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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谷文则 内容提要：支持鉴真东渡的檀越中，可能有在唐的粟特人。追随鉴真东渡的胡国人安如宝就是深眼窝、高鼻梁的粟特人。其至日之后，曾担任唐招提寺住持，参与了药师如来立像的建造。目前在药师如来立像的手掌中发现了三枚铜钱。这一在佛像手掌中埋纳铜钱的做法，应与粟特人的习俗密切相关。 关键词：鉴真 胡国人 安如宝 唐招提寺药师如来像 埋钱 一、鉴真东渡与伴随者 天平胜宝五年、唐天宝十二年(753)，唐僧鉴真一行乘坐副使大伴古麻吕的遣唐使船，自长江沿岸的扬州出航。因途中迷失方向，漂流至阿儿奈波岛(现冲绳岛)。后再度出航，于当年12月20日至萨摩国秋妻屋浦。倘若海流和风向稍有不同，航船沿着黑潮航行的话，鉴真一行将难以到达日本。这不能不说是万幸。之后的路程较为顺利，12月26日到达大宰府。此间大概是乘船航行，因为仅6日陆路是难以到达的。翌年2月1日到达难波，唐僧崇道等出迎，4日进入平城京。 上述的赴日过程，《续日本纪》、《唐大和上东征传》(以下简称《东征传》)有详细记载，但略有若干不同。①鉴真东渡及其活动，前辈学者已有深厚的研究。小文略有多余之嫌，在此斗胆从栗特人东迁的角度尝试探讨。 据《东征传》记载，鉴真东渡的伴随人员如下： 相随弟子杨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托、杨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灵耀寺僧法载、窦州开元寺僧法成等一十四人，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杨州优婆塞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都二十四人。[1] 文中“杨州”即为扬州。这些人员可作如下分类：僧——法进、昙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14人；尼——智首以及其他2人，共3人；其他人员——潘仙童、安如宝、军法力、善听以及其他3人，共7人。 不过，也有人认为僧尼17人、潘仙童等其他人员24人，合计为41人(如东大寺教学部编《新版丝绸之路往来人物辞典》，京都昭堂社，2002年)。笔者认为，上述《东征传》的“都二十四人”的“都”是表示法进等随同人员的总和，即总人数为24人。如果将此24人按照本贯出身来分类，则唐人21人，胡国人、昆仑国人、瞻波国人各1人。这大约是由于胡国人等3人的容貌与唐人和日本人有明显的区别而特记的吧。 胡国人即栗特人；昆仑人为现在北印度至巴基斯坦一带的居住者；瞻波国人即champa(占波)人，为今越南南部的居住者。本文将围绕着这三位容貌不同的异族人中的胡国人安如宝进行论述。 二、安如宝与如宝 《东征传》记载安如宝为胡国人。安姓乃北朝昭武九姓之一，为迁至唐土的栗特人的代表姓氏。如后所述，安姓之人分布较广。胡国人且非僧侣的安如宝何时至唐、得度、受戒，现已无法究明，但其与《日本后纪》卷24所载、弘仁六年正月去世的少僧都传灯大法师位如宝为同一人的观点，已成学界通说。 《东大寺要录》卷5、别当第七章所载的《东大寺戒和上次第》中，把法进大僧都视为第一，第二戒和上记载为： 如保(宝)和上和尚资 药师寺宝龟五年任八十四神护景云二年任少僧都。[2] 据此可知，如宝(保)为鉴真弟子，药师寺僧。宝龟五年被任命为戒和上，②距其赴日已有25年。 上述《东征传》记载的外国人名中，从名字来看，善听为僧人的可能性很大，但其恐怕难拥有唐王朝的度牒。在东大寺大佛开眼的佛会中，林邑僧拂彻发挥了重大作用。若对此有所耳闻的话，那么鉴真僧团就很可能因此带上林邑国近邻的瞻波国人。军法力为昆仑人。圣武天皇敕命的大佛开眼师菩提僧正，为婆罗门僧人，③故军法力或因此被带往日本。 安如宝在唐的活动，由于文献史料未加记载，故缺乏梳理的线索。即使通过对在唐粟特人社会进行探讨，也难以究明其个人在唐的活动。但如果安如宝及其一族生活在粟特人在唐集聚的社会集团中，那么其成为鉴真的伴随者而赴日的经纬，则可以知晓。 粟特人迁移至中国大陆，在南北朝时格外显著。至隋唐则更多，且遍布于中国大陆各地。④从遗物来看，河西走廊的酒泉、张掖，鄂尔多斯的固州(固原)、内蒙古、幽州(北京)、长安、洛阳、益州(青州市)、扬州、福州、广州等地，均有粟特人集聚的遗迹。 