锁咬儿哈的迷失、观音保被杀，成珪、李谦亨被黥窜(120)。十二月，“置中端司，冶铜五十万斤，作寿安山寺佛像”(121)。天历元年（1328），“立寿安山规运提领所”。三年，“改昭孝营缮司”(122)，寺改名昭孝寺。 （13）大天源延圣寺。寺本唐感应寺。泰定三年（1326）二月，“建显宗神御殿于卢师寺（按，即感应寺），赐额曰大天源延寿寺”(123)。 （14）石佛寺。泰定四年（1327），“造（太祖、太宗、拖雷）影堂于石佛寺，未及迁”(124)。清人《天咫偶闻》载：“石佛寺，在劈柴胡同。门榜曰大石佛寺。元刹也。”寺在金城坊东南：“石佛寺又西转北，则城隍庙。自庙前巷口转北，金城坊是。”(125) （15）大承天护圣寺。天历二年（1329）春，文宗以太皇太后答己（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之妻，武宗之母）对自己“冲幼”之时有“躬保持而导迪”之恩，欲报之。四月，文宗“幸近郊，观于玉泉之阳”，决定在此建寺。八月，“立隆祥总管府以领之”，并定寺名曰“大承天护圣寺”。至顺元年（1330）十月，文宗“始命大匠治木”。二年四月，“始作土功”。三年，“寺大成”(126)。 上述诸寺，阿尼哥、刘元主持修建者是藏传佛教寺院，应无疑问。《元史》称：刘元“所为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见者”(127)。其他佛寺，估计也有不少为藏式。因为一是元朝建立后，历朝皇帝主要崇奉藏传佛教，且以藏传佛教压制汉传佛教(128)，其所建佛寺应主要是藏传佛教寺院；二是敕建佛寺多用于供奉先朝帝、后等人“御容”（详见后文），而从元初情况来看，神御殿设在藏传佛教寺院中。 2.大都敕建佛寺中的神御殿 元朝皇帝往往在大都的敕建佛寺中建立神御殿（又称御容殿、原庙、影堂等），安奉已故帝、后等人的御容（肖像）或者画像，以供祭祀行香。 （1）大护国仁王寺，又称高梁河寺、镇国仁王寺、西镇国寺等(129)。大德五年（1301）正月，成宗“奉安昭睿顺圣皇后御容于护国仁王寺”(130)。“昭睿顺圣皇后”即世祖皇后察必，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成宗谥(131)。至治三年（1323）十一月，泰定帝“敕会福院奉北安王那木罕像于高良河寺”(132)。“那木罕”为世祖第四子，封北安王(133)。可见，大护国仁王寺有世祖皇后察必、四子那木罕神御殿。 （2）大圣寿万安寺，又称白塔寺。《析津志辑佚·原庙》称：“普颜笃皇帝，白塔寺，正官（行香），正月二十一日”；“世祖皇帝，白塔寺，大小官员（行香），正月二十一日”；“老太后周年，白塔寺，正官（行香），二月二十九日”；“裕宗皇帝愍辰，白塔寺，大小官（行香），六月二十日”。“普颜笃皇帝”即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蒙古语尊号；“世祖皇帝”即忽必烈；“老太后”所指不明，可能是世祖皇后察必；“裕宗”指忽必烈第二子真金，成宗（真金之子铁穆耳）时上庙号裕宗(134)。可见，大圣寿万安寺有世祖忽必烈帝后、忽必烈二子真金夫妇以及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等人神御殿。 （3）兴教寺。延佑五年（1318）十月，仁宗“建帝师八思巴殿于大兴教寺，给钞万锭”(135)。至治二年（1322）十月，英宗“建太祖神御殿于兴教寺”(136)。可见，兴教寺有太祖成吉思汗、帝师八思巴神御殿。 （4）大天寿万宁寺。《元史。祭祀志四》说，“影堂所在……成宗帝后，大天寿万宁寺”。可见，大天寿万宁寺有成宗铁穆耳及皇后神御殿。 （5）大承华普庆寺。《析津志辑佚·原庙》称：“普颜笃皇帝愍辰，普庆寺，正官（行香），三月初三日”；“阿咱失里皇后愍辰，普庆寺，正官（行香），四月初九日”；“顺宗皇后忌日，普庆寺，正官（行香），五月初八日”；“顺宗皇帝愍辰，普庆寺，正官（行香），（六月）初四日”。“普颜笃皇帝”即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阿咱失里皇后”即阿?{失舍里、阿纳失失里，为仁宗皇后(137)；“顺宗”即真金二子答剌麻八剌，早卒，后其子武宗即位，上庙号顺宗(138)。此外，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拖雷（太祖成吉思汗四子，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之父，早卒，宪宗上庙号睿宗）三人御容?本在翰林院，至治三年（1323）“迁置普庆寺”(139)。泰定元年（1324）四月，泰定帝“作昭圣皇后御容殿于普庆寺”(140)。“昭圣皇后”疑为武宗海山妃唐兀氏，生文宗，天历二年（1329）追谧“文献昭圣皇后”(141)。可见，大承华普庆寺有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拖雷以及真金第二子答剌麻八剌夫妇、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帝后、武宗海山妃唐兀氏等人神御殿(142)。 （6）大崇恩福元寺。《元史·祭祀志四》说，“影堂所在……武宗及二后，大崇恩福元寺”。武宗先后有三位皇后，即真哥、速哥失里、完者歹(143)，不知“二后”指哪两位。总之，大承华普庆寺有武宗海山及其两位皇后神御殿。 （7）永福寺，亦名青塔寺。延佑五年（1318）十一月，仁宗“敕大永福寺创殿，安奉顺宗皇帝御容”。至七年二月，曾“罢造永福寺”，不久“建神御殿于永福寺”(144)。泰定元年（1324）二月，泰定帝“作显宗影堂”。二年正月，“奉安显宗像于永福寺，给祭田百顷”(145)。“显宗”即真金长子甘麻剌，卒后，其子也孙铁木儿即位（泰定帝），上庙号显宗(146)。再据《析津志辑佚·原庙》：“英宗皇帝，青塔寺，正官（行香），二月初六日”；“速哥八剌皇后忌日，青塔寺，（六月）二十一日”。“速哥八剌皇后”，为英宗皇后(147)。可见，永福寺有真金长子甘麻剌、二子答剌麻八剌以及英宗帝后神御殿。 （8）大天源延圣寺，又称黑塔寺。泰定三年（1326）二月，泰定帝“建显宗神御殿于卢师寺（按，即感应寺），赐额曰大天源延寿寺”(148)。但是，泰定帝死后，爆发帝位之争，武宗长子和世夺得帝位，为明宗。明宗死后，由其弟图帖睦耳继位，为文宗。明宗、文宗皆是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子孙。文宗认为，泰定帝继位不合法，不许进入太庙，也不为其设置神御殿，泰定帝为其父甘麻剌在大天源延圣寺设置的神御殿也被取消。其后，该寺改设明宗帝、后神御殿(149)。可见，大天源延圣寺先后设有真金长子甘麻剌以及明宗帝后神御殿。 （9）石佛寺。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拖雷三人御容本在翰林院，至治三年（1323）迁置普庆寺（详见前文）。泰定四年（1327），泰定帝“造（太祖、太宗、拖雷）影堂于石佛寺，未及迁”。至顺二年（1331），“复祀于翰林国史院”。元末至元六年（1340），翰林院言“三朝御容祭所甚隘，兼岁久屋漏”，建议“于石佛寺新影堂奉安为宜”。但中书省臣以三人御容在翰林院为“世祖定制”，主张“当仍其旧”，顺帝“制可”(150)。也就是说，石佛寺建有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拖雷三人神御殿，但未能使用(151)。 （10）大承天护圣寺，又称西湖寺。据《道园学古録》，该寺是文宗为报答太皇太后答己辅导之恩而建（详见前文）。至顺二年（1331）四月，“始作土功”。