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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继明 内容提要：本文提供了当今西方易学的最新信息，就西方易学的神秘性、西方学者的研究特点及优势等问题逐一作了回答，并对其图像主义走向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关键词：《周易》 易学 西方易学 西方人研究《周易》有西方的风格。今天的西方学者如何看待《周易》？研究状况及走向如何？在近年来笔者与欧美易学家的接触和交流中，了解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也有许多体会。下面，将有关的情况及个人的思考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 信息三则 补充说明。在我国有关玻尔（Niels H.D.Bohr,1885－1952 ）的介绍文献中，常提到他以“太极图作为家族的族徽”。（注：许多文献都有类似的介绍。如灌耕编译：《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珊泉：《周易图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等。）实际上，按照玻尔的遗愿，太极图还作为他的墓志铭刻于丹麦政府为他立的纪念碑上，该碑立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哥本哈根大学法学院门前。此外需要具体说明一下，玻尔家族事实上不止一个族徽，当然太极图是其中他自己为家族设计的族徽。 周易广场。柏林市政府通过了一项市政规划，位于市中心的圆形广场将改建成以《周易》为主题的文化广场， 名“周易广场”（I GingPlatz）。按照这个规划，64 块分别刻有六十四卦的金属圆盘将矗立于广场四周，卦名等内容分别用中文、德文和英文三种文字书写。改建工程计划于2000 年竣工。（ 注：internet:www.wir—gmbh.de/501/mehring/mehring3.htm） 研究动态。瑞士的埃拉诺斯机构（Eranos Found ）， 是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当年主要学术活动中心之一， 也是当今西方最为重要的易学科研机构之一， 以其“埃拉诺斯聚会”（Eranos Tagungen Am Runden Tisch ）久负盛名。 （注：该聚会始于1933年，地点在瑞士小城阿斯克纳（Ascona），荣格是聚会的主要发起人。）这个机构的研究人员认为，尽管《周易》是一本“用语言文字形式”（verbal）写就的书，但它所要表现和反映的则应属于前语言的（pre-verbal）直觉图像。为此，在他们的“埃拉诺斯《周易》研究项目”（Eranos I Ching Project）中，有关《周易》直觉图像的研究去年被拟定为该项目最新的主攻课题。（注：埃拉诺斯机构负责人理茨玛（R.Ritsema）1998年9月11日传真。） 二 西方易学中的“神秘性” 《周易》往往和神秘联系在一起，是“一座神秘的殿堂”。（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第一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它的卦划卦辞构成让人感到神秘，它的卜筮让人感到神秘，人们在看待《周易》时，也充满了神秘。神秘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易学文化，尤其是民间易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现象上看，西方易学似乎承袭了中国易学的神秘。这种神秘性体现在有关称呼的忌讳上。根据笔者的亲身体会，国际易学交流中，当你称《周易》为“我们的《周易》”时，尤其是以严肃的口气如是讲时，恐会让人感到某种不敬；这种神秘性更体现在对待《周易》的一些态度及方法上。如对它所特有的恭敬、笃诚的姿态，学习实践过程中的虚无、寂定之法，以及西方学人给予占筮的特殊关注等。 当然，表面的神秘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西方学者会给易学敷上这多的神秘？细细看去就会发现，其神秘的下面原来不神秘，其神秘折射着对《周易》的特殊思考。 我们知道，《周易》反映和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和说理方式。然而，对于产生于中国的《周易》，也可以从一个更为抽象的角度进行审视。这时便会了解到，就它反映和代表的一定的思维认知的形式来说，是人类所共有的，是可以为人类所共享（share）的。这就是说， 它揭示的是真理性的东西，而真理是没有地域或民族性的。所以，当称之为“我们的《周易》”时，容易使人产生某种真理垄断的感觉。