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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堂书院，是清代道光时期的著名书院。 学海堂书院，是由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阮元继杭州创建诂经精舍之后，于道光五年（1825）在广州城北粤秀山创办的又一个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的书院。阮元不仅博学淹通，而且在当时的政界也身居要职，集封疆大吏与学术巨子于一身。《清史稿》称他为“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阮元的治学提倡“崇尚汉学，实事求是”，主张通过音韵训诂，弄清古代经书中的本来意义，从而探求圣贤之道。他创办学海堂书院时，要求学生：“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古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学海堂集序》）阮元的这篇序文也题刻在学海堂西面墙上，作为学海堂的办学宗旨。阮元主持学海堂时间不长，但他亲自授课，与学生讲经析疑，“凡经义子史前贤诸集，下及选赋诗歌古文辞，莫不思与诸生求其程，归于是，而示以从违取舍之途”。阮元还颁定了《学海堂章程》，确立了学长制、季课制和刊刻制，并个人捐赠白银四千两作为学海堂的办学经费。在阮元的努力下，学海堂成为当时广东文化学术的中心。 学海堂与其他书院不同。首先，它不设山长制，而实行学长制。据《学海堂章程》中规定：管理学海堂，本部堂酌派出学长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共八人同司课事。其有出仕等事，再由七人公举补额。永不设立山长，亦不允荐山长。学长的主要职责是出题评卷。书院内的大小事宜均由八位学长共同商议决定。每年四课，每课设管课学长两人，兼管日常事务。其次是实行季课制。《学海堂章程》规定：每一年分为四课，由学长出经题文笔，古今诗题。限日截卷，评定甲乙，分别散给膏火。所谓“季课”，也就是按季节考试。这与当时一般书院流行的月课形式差不多，但内容却完全不一样。一般书院的月课，如同科举考试，学生黎明登堂，封门发题，当日交卷，不能继烛。其题目一般以四书文为主。学海堂则每一季度由书院出题征文，张榜于学海堂门外，各学长也各携若干张，以便散发；在考题上标明截卷日期；学生们根据所出题，查阅经书，登堂向学长请教疑难，然后写出课卷；课卷由八学长共同评定，分别优劣，对优秀的予以奖励，并将课卷选入《学海堂全集》。再次是实行专课肄业生制度。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学生学术研究的系统性，1834年，阮元的弟子钱仪吉来到广州。阮元委托他与学海堂的学长们商量制定专经课士法，并请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下谕设立专课肄业生制度。专课肄业生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为专课生的来源，是在平日参加季课的学生中挑选，主要根据他们的品行、志向和学习成绩，由八学长共同推荐录取。专课生进堂后，可以在《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朱子全集》等书中任选一门肄业，导师则在八学长中任选一位。学生一旦确定专业后，按日看书，撰写读书心得。每逢季课时，便将这些平日所作心得呈交导师，由导师负责指导。专课肄业生每届以三年为期限。1834年首次招收专课肄业生十名，其中有后来担承菊坡精舍院长的陈澧，就是学海堂首届肄业生之一。 由书院自行刊刻经籍，是学海堂书院有别于其他书院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学海堂章程》规定：堂侧添建小阁庋藏书板，及将来刻集工价均在经费节存内动支。学海堂刊刻的书籍主要有二种：一是重刊时人或他人的著述，一是刊刻本书院师生的编撰之书。阮元曾组织师生，搜罗甄录清代以来的各种解经书籍，酌定去取，汇辑成《学海堂经解》一千四百卷。同时还汇编本书院师生的文章为《学海堂全集》、《学海堂课艺》等书。这对学海堂的教学与学术交流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学海堂书院每年还举办各种聚会。师生们在聚会上，促膝交谈，交流学习心得。每年正月二十日是阮元的生日，书院举行团拜。每年七月五日是汉代经学家郑玄的生日，书院举行祭礼仪式。其他如中秋月圆、重阳菊开、冬梅报春之时，也都是书院的雅集。这种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与当时以理学传授为主的引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学海堂书院从1824年创建至1897年最后一次招生，历经七十余年，培养出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经世人才。作为旧式书院，学海堂书院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舒星摘自庞朴《中国儒学》卷二，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