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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漳平 近些年来，我国出现了一股空前的文化热，学术界对形成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古代著名思想家、重要的学术流派及其影响等问题开始作认真的研究和考察，以便从中理清形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渊源，识别其优劣，评判其得失。应该说，这场文化讨论，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也有明显不足之处，主要是讨论中涉及的范围还比较狭窄，大量的研究依然在儒道两家的明暗关系问题上大做文章，忽视了中国古代思想源流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形成文化传统过程的复杂性。尤其对形成我国文化传统之一的墨家，其研究仍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上，有感于此，笔者不揣卑陋，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墨学创立的时代意义 墨子名翟，为战国初年（约生于公元前476年，卒于公元前390年）著名思想家。关于他的国别，有鲁、宋、齐、楚、鲁阳诸说，但从材料推测，应以鲁阳说的论据最为充分。 先秦时期我国学术上的三家显学——儒、墨、道中，道家影响较小，只有儒墨两家以其门徒众多而影响最大。《韩非子·显学篇》载：“世之显学者，儒墨也。”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墨子的弟子也阵容庞大，出行时人数多达三百人，其中许多人经墨子推荐而到各国做官。而且，“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伏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墨子在世时，这支队伍就曾经制止过当时诸侯国间的一些不正义的战争，正因为如此，墨家在战国时期成为人们不敢轻视的学派，是可以理解的。 据西汉淮南王刘安所说，墨子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对这一记载，有人不赞成，以为墨学与儒学观点大相迳庭，不应有师承关系。但墨子生活年代正在孔子死后，孟子之前，他固然不可能直接师从于孔子，却没有理由说明他一定不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因为在孔子之前，读书识字在民间是学不到的，当时“学在官府”，只是到了孔子，才创办民间的教学机构。孔子死后，其弟子分别在各国设学授徒，扩大了教育面，那么，墨子如果跟从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就学，应当是很自然的事。至于是否学了儒学，就一定遵从其学理，则未必尽然。孔子在时，少正卯和他唱对台戏，也曾经把孔子的学生吸引去不少。而孔子的弟子当官后，也有未能听从他主张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大可不必多费口舌去争论。 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墨学的创立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因为归根结底，先秦诸子之学，大都是寻找一种治国的良方，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孔子有感于当时天下混乱，礼崩乐坏，所谓“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社会现实，希望恢复西周时期国家的一统局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惩罚那些弑君犯上的各诸侯国的“乱臣贼子”，以恢复正常秩序，所以他整理《春秋》时，连用什么字表述发生过的历史事件都十分讲究。而恢复社会秩序的方法，他认为就是制礼作乐，“为国以礼”，严格区分上下尊卑，等级分明，则社会自然稳定。孔子的观点，显然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观察问题的，所以他提出了恢复周公的那一套治国方法。 墨子是出身于平民阶层的思想家，他多才多艺，与当时著名的工匠鲁般齐名，一般都认为他是由工匠出身，经过学习而进入“士”的行列。墨子从切身体会中观察到社会现实的不合理，尤其是对民众的苦难寄予深深的同情，他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非乐》上）从国家的角度而言，他又提出“三害”：“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富之侮贫，此天下之大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如今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兼爱》下）这“民有三患”和天下之三害，其根源均在于国君治理之不当，以及他们为满足私欲而横征暴敛，耗费了社会的巨大财富。为此，墨子认为，应当根据各国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纠正。纠正之法，墨子提出了十个方面：“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鲁问》）十个方面的问题，矛头都是针对国君的，而其核心则是“兼爱”。墨家的“兼爱”是针对于儒家的“别爱”而提出来的。儒家提出“仁”的主张，孔子解释“仁”的含义是“爱人”（《论语·颜渊》）。