这些粟特人集体生活在一起，最为重要一点是，移居于中国大陆的粟特人主要在粟特人之间通婚。在中国大陆出土的墓志中，与粟特人有关的墓志约有168方。如果根据福岛惠先生整理制作的一览表来梳理，他们的通婚情况即可以明了。[3]笔者把可以判明夫或者妻之姓为安的情况列举如下(均为洛阳出土的墓志)： 安延(粟特人) (妻姓刘(汉人) 安师(粟特人) 康(粟特人) 安怀(粟特人) 史(粟特人) 安菩(粟特人) 何(粟特人) 安(名字不详)(粟特人) 吴(汉人) 除安姓之人外，其他的粟特人如以史、康、石、何等为姓的粟特人基本上也是如此，夫妇均为粟特人的比例更高。以汉人为妻者，多为后妻，如上述安延的妻子刘某和最后一个安姓人的妻子吴某等都是后妻。 这些深眼窝、高鼻梁的胡人即粟特人，他们在唐保持着本民族的特有容貌，集聚生活在一起，或为官，或从商。⑤笔者与茂木雅博先生等人参与调查的史道洛墓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四品官吏史诃耽的四弟史道洛，⑥从其骨骼可确认其为白色人种。[4]粟特人墓地的人骨，在我们调查之前完全没有引起学界的注目。近年在固原市发掘的一座墓主佚名的墓葬中，接连不断地出土了许多带有白色人种特征的人骨。这被认为是生活在唐王朝的粟特人墓葬中的独特现象。 此现象在安史之乱之后发生了显著变化。荣新江先生认为，这是由于粟特人之间结婚急剧减少所造成的。[5]安如宝自然是在安史之乱之前出生、东渡赴日的，故其为深眼窝、高鼻梁的可能性很大。 在此，笔者认为应该积极评价作为粟特人一员的安如宝。笔者认为，在鉴真东渡的支援者——檀越中，很可能存在粟特人集团。这从鉴真天宝二岁十二月，因船破而第二次出发时准备的食物(“备办海粮”)中多为胡食也可以推知： 备办海粮：落脂红绿米一百石、甜豉三十石、牛苏一百八十斤、面五十石、干胡饼二车、干蒸饼一车、干薄饼一万、番捻头一半车。……麝香二十剂、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瞻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熏陆香，都有六百余斤。又有毕钵、呵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庶八十束、青钱十千、正炉钱十千贯、紫边钱五千贯、罗幞头胃二千枚、麻靴三十量、席胃三十个。[1] 除落脂红绿米之外，其他干粮都是用麦粉制作的。其中，有干胡饼二车。此外，鉴真还准备了种类很多、数量很大的香料。在其第六次出发赴日的记录中，虽然只有佛具、佛典的目录而没有记载其他舶来品，但如小野胜年先生指出的那样，应该还有很多佛具、佛典之外的物品。[6]即使记录在内的物品中，也有西域记、天竺革履以及天竺朱和等杂书。其中，有关西域、天竺的物品较多，可见这些物品到手的范围也是很广泛的。 保存至今的国宝舍利容器——玻璃壶之大，是其他容器不可比拟的，且施有色调。这应与扬州的玻璃品输入有关。⑦被认为是包裹玻璃壶的包布、花边饰带，都带有胡人牧羊的图案。扬州胡商粟特人是经陆路或海路到达扬州的。由于新罗使携至日本的物品中没有出现紫檀等工艺良材，故携至日本的东南亚原产的香木或紫檀等良材，很可能来自扬州。 三、安如宝的唐招提寺造营与药师如来立佛左掌的纳钱 如宝，《东大寺要录》记载为药师寺僧，但之后其返回唐招提寺。关于其担任唐招提寺住持的代数，因史料的记载不同而略有出入，但由于均记载其为唐招提寺住持，故可视为事实。 现存的护国寺本《诸寺缘起集》对如宝参与唐招提寺造营之事有如下的记载：“金堂一宇、药师丈六千手像、北中壁三间画、木梵天帝尺四王、经楼一基、钟楼一基、钟一口。”其中，经楼一基的注释中还载有“纳佛舍利半合并佛菩萨像、经律论疏、一切宝物等”。其中的舍利半合，相当于《东征传》所载的舍利3 000粒。这些舍利由于天皇多次颁赐，现在为数不多，但仍纳入上述舍利容器玻璃壶中。 醍醐寺本的《诸寺缘起集》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菅家本《诸寺缘起集》中，记载唐招提寺金堂是鉴真和尚于天平宝字三年八月三日建造的。成书早于上述《诸寺缘起集》的《七大寺日记》、《七大寺巡礼私记》中，虽然没有记载是如宝建造的，但《七大寺日记》的“金堂东宝藏”条中载：“鉴真和尚所传持给之三千余粒佛舍利。(中略)金堂戌亥角安置之。影左方，有如宝大僧都绘像影。右有义静僧正绘样。此二人，鉴真和尚御弟子也。”可知，如宝与义静二人被置于特殊的位置。围绕着金堂的造营年代，目前诸说纷纭。