显然，围绕《周易》称呼上的这类忌讳，并非忌其冲犯神圣，而是忌其“冲犯”真理，它反映了西人的大易学观——《周易》不是“你们的”或“我们的”， 而是“世界的”（ global ）。 （注：美国易学家 Carol K.Anthony 1995年1月11日来信；Anthony和德国心理学家、 易学翻译家Hanna Moog 1998年11月1日来信。） 那么，研究中的种种“神秘”态度和方法，又缘于何？答曰：研究本身的特殊需要。 这种神秘性主要表现在以众多荣格心理学家（Jungian ）为代表的易学心理学当中。按照他们的易学观，《周易》除了文化及思维理论等方面的价值之外，它的重要性还在于认知心理方面，在于它反映和体现着对直觉作用的某种追求和实践。《周易》是占筮的答问之书，卦爻辞是它答问的判断形式。不过，由于它所答之疑问、判断所针对的问题尚需通过占筮来确定，所以，它的判断总是待应的（ready to responseto ），且是以一应万的（available to any question）。显然，作为判断，它是违反逻辑、是非理性的，只能属于一种特殊的判断类型，即直觉的判断类型。（注：“直觉”（intuition ）的原义即为“不诉诸理性的理解力”，the power of understanding something withoutreasoning。见《朗文英汉双解辞典》第655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年。）此其理由一。其二，它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开启直觉之窗。用《周易》进行判断常常出现诸如答非所问、答不应问、所答非一等情形。对此等情形，若依照理性原则观照它，势必要否定、批判它；而要认同它，就不能遵循逻辑的原则，需要排斥理性。尽管这种认同往往表现为对荒谬的认同，但它依赖信仰（believe）来维持其认同， 通过顿悟（epiphany）来把握其真性，因而也易于使人打开内在心灵之窗，对自我提出怀疑，调动直觉意识去反复领悟它而非简单地接受它。因此，这样的判断就有了一个特殊的作用，可以激活内在心理的活动，促生心灵的交流过程；其三，《周易》在它的人格心理模式基础上，指出了直觉活动应有的方法要求。《周易》有关“君子”和“小人”的叙述表明，君子有小人所具有的人格因素，小人也有君子人格中高级的一面。如君子避之“童观”、不食“硕果”、不用“壮”，如他可以“有孚于小人”等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按照这个模式，人格的基本构成包括了高级和低级两种因素。其中前者是和直觉直接相关的因素，它反映和体现着内在我亦真我（true self, real self）的需求，使人产生达到内心和谐的内在驱动，而这个驱动的主要作用方式，就表现为直觉。所以，《周易》激励人们向君子看齐的同时，也无疑是在强调直觉的作用；它提倡种种君子美德的同时，又无异于是在告诉人们调动和发挥直觉作用的有效方法，而这些方法本身就是以处理好与内在我的关系为基础，以“克制”（restraint）“自控”（self-control）为特征的， 如心诚（“孚”）、敬天、谦谦、内省（惕）等。 因此，在许多易学心理学家看来，《周易》是进行直觉研究和训练的一部好的教科书。而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训练，就需要有不同于理性研究的看上去颇为神秘的方式及方法。于是，我们看到，读《周易》要带着问题去读，读前先要抛钱掷币，读后要打开心眼（inner eyes），求其心灵的诚、敬、静。但无论怎样，这里的心诚、恭敬及寂静定心，并非缘自所谓“心诚则灵”，而是出于放弃表我（imaged selfs,ego）的考虑，是为了得到一种内在的心理体验；即使是抛钱掷币之举，也仅仅是出于学习体验的需要，因它毕竟是《周易》原初的方法，只有凭借这一方法才能使问题和卦爻结论一一对应起来。重复说，其抛钱掷币是为了研究问题而不是用它来预知什么，是在把神秘当作一种现象来考察而不是在延袭神秘。 三 西方易学的研究优势 西方易学有许多独到的发现。在最近二十年来，西方易学思想已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西方易学的研究特点及优势，也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究竟有无优势？有怎样的优势？ 答案首先是肯定的，因西方有良好的研究条件。比如，由于有着相对完善的图书文献管理体系以及先进的信息交流手段，西方学者可以较为方便地查阅并充分利用有关文献资料；再如，相比之下，西方有规范的科研出版机制，为科学研究的严肃性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从而也为“研究问题”而非“写文章”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西方的这些优势是明显的，对于研究本身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但它们毕竟属于研究的条件问题。既是条件方面的优势，也就不好说是西方所特有的。