但是，孔子的“仁”是以“孝悌”作为其根本的，他曾对学生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这样，他的“仁”具有鲜明的宗族本位的特点，虽然他也谈“泛爱众”，但程度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先爱其身、其家、其族，然后推己及人。这样，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却有亲疏之别，所以被认为是爱有差等。墨子并不反对仁义的主张，但他认为应当是“兼爱”，不应当有差别，他解释的“兼爱”是：“兼相爱，交相利”，要求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在其著作中，墨子反复讲了“兼”与“别”的不同，指出：“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别非而兼是也。”（《兼爱》下） 由墨子挑起的这场儒墨之争，揭开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序幕，它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从墨子批儒始，此后的孟子又起来批“杨墨”，而后期墨家和后期儒家的争论可说贯穿于战国整个时代，并对后世的我国学术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如何认识儒墨之争 当我们回顾学术史上的这场儒墨之争时，许多评论者往往容易陷于孰是孰非的简单比较之中。其实，历史并不是简单地评判一下是非得失的。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孔子和墨子两家学说的提出有其不同的时代背景。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当时虽然周朝自平王东迁后，国势已一蹶不振，但在诸侯间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号召力的，尤其在春秋早、中期，周王朝依然可以向诸侯国发号施令，而对东周王朝表示不敬是要受舆论谴责的。五侯争霸，打的是“尊王攘夷”的旗号。在这样的情况下，孔子希望改变王室衰颓的局面，恢复西周时代的正常秩序，达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状况。虽然他的主张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是民族得以繁荣富强的前提，我们大可不必责备孔子在开历史的倒车，因为事实上，混乱的社会秩序中，首先受损失受伤害的是无辜的民众。 墨子的生活年代，大致晚于孔子一百年。这一百年间，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落的东周王朝，已失去共主的地位而沦为小诸侯国，这时的儒家也都放弃重弹“尊王”的老调，稍后于墨子的孟轲，是儒家的嫡传，这时也在向诸侯王讨论如何富国强兵，达到“定于一”、“王天下”的目的（“定于一”即统一中国），可知世异时移，原无一成不变的治世方略的。墨子提出治世的主张之所以与儒家不同，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也是从当时社会的现状出发提出的问题，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性。例如他的“非攻”，是针对诸侯国之间动则相互出兵攻伐，给人民带来极大苦难的现实而发的；他的“兼爱”，是针对当时民众的“三患”和三种“天下之害”提出的；他的“尚贤尚同”，是根据当时普遍存在的“国家昏乱”，用人不当提出的。而“非乐”，也是因为当时各诸侯国君沉湎于音乐歌舞，场面越来越大，乐器制作越来越复杂，搞得过分富丽堂皇而发出的。 墨子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认为儒家所提出的一些主张已经在实际中产生不好的效果，因而应当加以反对。据墨子自己总结，他反对儒家的主要有四方面问题：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是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天，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公孟》） 今天看起来，墨子反对的四点，除第一点外，其余三点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程子认为墨子的话是“毁儒”，而墨子不认为自己在诋毁儒家，而是“告闻也”，就是说把自己所见所闻产生的想法如实说出来而已。其实，墨子的学说中就吸收和使用儒家的术语，如“仁”、“仁者”。“仁”的概念是儒家提出的，墨子也反复讲“仁”，不过他对“仁”的内涵作了新的解释，说：“兼即仁矣，义矣。”（《兼爱》下）从这里也还是可以看出孔子对他的影响。同样，孔子十分赞许大禹的业绩，说他“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泰伯》）。在墨家那里，大禹是他们的榜样，因此，“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蚑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庄子·天下篇》）。又如关于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孔子也是反对对民众横征暴敛的，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学生冉求为季氏聚敛民财，孔子十分生气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墨子在这方面的观点显然也与孔子一致，只是态度更为激烈罢了。总之，墨学虽与儒学有许多相区别的地方，但又显然接受了儒学的不少合理的主张。在《公孟》篇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其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这段话说到墨子和程子论辩时称赞并引用了孔子的话，程子感到奇怪，说，你既然非儒，为什么又称引孔子的话。