参与笔者指挥的金堂发掘调查并撰写总结报告的前圆实知雄先生认为是大同(806-810)或延历年间(782-806)建造的。[7]笔者也赞同此说。 金堂须弥坛上，安置着卢舍那佛坐像。东方为药师如来立佛、西方为千手观音菩萨像，此外还有梵天、帝释天立像，须弥坛四周安置着四天王像。巨像群甚为壮观。对于雕刻研究门外汉的笔者来说，这些佛像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中蕴涵的哲学思想，是个难解之谜。 在此，笔者试图阐述1972年2月自药师如来立佛的左掌中发现的铜钱。药师如来立佛高336.6cm，偏袒右臂，右肩斜挂大衣，左手掌向前方垂下，中指稍向内侧弯曲。掌有手纹线和地纹线。自拇指的根至掌丘即中指的延长线上发现了三枚铜钱。背在上面的是和铜开珍，中间是表为上的隆平永宝(与合同开珍对面)，最内侧的是表为上的万年通宝。这三枚所谓的皇朝钱纳入的方式是，最新铸造的隆平永宝为最内侧，按照铸造的时间排列，最古的和铜开珍在最外侧。根据井上正先生的报告，佛像的木雕完成之后，掌被涂上厚厚的漆，之后雕刻直径约2.8cm～2.6cm、深0.7cm～1.1cm的圆孔。把铜钱埋纳至圆孔之后，再用漆密封。在该文注(22)的注释文中，井上先生指出，右手掌中央也有不规则的沟，大概也埋纳有铜钱。⑧ 如上，据笔者管见，佛像的手掌中雕有圆孔、埋纳入铜钱的现象仅此一例。上述埋纳铜钱的发现表明，该佛像完成的年代距离隆平永宝的初铸年延历十五年(796)较近。这在美术史上成为判断佛像制造年代的重要基准。 如下，我们根据其他史料来考察埋纳铜钱的缘由。玄奘的弟子辩机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对粟特地区的景观、国情以及风俗习惯有详细的记载。《东征传》所载的鉴真携至日本的物品第18种为《西域记》一本。这大概就是《大唐西域记》。除此处的《西域记》之名外，该书还被写作《大唐西域传》(如《大唐内典录》)。除《大唐西域记》外，对粟特人的风俗习惯进行概说的著作很多，如《唐会要》卷99、康国条载： 深目高鼻，多须髯。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胶置手内。欲其成长口尝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国。(下略)[8] 也就是说，当孩子出生时，在其口中填蜜，手握钱币。目的是为了让孩子长大后成为商人，口吐甘言，不失手中之利。成人之后，离开本国。粟特人出国多趋东方，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至隋因来朝粟特人格外多，故设“萨宝”一职，由胡人担任，进行管理。 居住在索格狄亚那的粟特人移居中国之后，也保持其固有的习惯。笔者参与调查的宁夏固原市史氏墓地中，经常发现有含口钱。⑨可见，在该粟特人的集落中，也保留有粟特人基本的习俗。小孩子必须经历仪礼活动一岁诞生日时的握钱习俗，自然也保留着。 在扬州度过少年期、对这一习俗有所耳闻、终生未娶的安如宝，为了再现粟特人的掌中握钱习俗，而在晚年建造的药师如来像的手掌中穿孔，纳入铜钱。如果右掌也曾纳有铜钱的话，那么铜钱的种类将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 综上，笔者认为，伴随鉴真东渡的安如宝，可能是作为商人赴日的。顺便需要指出的是，当麻寺安置的巨大四天王像持国天、增长天、广目天像的容貌与深眼窝、高鼻梁的胡人极为逼真。即使与现存于正仓院或古寺中按照模型制作的伎乐面的胡人形象相比，也是极其相似。从目前推定的制作年代来看，这些佛像可以视为与安如宝同时期的工匠制作的。这些佛像的制作者，很可能与胡国人安如宝有关。 译后附记：本文译自菅谷文则先生滋贺县立大学退休时的最终讲义《丝路文化的传播者——粟特人》。译文略有删减，未经作者校对，文责由译者承担。文中原作“膽波”，但最古的观甲本《唐大和上东征传》(《宁乐遗文》收录)作“瞻波”，故可知作者录字有误。译者据此改为“瞻波”。另文中作者认为“瞻波国人即champa(占波)人，为今越南南部的居住者”，但据《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可知，瞻波国乃中印度之古国。音译又作瞻婆、瞻匐、瞻卜、詹波、阐卜、阎波、占波、旃波。位于瞻波及恒河岸，即今孟加拉之巴格普(Bhagalpur)。