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的研究条件将逐步趋于完善，西方的所谓条件优势，将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事实上，近年来我们每个人都已有了这方面的切身体会。 问题是，西方学者有无研究本身的优势？ 《周易》是中国的经典，在学习和研究方面，中国学者或华人学者有着语言及文化上的先在（natural, given）优势。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西方学者不具有某种先在的优势。这里，不妨先看几则著名发现的实例，从中可以了解西方人是怎样看待和分析问题的。 在浩繁的中国古代文献当中，唯《周易》有“群经之首”、 “大道之源”之称。《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但人们对它却一直存有误解，在我们有关思维理论、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中，也没有将它真正当作“中国文化第一典”来看待。西方易学在这方面作了还原，还原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No.One的地位。在谈到为什么要如此看重《周易》时，前苏联东方学家舒茨基（I.K.Shchuskii,1897—1937）讲了自己的体会。他说：“考察研究中国哲学史文献时发现，《易经》是探讨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最基本的起点；要分析每一个哲学派别， 都必须首先对《易经》做出分析。 ”（注： IulianKonstantinovich Shchuskii, Research of the I Ching.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p.3,1979. ）舒茨基的话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和处于传统文化中的我们不一样，他是站在外面看《周易》的，所以往往会从整个中国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中观照《周易》，从而也就较为容易看到《周易》与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联系，把它当作中国文化及思维理论的“起点”来看待。 莱布尼兹（G.W.Leibniz,1646—1716）是我国最为熟知的西方易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欧洲第一位易学家。当他发现六十四卦的二进制关系时，曾推动了欧洲第一次易学热。我们注意到，莱氏在发现这一关系时，有两个不容忽视的背景。一、他是在与白晋（Joachim Bouvet,1656 —1730）的易学通信过程中发现的；另一，他是在酝酿提出二进制学说期间发现的。（注：1697年，莱布尼兹与白晋开始了著名的易学通信。通信过程中，莱氏常常是以一个“小学生”（pupil ）的姿态跟远在北京的白对话，但他们主要讨论的又是莱本人对先天卦二进制的看法。对这段历史已有过专门讨论。参见Hans J.Zacher,Die Hauptschriften zurDyadik von G.W.Leibniz.Frankfurt,1973; David E.Mungello, Thereconcili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with Christianity in thewritings of de Premare,S.J.,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6,pp.389－410, 1976,Leibnize and Confucianism:the search for accord.Honolulu,1977,等。 ）如果说前者是他学习和了解《周易》所必不可少的，那么后者则是他研究《周易》所必须具备的，它提供了研究的工具。很明显，他是在以二进制思想发掘《周易》时发现其二进制关系的。他发现的是一种平行性，即《周易》卦序与二进制的相似性。 西方易学心理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看到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依赖于一个共同的心理学模式，即《周易》所确立的“君子一小人”人格模式。（注：参见赵继明：《安东尼及其〈周易〉心理学研究》，《周易研究》，1998年第三期。）这一发现无论怎样都是令人惊奇羡慕的，因它毕竟符合中国文化的实际，也因我们没有这样的发现甚至很少这样去想问题。然而，这一发现看上去却来得颇为轻易，来得十分简单。它缘于语言转换当中的一种直接启示。“君子”和“小人”在汉语语义上是两种不同品质的现实人格的象征性表达。严格讲，在进行西语转换时，很难用某个单词将它丰富的内涵完整地表达出来。