墨子回答他，孔子的话里有一些是正确的不可改变的道理，我怎么不能称引呢？这段话很客观说明墨子对孔子的观点并非一概排斥，而是吸收了他认为合理的东西，反对的是他认为不合理的部分。 这一点，前人已经看到了，韩愈在《读墨子》篇中说： 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帮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者？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殁世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在人皆见儒墨之异时，韩愈却独见其异中之同，这是很有启发的。其实，墨学所反对的，不过是儒学中已经过时的，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于社会发展无益的部分，而非儒学之全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墨子是从他所在的时代出发，创立墨学，宣传其主张，结果得到很多人的拥护，于是引起儒学的衰微。一些不知通变的儒者便找上门来和墨子辩论，给他扣上“毁儒”的罪名，墨子不得不起而应战，喻之以理。墨学的兴盛，又引来杨朱的“为我”学说，针对墨家的“兼爱”主张，杨朱反对墨家的自我牺牲精神，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韩非也说杨朱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韩非子·显学》）。杨朱的主张，也得到许多利己主义者的赞同，于是杨墨学说成为当时的主要学术思想。 面对儒学不为世所重的状况，孟子起来“辟杨墨”，痛斥杨墨的的学说是“无父无君是禽兽”，宣传儒家的学说。但是，孟子已经扬弃了孔子学说中的许多不合时宜的部分，他虽然“辟墨”，却从墨家那里吸收了合理的东西，例如他的“重民”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种民本思想，正是墨子学说中反复提过的。墨家对国君的暴虐行为作了强烈的批判，而孟子在其书中，也揭露了统治者“疱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众冻饿而死的不合理现实（《孟子·梁惠王上》）；反对诸侯兼并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指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死。”（《离娄上》）这种观点，不也和墨子的“非攻”有异曲同工之处吗？后期的儒学大师荀子也写了《非十二子》《解蔽》等篇，批评墨学，然而他在《天论》中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这段话中的“强本而节用”，正是墨子的“节用”观。同样，这段话论及的天命观，与他在同篇中所说的：“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其中所体现的不敬天的思想，虽与墨子不尽相同，但关于不信命的思想，和儒家传统思想不同，倒与墨家的“非命”思想一致。由是可知，儒墨两家虽然一直进行争论，但双方在争论中其实都不断地吸取对方学说中的有益成分，抛弃本学派中已经过时的不合理的因素。如后期墨家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扬弃了墨子学说中的“天志”“明鬼”等宗教迷信的成分，建立了具有鲜明唯物主义色彩的认识论。在这一点上，后期墨学与儒学大师荀子又具有了共同点。 至于两家论争之缘起，韩愈的话还是值得重视的，他以为，儒墨之“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而造成两家的论争。此说并非全无道理。今传《墨子》一书，《尚贤》至《非命》十题是墨子学说的基本思想，其中许多内容虽与儒学分岐颇多，但各篇中均无直接提出和儒家争辩，而是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唯有《非儒》篇直截了当地和儒者或直点孔子名进行辩论，有些地方简直是揭短，文章的开头也不像其余各篇开头是“子墨子曰”，结束往往有“是故子墨子曰”。因此，此篇不类墨子本人的言辞，倒很像墨家后学为了要应付与儒家辩论而事先准备好的揭短材料。据载，墨子死后，其弟子有不同的分工，一部分负责外部事务，一部分专门学习和研读墨经，负责和其他学派论辩的，我颇怀疑《非儒》篇应出自这些辩论家之手。论争既起，各学派之间难免有门户之见，未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对方的观点，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事。 三、墨学对中国文化之深远影响 秦王朝建立以后，以法家思想治理天下。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史记》）有的研究者以为墨家不像儒家那样遭受残酷的打击，其实不然。在“焚书坑儒”事件中，儒家学者被坑的人数可能多一些，但作为诸子百家之学的墨家，自然也是在劫难逃的。这条政令目的在于一是毁灭私学，一律“以吏为师”。二是进行思想钳制，《诗》《书》及百家语均在焚毁之列，“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道法令，儒墨两家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儒墨所以为显学，因其有教学的传统，也就是办私学，私学被毁，则难以承传。何况墨家如同儒家一样，动辄引用《诗》《书》作为根据，以古非今的。不让抨击时弊，也就失去言论的自由。学派受摧残，学说被焚毁，生存的基础被摧垮，儒墨所受到的打击是一致的。儒学后来得到振兴，是因为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许多儒家典籍重新被发现和整理，但墨家依然处于被压制和摧残的地位。