《大唐西域记》卷10载：“瞻波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北背殑伽河，周四十余里。”又法显《佛国记》载：“顺恒水东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国，佛精舍、经行处及四佛坐处，悉起塔，现有僧住。”而占城(即占婆)，即占婆补罗，位于今越南南部地区。可见，文中作者把“瞻波”与占城(即占婆)视为同一地方。在此谨向指点迷津的审稿专家致以谢意。 注释： ①例如，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上奏鉴真到达大宰府的日期，《续日本纪》载为天平胜宝六年正月十六日，《东征传》记载为正月十二日。 ②文中的“任八十四”的“任”与前面的“宝龟五年”相接，表示其被任命为戒和上是宝龟五年，“八十四”是其去世的年龄。但据《日本后纪》卷13记载，桓武天皇大同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如宝成为少僧都，故神护景云二年任少僧都之事有误。大概被任命的是其他僧官吧。 ③《东大寺要录》卷2、供养第三章抄录有敕书。此外，圣武天皇皇后光明子撰写的《东大寺献纳目录》中，对其自远方赴日，也大加赞赏。 ④文献以及墓志中表示粟特人迁徙的用语很多。内附等用语在文献中也多见。参照白鸟库吉《西域研究》(岩波书店1943年版)下卷所收的《粟特国考》。关于粟特人内附后聚集生活的研究很多，其中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集落的内部形态》(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版)论述较详。 ⑤例如，山东省益都县博物馆所藏的北齐石室墓的石板上刻有商客图，描绘了当时的商业活动.参见夏名菜《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载《文物》1985年第10期)。此外，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对上文中未解说的残石画像也进行了充分的解释，请参阅。 ⑥在固原市发现墓葬的史诃耽，曾担任四品官的游击将军30余年，卒时86岁。皇帝曾特赠赐物50段。夫人为康氏，后妻为南阳张夫人。 ⑦据扬州城考古队《江苏扬州市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埴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第5期)记载，扬州出土了大量的玻璃碎片，出土地点被认定为波斯商人或胡商的房邸旧址。文中没有说明玻璃碎片的分类，但在该出土地点发现有与唐钱混杂在一起、带有切断痕迹的黄金碎片3片，共73克。该碎片被认为是计量货币。 ⑧请参见奈良六大寺大观刊行会编《唐招提寺》，岩波书店1972年版。笔者当时任职于奈良县文化财保护课，亲眼目睹了此埋纳铜钱的发现过程。 ⑨参见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唐史道洛墓》(勉诚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 [1]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M]//宁乐遗文：下册.东京：东京堂，1981：895-908. [2]筒井英俊.东大寺要录[M].东京：国书刊行会，1971：197. [3]福岛惠.唐代粟特姓墓志的基础考察[J].学习院史学，2005，43(3)：135-162. [4]中日原州考古联合队.唐史道洛墓[M].東京：勉诚出版社，1999：264-295. [5]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M].三联书店，2001：132-133. [6]小野胜年.鉴真及其周边[M]//行基与鉴真.东京：吉川弘文馆，1983：302-323. [7]前圆实知雄.唐招提寺防灾工事发掘调查报告书[M].奈良：奈良県教育委员会，2003：144. [8]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177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