不过，或许正是由于其难于完整表达，却也正好把它的本质涵义揭示了出来。当“君子”和“小人”被译为“高级之人”superior-man 和“低级之人”inferior-man时，本身就表明了人格之“高级”与“低级”因素的存在。这样的译法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几乎就是直接给出了人格心理上的描述。接下来对《周易》的心理学考察及发现，也就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了。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西方学者看待《周易》时有他们的特别之处。舒茨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以一个文化圈外人的眼光看《周易》的；莱布尼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用他自己的（二进制）思想来比较和看待《周易》的；易学心理学家的特别之处是从西语语义上得到一种启悟，而概念的语言转换（意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比较的过程，因而本质上也可以归结为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更何况，他们的发现说到底仍是在语言转换之“启发”基础上，用心理学学说“悟”出的，是以此反观《周易》的结果。显然，由于不同文化及知识背景的缘故，从外面看《周易》是西方学者共有的一个研究特点。比较性研究也是这样。仅就看问题的方式而言，当人们在看待另一种文化现象时，实际上是用自己的“眼光”看它们，是用自己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它们，是将它们置于自己的思维参照体系而审视它们的。这样做，本身就是在进行比较。西方学者看待产生于东方的《周易》，也不在例外。所以，从外面看《周易》，以及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周易》，是西方学者在易学乃至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两个突出特点。 在一定意义上，这两个特点也是优势。对于“从外面看”，不妨称之为“局外人”或“旁观者”的优势。虽不好说“旁观者”一定能将问题看得准、看得明，但对于西方学者这些“旁观者”来说，至少要少一些来自传统或权威思想的束缚，也便于自觉不自觉地从整体上把握问题。同时比较性研究也体现着某种优势。我们都知道，比较研究往往是跟创造性联系在一起的，因它将考察的问题置于另一思维系统当中，容易使之得到新的整合，获得新的共生值（int-creation）。因此，如果说西方易学有什么优势的话，“旁观者”角度和比较研究方式就是优势。从一些西方易学家的态度来看，他们对这样的看法也给予了认同。比如，当笔者谈及类似的问题时，丹麦汉学家伦贝（Knud Lundbaek, 1912 －1995）曾反复强调“旁观”和比较在科研中的重要性，并从科研需要灵感的角度指出，它们是产生创造灵感的十分有效的态度及方法。（注：1994年至95 年 K. Lundbaek 跟笔者讲述西方易学及“伦贝俱乐部”（Lundbaek Club）时，多次谈到类似的思想。对此， 笔者在《集体思维与思维共生》，《晋阳学刊》，1998年第3期已介绍过。）再如， 笔者正式提出这个观点后，美国易学家安东尼（C.K.Anthony, 1932 －）说“完全符合她的实际情况”。（注：美国易学家Carol K.Anthony 1995年1月11日来信；Anthony和德国心理学家、 易学翻译家 Hanna Moog1998年11月1日来信。） 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有两点需要说明。一，西方易学虽然可能有较多的创造性，但不等于说就一定能有创造，更不等于说其创造、发现就一定合理。事实表明，西方易学中不乏像“易经主义”等牵强附会之说；（注：易经主义（I Chingism,Yi Jingism）， 又称“中国费格主义”（China Figurism），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西方易学学说。它的代表人物们将《周易》看成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圣经的翻版，其荒谬、离奇，是显而易见的。参见K. Lundbaek, Yi Jing and Yijingism,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S.J.,1991,Aarhus。）二，笔者讨论所谓研究的先在性优势，并不排斥我们也可以具有相应的态度和方法，更不排斥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得来。