几千年压制的结果，墨学已到了“其学几绝，其书仅存”的地步。其实，书虽尚存，但已残缺不全。《汉书·艺文志》载，《墨子》存世有七十一篇，但流传到今天的只有十五卷五十三篇，且“多脱误，或次第混乱，章句颠倒，往往断烂不可复读”（李巽岩语，见《文献通考》）。幸亏从清代开始一批学者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才使我们能够看到残留的部分。 但是，作为先秦最著名的学派之一，墨学自秦汉之后虽然从表面上消失，但其影响却不会因此而消失的，而且应当说，在此后长达二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可以从几方面来分析和认识： 首先，从对知识阶层的影响看，历朝历代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都把“博通百家之学”作为必要的文化素养。翻开历代人物传记，这类记载比比皆是。因此，如果我们注意这些历代学者的各种主张及行事时，就会发现，他们的学说中也往往包含有诸子百家的成分。作为先秦显学之一的墨家思想，对历代士人的影响尤其明显。汉代著名学者王充是在批判儒墨之学中的不足部分，吸取两家的有益成分而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他的“知物由学”的见解和注重“效验”，提出“实事疾妄”的主张，显然是对墨学的“三表法”进行扬弃而发展起来的。他的“薄葬”的主张，不也是和墨家如出一辙吗？同样，读唐代著名学者柳宗元的《封建论》，其中有关“君长政刑”产生过程的描述，很自然使人联想到墨子的尚同尚贤思想。汉代史学家司马谈父子、刘向父子、班固等都明确指出墨学中有许多可贵的后人必须遵循的学说，如“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司马谈《论六家之要者》）。自以为是儒家道统继承人的韩愈，在其《读墨子》一文中竟然提出“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的说法，可知他也是推崇墨学的。至于各朝各代有作为的国君，有见识的名臣，在其治国方略、重要奏章中所提出的主张，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墨学影响的存在。这充分证明，一种正确的有价值的学说，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符合国情民情部分，不仅百家不能废，百代也不能废。 其次，我们在前面还谈到，作为封建时代定于一尊的儒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吸取了墨家思想中的精华而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学说的。尤其是在儒学的经典中，有的重要篇子其思想渊源于墨学。如金德建先生早就发现了《礼记·礼运》篇其思想既不属儒也不属道，而是“属于墨家理论”，并进而指出：“如果认为秦汉以后墨学衰绝不传，其实这并不十分正确。我们可以证明，《礼运》里就包括了墨学的纲领在内，墨学的演进发展，确乎还存在于西汉刘向所著的《礼运》里边。”（《先秦诸子杂考·〈礼运〉和墨家思想的关系》，中州书画社1982 年9月版） 再次，作为平民阶级的思想家，墨子的思想自从产生之后，便一直在平民中产生强烈的影响，成为民众争取自身解放的一种思想武器。在二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无数次农民起义，在这些起义中，“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一直是起义者用以号召民众、团结队伍并向统治者作斗争的口号，这一主张，正是来源于墨家，正如墨子在《尚贤》所提的“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陈胜在起义时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也正是墨家思想的反映。同样，《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虽然是一种理想社会，难以实现，然而它却长期鼓舞着我国历代的仁人志士为实现它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即使到近代，康有为还写了《大同书》呼吁进行改革，孙中山总是把“天下为公”奉为座右铭。墨家思想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指出了这两家显学后来的发展方向。为儒的因为成了官学，所以在后来的朝代中均备受尊宠。为侠的便隐入了民间，我们所看到的文学作品中的那些豪侠之士，往往行踪不定，隐姓埋名，为人排忧解难，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依然体现着先秦墨家学派的一些气质。但是，侠士是被认为“以武犯禁”的，所以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压制。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游侠列传》，曾被认为是一种过失，如班固就认为：“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司马迁传》）他认为这些侠士“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这代表了当权者的思想。墨家后传之“侠”，已不为当权者所容许，因此，只能隐入民间，其活动方式，也难为世人所深知。但是，墨家在先秦已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武士集团，他们深知这种团体所具有的力量，因此，后代农民起义中，也往往先成立秘密的带有宗教倾向的团体，在民间宣传其思想，进行组织和串连。这种形式，应当是受到墨学的启示。 