寺中设置神御殿，“奉太皇太后睟容于中”(152)。另据《元史》，元统元年（1333）十月，顺帝“奉文宗皇帝及太皇太后御容于大承天护圣寺”(153)。顺帝所奉御容之“太皇太后”，有学者据上引史料，称是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史载，文宗崩，皇后卜答失里舍己幼子，而先后立文宗长兄——明宗之次子懿璘质班（宁宗）、长子妥惧帖睦尔（顺帝）。宁宗时，尊卜答失里为皇太后。元统元年，顺帝“尊为太皇太后，仍称制临朝”。至元六年（1340）六月，顺帝“诏去（卜答失里）尊号，安置东安州，寻崩”(154)。也就是说，元统元年，卜答失里仍健在，且正“称制临朝”。因此，顺帝所奉御容之“太皇太后”，不可能是卜答失里，而应当还是文宗所称并为建寺的答己。可见，大承天护圣寺有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之妻答己、文宗神御殿(155)。 元朝皇帝在大都敕建佛寺中建立神御殿，视这些佛寺为家庙、太庙，在以儒学治国的中国古代确实是别出一格，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极度崇奉藏传佛教的史实。 注释： ①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相关专着，主要有郭朋《宋元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7—194页；邓鋭龄《元明中央与西藏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年，第26—36页；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73—78页；任宜敏《中国佛教史·元代》，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5—196页；等。相关论文，主要有［日本］野上俊静、稻叶正就《元代帝师考》，载《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日本大阪关西大学，1958年，第430—448页，中译文（邓鋭龄译）见《邓鋭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907—930页；陈高华《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薛学仁《元代宗教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张践《元代宗教政策的民族性》，载《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朱丽霞《论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载《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王启龙《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载台湾《普门学报》2002年第8期；等。 ②元朝皇帝在大都敕建佛寺的相关论着，主要是陈高华《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载《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2期。又收入杨曾文、［日本］镰田茂雄《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198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37—244页；［日本］中村淳《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载《东洋史研究》第58卷第1号，日本京都，1999年，中译文（宝力格译）见《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1期。 ③参閲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228—231页。 ④（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见《大正藏》第四十九册，第707页。 ⑤（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八，见《大正藏》第四十九册，第434页。 ⑥《元史》卷二○二《释老传》，中华书局，1999年。参閲［日本］野上俊静、稻叶正就《元代帝师考》，邓鋭龄译，见《邓鋭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第907—930页；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96—97页；任宜敏《中国佛教史·元代》，第190—192页。 ⑦（元）陶宗仪《南村辍耕録》卷二《受佛戒》，中华书局，1957年。 ⑧阿旺贡嘎索南着，陈庆英等译注《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8页。 ⑨(11)(12)(14)《元史》卷二○二《释老传》。 ⑩《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13)《元史》卷二○五《桑哥传》。 (15)《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二三《武宗纪二》。 (16)《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17)《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18)《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19)(20)《元史》卷二○二《释老传》。 (20)《元史》卷一三○《不忽木传》。 (22)《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23)《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选试僧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24)《元典章》卷三三《礼部六·释教·披剃僧尼给据》，中国书店，1990年。 (25)《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26)（清）俞森《荒政丛书》卷八《常平仓考》引张光大《常平仓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28)参閲何孝荣《论元朝的度僧》，载《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能仁书院，2005年，第200—217页。 (29)参閲何孝荣《论明代的度僧），载《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何孝荣《明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30)王启龙《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载台湾《普门学报》2002年第8期。 (31)（明）归有光《归先生文集》卷一三《赠峨眉寺觉义海上人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6年。 (32)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第77页。 (33)（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六二，大德九年二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元史》卷二○五《哈麻传》。 (35)《元赵孟頫书胆巴碑》，文物出版社，1982年。 (36)《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见《大正藏》第四十九册，第726页。 (37)《元史》卷二○二《释老传》。 (38)《南村辍耕録》卷二《受佛戒》。 (39)《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40)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 (41)任宜敏《中国佛教史·元代》，第40页。 (42)参閲张羽新《玛哈噶拉——元朝的护国神》，载《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 (43)《佛祖统纪》卷四八，见《大正藏》第四十九册，第436页。 (44)《佛祖统纪》卷四八，见《大正藏》第四十九册，第430页。 (45)（元）程钜夫《雪楼集》卷七《凉国敏慧公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资治通鉴后编》卷一五九，元贞元年闰四月丙午。 (47)《佛祖统纪》卷四八，见《大正藏》第四十九册，第435页。 (48)《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49)《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50)(56)《元史》卷三○《泰定帝纪二》。 (51)《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52)（元）虞集《龙翔集庆寺碑》，见（明）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金陵梵刹志》卷一六，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53)参閲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2—83页。 (54)《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 (55)《元史》卷二○《成宗纪三》。 (56)（明）危素《说学斋稿》卷二《扬州正胜寺记》，《景印文渊合四库全书》本。 (57)参閲陈高华《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辑。其后一些论着的分析，基本上承袭陈文的说法。 (59)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第126页。 (60)《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见《大正藏》第四十九册，第733页。 (61)黄玉生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页。 (62)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第133页。 (63)《元史》卷二○二《释老传》。 (64)释印顺《佛教史地考论》，台湾正闻出版社，1992年，第86页。 (65)释圣严《西藏佛教史》，台湾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30—134页。 (66)释印顺《印度之佛教》，台湾正闻出版社，1992年，第323页。 (67)《明太祖实録》卷三○，洪武元年八月甲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 (68)罗文华《历史上的“欢喜佛”与双身修行》，载《紫禁城》1999年第1期。 (69)参閲邓鋭龄、陈庆英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70)《元史》卷二○二《释老传》。 (71)释圣严《西藏佛教史》，第25—129页。 (72)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92页。 (73)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第110页。 (74)王启龙《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载台湾《普门学报》2002年第8期。 (75)五世达赖喇嘛着，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76)《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见《大正藏》第四十九册，第707页。 (77)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第107页。 (78)参閲李治安《元世祖忽必烈与藏传佛教》，载《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9—148页。 (79)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下册，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416页。 (80)蔡巴·贡嘎多吉着，陈庆英等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1—92页。 (81)参閲邓鋭龄、陈庆英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册，第11—47页。 (82)按，陈高华《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载《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2期）列举大都敕建佛寺包括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兴教寺、大宣文弘教寺、大天寿万宁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崇恩福元寺、永福寺、昭孝寺、大天源延圣寺、大承天护圣寺，计十一所；［日本］中村淳《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实力格译，见《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1期）列举大都敕建佛寺包括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兴教寺、大天寿万宁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崇恩福元寺、永福寺、大天源延圣寺、大承天护圣寺，计九所。 (83)《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84)《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85)(91)《雪楼集》卷七《凉国敏慧公神道碑》。 (86)（元）虞集《道园学古録》卷七《刘正奉塑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7)参閲［日本］中村淳《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 (88)(96)（元）孛兰胎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89)（元）释祥迈《至元辩伪録》卷五，见《大正藏》第五十二册，第780页。 (90)（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二《皇都杂记·白塔寺》，北京出版社，1960年。 (91)（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92)《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见《大正藏》第四十九册，第723页。参閲陈学霖《刘伯温建北京城探赜——“箭程划地界”故事考索》，载陈学霖《明代人物与传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0—71页。 (93)《雪楼集》卷七《凉国敏慧公神道碑》：“（至元）十一年建乾元寺于上都，制与仁王寺等”，“十三年建寺于涿州如乾元制”，“（元贞元年）又建万圣佑国寺于五台”。 (95)(100)(102)《雪楼集》卷七《凉国敏慧公神道碑》。 (97)《元史》卷二○《成宗纪三》。 (98)(104)《元史》卷三○《泰定帝纪二》。 (99)（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一五五《存疑》，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101)《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103)《资治通鉴后编》卷一六二，大德九年二月。 (105)（元）赵孟頫《松雪斋外集·大元大普庆寺碑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6)（明）沈应文、张元芳（万历）《顺天府志》卷二《营建志·寺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07)《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108)《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109)(116)《日下旧闻考》卷一五五《存疑》。 (110)(122)《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111)(113)《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112)(121)《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114)《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115)(123)《元史》卷三○《泰定帝纪二》。 (117)(119)（元）许有壬《至正集》卷四七《敕赐故光禄大夫大司徒释源宗主洪公碑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8)(120)《元史》卷一二四《锁咬儿哈的迷失传》。 (124)《元史》卷七五《祭祀志四》。 (125)《析津志辑佚·寺观》。 (126)《道园学古録》卷二五《大承天护圣寺碑》。 (127)《元史》卷二○三《刘元传》。 (128)参閲陈高华《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薛学仁《元代宗教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张践《元代宗教政策的民族性》，载《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 (129)按，《元史·泰定帝纪二》：致和元年三月，泰定帝“命僧千人修佛事于镇国寺”。《日下旧闻考》卷九八《郊垌·西八》：“镇国寺在白石桥”。二书所言“镇国寺”，皆应为大护国仁王寺。 (130)《元史》卷二○《成宗纪三》。 (131)《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 (132)《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133)《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卷一○八《诸王表》。 (134)《元史》卷一一五《裕宗传》。 (135)《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136)《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137)(143)(147)《元史》卷一○六《后妃表》。 (138)《元史》卷一一五《顺宗传》。 (139)《元史》卷七五《祭祀志四》。 (140)(145)《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141)《元史》卷一一四《武宗妃唐兀氏传》。 (142)按，［日本］中村淳《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遗漏大承华普庆寺中武宗海山妃唐兀氏神御殿。 (144)《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146)《元史》卷一一五《显宗传》。 (148)《元史》卷三○《泰定帝纪二》。 (149)(150)《元史》卷七五《祭祀志四》。 (151)按，［日本］中村淳《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未提及石佛寺中的神御殿。 (152)《道园学古録》卷二五《大承天护圣寺碑》。 (153)《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154)《元史》卷一一四《文宗卜答失里皇后传》。 (155)按，［日本］中村淳《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称大承天护圣寺有“图帖睦尔、后”即文宗及其皇后卜答失里神御殿，而末提及该寺有答剌麻八剌之妻答己神御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