正相反，探讨这样的问题，其目的就在于找出自身的不足，以便加强后天学习的自觉性，如自觉培养整体思维的习惯，尽量站在历史及理论的高度观照传统，主动从多个角度进行横向比较研究，等等。 四 西方易学的直觉图像主义走向 和西方其他文化领域的研究一样，今天的西方易学也是多元化的，它的走向也势必是多方向的。但尽管如此，前面提到的埃拉诺斯直觉图像研究仍能代表一种主要的走向。理由在于，一，在时间上，它属于最新明确拟定的专门研究《周易》的科研课题；二，在研究主体上，它代表着德国、瑞士易学研究的基本走向， 而自从荣格和卫礼贤（RechardWilhelm,1873－1930）一道弘扬东方文化以来，德国、瑞士就被看作是现代西方易学的发祥地，也一直是西方易学研究的中心；三，在研究方法上，它承袭了迄今在西方影响最大的荣格易学心理学研究模式，并代表了这个学派的研究走向；四，在研究内容上，它试图发掘的是《周易》所反映的非理性的直觉图像，也就是，它探索的是目前《周易》认知研究中最具前沿性的问题。 根据埃拉诺斯的介绍，他们之所以进行这样的研究，是直接从明代理学家来知德（1525－1604）易“象”思想那里得到的启发。（注：来知德治易袭于《易·系辞》，长于易象思想，时有“绝学”之称，著《周易集注》。）事实上，来氏之说是中国易学的传统看法。在古代易学领域，“象”一直被理解为是一种思想深层的表意方式，也是《周易》的深刻内容所在。问题是，埃拉诺斯所要研究的“象”或“图像”，是否就是我国古代所说的“象”？应当说，它们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三国魏学者王弼（229－249）曾强调《周易》思想的言、象、意三个层次。在他看来，始作《易》者欲表之“意”先是转换为“象”的，而语言文字的作用不过是将这些“象”表达出来。很清楚，此所谓“象”不是指外在事物之现象或形象，而是内在心理之“象”（inner picture），是前语言的（pre-verbal）。因而，要发掘《周易》思想的深层，就不能满足于对它文辞上的理解，而需要体悟那些属于“象”本应有的内容，当然更深入的一步是要把握“象”欲达之“意”。所谓“得象忘言”，所谓“得意忘象”。（注：王弼：《周易略例》。）可见，古人探求《周易》之“意”、“象”，可以被认为是在进行直觉认知的心理学的研究；而埃拉诺斯的《周易》直觉图像研究，又无异乎是在“得象”。埃拉诺斯研究是有根据的，是符合中国古代对《周易》理解的实际的。 埃拉诺斯研究毕竟属于今天的而且是西方式的，不同于传统的研究。如果将后者看成是自发的、不自觉的《周易》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那么，埃拉诺斯则有其明显的自为、自觉的特征，他们的研究方法将是规范而系统的。在有关具体的方法问题上，究竟他们最终要采取怎样的研究方式，今年的“埃拉诺斯聚会”后应当会变得明确起来。不过，从种种情况来看，其法似乎主要是对《周易》内容逐辞、逐卦进行图像化。对此，首先可以从它的直接研究目的上得到了解。埃拉诺斯负责人理茨玛（R.Ritsema）称，他们的研究旨在“帮助欧洲人更好地学习和理解《周易》”。（注：埃拉诺斯机构负责人理茨玛（R.Ritsema）1998年9月11日传真。）显然，要实现这一目的，要使欧洲人更好地理解它，需要找出中西方共同的语意表达形式。而图像作为一种“世界语言”，是比较行得通的表达方式，从他们研究的内容看也是如此。埃拉诺斯是从直觉方面来研究《周易》的。直觉具有非逻辑同时又有内在整体形象的特征，这就决定了，象征性的方式和形象化的图像较之语言能够相对完整地将《9周易》的直觉内容展现出来；另外，从埃拉诺斯所属的心理学学派看，图像化方法在其创始人荣格那里就已得到了应用。荣格在考察直觉现象时，选择精神病人作为研究试验的对象。他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就是观察分析病人们画的图形或图像，以便了解其中所包含着的他们潜在意识中的基本想法及直觉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注：荣格在为《太乙金华宗旨》英译本写的跋中，谈到图像化方法。并引用了他搜集的10幅图像资料。见The Secret of the Goldern Flower,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1931,p.136;figures btw.pp.136～137.）埃拉诺斯要继承这种图像化的方法，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无疑，埃拉诺斯的图像化研究必将难上加难，必将是十分艰巨的。在讨论有关该计划的细节问题时，笔者曾专门谈到了它的艰难性，例举了几方面的难度。如从《周易》文辞到它直觉图像的还原时的难度，古汉语歧义性带来的难度，还有中西语言转换中语义的非完整性难度，等。然而，或许我们该换一下思考的方式来看待这种特殊的研究法。是否可以这样说：惟其艰难，才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去做，要不得半点急功近利；惟其艰难，研究才显得更有意义。相信艰难过后，将又是一次有益的发现。 (责任编辑：admin) |