更重要的是，作为平民思想家的墨子，其言行无不体现着民众的思想和愿望，墨学虽然不传，但其思想和学说的精华，均已熔入中华民族广大民众的血液之中，成为他们行动的准则，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不怕牺牲，艰苦朴素、乐于助人等这些最可宝贵的文化传统，都能从墨学中找到它的思想根源。传为墨子故里的河南鲁山，民间中保存着对墨子的崇拜（如大量的墨子庙宇）、读墨经，以及存在着继承墨学传统的民间慈善组织等，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墨学在民众中影响之深远。 从上述各方面情况看，尽管墨学在秦汉之后隐而不显，但其影响依然在各阶层各领域中表现出来，而且对于我国整个社会文化产生巨大的作用，它所提供的文化价值，是其他学派所难以替代的。 四、墨学与民族文化的重构 时值世纪之交，回眸20世纪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沧桑巨变，我们有着太多太多需要重新总结和认识的问题。在文化建设方面，情况也是如此。整个20世纪，东西方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强烈地交汇、碰撞，各种思潮、学派在这里或分化瓦解，或吸收融合。在这里，从无序到有序，选择、重构的过程一直在变化中，在流动中。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尤其是在不断进行革命的进程中，其表现更为明显。然而，我们在建国半个世纪之际，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是应当冷静地总结和回顾，认真思考如何建构民族文化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问题，他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来思考我们的文化建设的任务。当然，我们所指的民族文化传统，应当是能够代表本民族优秀品质的方面。而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由该民族历代优秀人物共同培育而成的，是他们在为本民族发生、发展以至繁荣兴旺的奋斗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最可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它们最集中地体现出本民族的精神风貌和优秀品质。 墨子是先秦时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和孔子、老子一样在我国文化思想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古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巨人，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墨学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因而得不到当政者的认可，长期受到冷遇和压制。建国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墨子的思想得到了肯定，其学说得到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然而，和儒道佛的研究相比，墨学的研究仍然是受冷落的，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仍然认识不到墨学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应有的重要性。其实这个问题，一批著名学者早已提出，蔡尚思先生在《墨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一文中，高度评价墨子的思想，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价值最高的是墨家而不是儒、道、名、法、佛等家。”他从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法律、教育、历史、宗教、科学等方面对墨学作了详细的论述。同时，他又列举八个方面说明墨学的当代价值：（一）反血缘关系的大公无私；（二）强调人力否定宿命的绝对正确；（三）强调人类必须加紧生产，努力工作才能生存；（四）强调节省不必要的消费；（五）主张有力相劳，有财相分，有道相教；（六）强调实行，反对空谈；（七）吃苦耐劳的精神；（八）为人太多，自为太少的自我牺牲精神。蔡先生所作的归纳已经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墨学的精华部分，它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都是有正面作用的，虽然时过两千多年，依然没有失去其价值，有的部分和我们所提供的共产主义精神是相一致的，有的部分依然现实性极强，有益于纠正当今社会的弊端。 张岱年先生认为：“墨家具有打破家族本位的倾向，因而是与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不相协调的，这当是汉代以后墨家中绝的主要的原因。时至今日，中国自古以来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了。墨学受到冷遇的原因应已消失了。”他认为，要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对于先秦时代的三大哲人都应重视。孔子、老子、墨子各有其独到的卓越贡献。在研究孔子、老子的同时，更应研究墨子，大力发扬墨子的积极救世的人道主义和‘摹物论言’的科学精神”（《论墨子的救世精神与“摹物论言”之学》）。 我相信，在重构民族文化的时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墨学必将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